金雁/文

“社會主義”的提法和理論并非馬克思所創建，從19世紀20年代圣西門、歐文等人提出“社會主義”并進行“小范圍生態化”試驗以后，人們對它寄予了太多理想主義的想象。社會主義是一個容量很大的概念，世界歷史上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模式和理論，但無疑都是人們對美好社會和公正原則的向往。在為它奮斗的人們心目中，它是勞動者的政權，是各民族人們的樂園，它意味著更大的自由，更廣泛的民主和自治，更公平的分配原則。就像馬克思所說的，在這樣的社會里，沒有“上層”和“下層”之分，沒有上司和下屬之分，在其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294頁）。

一

按照教科書的說法，“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國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革命前的理想主義在革命后很快就發生了執政黨的實用主義蛻變。別爾嘉耶夫曾經深刻地指出這一點。他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提出批評，認為其中有很多烏托邦的東西；另一方面又指出，俄國革命的悲劇絕不能用過于相信烏托邦、過分執著于理想主義來解釋，也不能簡單地歸因于馬克思主義。烏托邦的悲劇與權欲熏心者借烏托邦的外衣來謀私作惡是兩回事，前者只是好事做不成，而后者卻可以做成任何壞事。他說：“從一開始我就察覺到布爾什維克的道德變態”，就察覺到從平民知識分子這一支系傳承下來的所謂“左翼”具有“比40年代的理想主義更多的利己主義”，列寧“共產主義的帝國因素比社會革命因素更強烈”，它是一種“偽共產主義”。

別爾加耶夫這樣說當然并不是要以“真共產主義”自居，他其實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也是否定的。但是他一再強調的是，馬克思與列寧決不是一回事。革命后在“一國社會主義”的招牌下，以清除外患為名的專政大棒落在了本國民眾頭上，步入正常的憲政軌道已經變得遙不可及。這種“強制社會主義”的落腳點是在強制上，而不是在社會主義上。在統治者的根基不穩、保住權力立刻就上升為第一政治動力的情況下，首先被清除的就是那些不通“權變”的理想主義者和烏托邦的虔誠信徒。正如別爾加耶夫所說，“布爾什維克主義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體西方馬克思主義明顯的區分開來”，“被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們原來所說的那個樣子”。這使我們想到我國流行的“兩頭真”之說。當年最真誠的理想主義者革命后（甚至革命中）首先被淘汰，并在煉獄中開始了同樣真誠的反思。而革命后得勢而且越來越得勢的卻是那些毫無道德底線的趨炎附勢者，他們過去不擇手段地謀權，現在則不擇手段地謀利，過去談不上信仰而現在也不知反思為何物。

而革命后的俄國，執政黨把人權、多元文化與黨國體制的生存對立起來，把自由價值當作國家的心腹大患，認為人的自由就會威脅到合法性不足的執政黨，精神層面的“多元”會對政權造成危險。于是就把所有的人當作敵人一樣防范，管理、壓制、鎮壓變成為一種常態，對人實行“管、關、殺”，對言論和出版物則實行“查、封、堵”。1917年10月26日蘇維埃政府上臺第二天宣布廢除死刑，幾個月后（1918年6月）就又恢復死刑，而且“刑外殺人”泛濫得更厲害，其殘暴遠遠超過了舊政權。這時當年馬克思主義追求的那套自由價值、公民權、人的個性的充分發展等等所謂理想主義的東西、包括不久前列寧剛剛在《國家與革命》中所描述的社會主義圖景，都被認為是不現實的烏托邦。布爾什維克在合法性不足的狀態下，變得越來越不擇手段了。

對這一切，列寧其實在掌權前夕的一篇文章 （《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178-182頁）中已有論斷，該文第一次提出黨要改名，不要再叫“社會民主黨多數派”了。列寧尤其強調黨名中不能用“民主”一詞，因為“民主這個詞用于共產黨，已成為遮住人民眼睛的眼罩”，盡管列寧承認“主觀上”“無產階級群眾最忠實地認為社會民主黨人為領袖”，但是“客觀上”我們的革命“是不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約來結束的”。我們現在雖然有時還在講“民主”，可是——列寧直言不諱道：“這種民主已經不成其為民主”?？膳碌氖侨缃褚呀浥俪烧?，“群眾已經習慣了，工人已經‘愛上了’自己的社會民主黨”。請注意，列寧在這整段文章里都沒有提到“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分類，也沒有說他們的民主是假的或虛偽的、我們的民主才是真民主，或者比他們更民主。列寧在這里提到的民主、真正民主和不成其為民主都不帶引號，也沒有限定詞。他只是明白無誤地說：他們（那些“主觀上”真誠的理想主義社會民主黨人）要的是真正民主，而我們要的是“不成其為民主”的某種東西。他們的要求符合無產階級的“主觀”愿望，但我們則掌握了無產階級“客觀”的未來。哪怕無產階級“主觀上”不喜歡這種未來，但他們反正是“被代表”的，他們的“主觀”一錢不值，我們就是可以強奸民意！于是為了打消這種“主觀”，黨名中一定要去掉“民主”一詞。列寧說：民主已經成為我們“‘穿慣了的’、‘可愛的’骯臟襯衫”。“現在已經是丟掉這臟襯衫的時候了”！

過去有人引用列寧的這段話，說列寧是想欺騙無產階級。其實，列寧的意思恰恰相反：過去我們或許是自欺欺人（為了迎合無產階級的“主觀”而穿起民主“臟襯衫”，以至于“穿慣了”，“舍不得脫掉”，把自己也給束縛了），現在我們掌權了，已經可以赤裸裸來橫的，可以撕掉民主“遮眼罩”，脫掉民主“臟襯衫”，用不著欺騙，也不再顧忌什么了。正是從去掉了“民主襯衫”的那一刻起，“理想主義”就快速地走上了變形過程。列寧說：“害怕無產階級專政，迷信民主……就是機會主義”（《列寧選集》第3版，第1卷，478頁）。在內戰中他多次說，“要無情的行動起來，無需考慮民主。”列寧在這里都沒有使用“資產階級民主”的字眼，在他眼里民主就是個壞東西。人們很快就看到，他發動“蘇維埃政權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的斗爭”首先就是沖著工人和農民來的。

二

我們可以把革命前的許諾和革命后的“變形”作一個對比：

許諾與變形之一：“政治自由”的消失。

在對待“友黨”和同盟者的問題上，“政治自由”的消失已經成為殘酷的現實。在俄國政治譜系中，“立憲民主黨”屬于“自由主義左翼”的政黨，無論是十月革命前，還是劇變以后俄國的論著中都沒有把它劃在“右翼政黨”范圍內。高爾基說：“立憲民主黨團結著我國最有文化的人們，團結著腦力勞動的所有領域的最好的勞動者”，“這些人盡管有各種缺點，但卻是羅斯在其漫長而畸形的歷史上創造的最偉大的群體，這些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們國家真正的頭腦和心臟。”革命前列寧提到他們是這樣說的：“立憲民主黨人在這種‘合法’的基礎上反對專制政府表現得比任何人都左。”他們“對革命者保持著友好的中立態度，雖然是間接的、但無疑是有幫助的，在緊要關頭迫使政府對自己采取的高壓政策手段發生了動搖”。自由主義的言行是“準備向官僚專制制度公開挑戰的呼聲”。列寧聲稱，“向新的抗議者——因而也是我們新的同盟者致敬。我們一定要幫助他們”。“我們將盡力使自由派的活動和社會民主黨人的活動能夠互為補充，……這種互相幫助只應該寬大和加強”。列寧承認就其追求的理念來說，當時的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也有很多的“重合之處”。普列漢諾夫說：“自由的事業同社會主義事業緊密聯系著”。

在自由主義政黨建立以前，社會民主黨大力倡導和推動自由主義建立自己的政黨組織，在社會民主黨的《星火報》上刊登自由主義的文章，并幫助自由主義創辦《解放》雜志。1903年列寧與米留可夫在倫敦會面協商合作事宜，立憲民主黨成立后，十分注意吸取和學習社會民主黨的經驗，1907年米留可夫化名亞歷山德羅夫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二月革命以后，立憲民主黨的機關報《語言報》對列寧回國表示了極大的歡迎，在他們看來，盡管與列寧在革命問題上有分歧，但是在他們反對沙皇專制的斗爭中列寧無疑是盟友?！墩Z言報》評論說：“這樣一位公認的社會主義政黨的領袖現在應當活躍在斗爭舞臺上，不管對他的觀點持何種看法，對他返回俄國還是應表示歡迎的”，“拒絕這樣一位著名的社會主義領袖回國是不明智的”。

然而列寧一掌權，1917年11月26日，在第二次農民代表蘇維埃大會上，就是否鎮壓立憲民主黨問題，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列寧首先提出清除立憲民主黨，宣布立憲民主黨為不受法律保護的政黨，是“人民公敵的政黨”，必須挖掉這個“資產階級的毒瘤”，社會革命黨對此進行了抗議，最后導致會議分裂，雙方不歡而散。已經執掌權力的布爾什維克決定拋開“礙手礙腳”的“假革命派”自己單獨采取行動。1917年11月28日，托洛茨基就宣布立憲民主黨“為非法”的，“立即逮捕立憲民主黨的成員并送交革命法庭審判”。他說這個黨的中央委員會是白衛軍的政治總部，應該把立憲民主黨人排除在將要召開的立憲會議之外。他說：“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并不過分的開端，我們逮捕了立憲民主黨的頭頭，并命令監視他們在外省的追隨者。”

其實，關于清算“資產階級政黨”的主張在布黨內起初還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布哈林就認為把“非無產階級黨派”存在的合法性問題應該推遲到立憲會議召開以后再解決，他以英法歷史的先例，建議應在立憲會議中討論這個議題，盧那察爾斯基主張重新選舉立憲會議代表。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多數人堅持立即執行取締方案。在立憲會議召開前夕，鎮壓行動已經開始，立憲民主黨全體代表的當選證被取消，兩名代表立憲民主黨的代表科科什金、盛加廖夫被槍殺在醫院里并有部分代表被逮捕，迫使64名立憲民主黨的議員不敢出席立憲會議。于是這個曾經與社會主義政黨有共同底線、曾經采取了“分開走，一起打”的自由主義左派被第一個趕下了俄國的政治舞臺。“十月革命”以前，布爾什維克黨的文件中從來沒有出現“一黨制”的提法。當時人們普遍認為“資產階級民主”或許會（通過財產資格制等）排斥無產階級，但“無產階級民主”是更“徹底”的民主，它是不會排斥“資產階級民主派”（即立憲民主黨）的。就算是要排斥他們，要搞“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這社會主義者也不止一黨，起碼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都算。而就算是只承認社會民主工黨“一黨”，當時這個黨也是包括“多數派”（即俄語布爾什維克）和“少數派”（孟什維克）在內的。列寧也承認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是“一個政黨中的兩個派別”，普通黨員、更不用說廣大群眾“認識到布爾什維克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和社會文化現象實際上只是在到1917年10月以后的事了”。在二月革命以后，“由于革命欣快癥的作用，把社會主義陣營中一切力量都聯合起來的主張得到廣泛的認同。”兩派基層組織甚至自行合并與聯合辦公。

而這時尚未掌權的列寧，也仍然認為“在自由的國家里，管理人民是通過政黨的公開斗爭以及他們之間的自由協議來進行的”。列寧說：“沒有各種傾向之間的公開斗爭，不向群眾介紹黨的哪些活動家、黨的哪些組織正在采取哪種路線，那是不可能有群眾性的政黨的”。他說：“在我國，不同的政黨相繼掌過權”，但政權交替時都會產生“相當猛烈的”震蕩。“然而如果有罷免權的話，只要一次投票就可以了”；“罷免權”就是“真正的監督權”。列寧講的“公開性”要比戈爾巴喬夫早了80年，他的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詳的口號是“多一點光，要讓黨員知道一切”。列寧曾經說，“如果把社會民主黨綱領中的結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發瘋！”

而十月革命后，列寧考慮任何問題的出發點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是否有利于他領導的那個政黨掌握政權。他說這種特殊的國家制度，“就是對某一階級有組織地使用暴力的制度”。列寧其實從來不信任任何友黨和同盟者，與任何黨派結盟都是出自不得已的情況下，他拒絕與任何人共同執掌政權，分享權力。國內戰爭的最嚴酷狀態剛剛度過，列寧就決定對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大開殺戒。1921年3月份開始大規模鎮壓。4月列寧在論《糧食稅》一文中說：“我們則要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論他們是公開的或假扮成‘非黨人員’的，統統關進監獄。”當時布哈林有一句名言：“我們也許有兩黨制，但兩黨中一個當權，另一個入獄”。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創始人之一、老牌革命家斯皮里多諾娃1918年在獄中寫道：登上權力寶座的布爾什維克立刻翻臉不認人，“革命的最后一絲靈魂消失”了。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提交給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關于黨的鞏固和新任務》的提綱中指出：“黨不得不剝奪”一切敵視蘇維埃政權的政治集團的“自由”，“俄國共產黨”是國內唯一合法的政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會議的決議提出了“在較短的時期內徹底消滅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這些政治力量”的任務。這一任務在保衛局的執行下順利完成。一年以后，由于部分孟什維克的絕食，政府允許十名主要領導人移居國外。國內成為布爾什維克的一統天下了。

很快，“剝奪自由”的行動從黨外延伸到黨內。有趣的是，最先感到壓力的還不是黨內的“自由化”人士，而是主張“工人管理”的黨內極左派“工人反對派”。1922年，“工人反對派”向共產國際提交了“22人聲明”，聲明中說，現在工人階級的政黨已經被冒用工人名義的人把持，他們“反對一切敢于堅持自己見解的人，特別是無產者，正在采用各種各樣的鎮壓手段來反對在黨內說出自己見解的人”。

布爾什維克在列寧的直接領導下，建起一支比沙皇臭名昭著的“第三廳”權力大得多的政治警察隊伍，其職責就是鎮壓政治反對派和社會反抗行為。1917年12月7日，人民委員會通過決議，“在人民委員會之下，設立一個由捷爾任斯基領導的新機構——‘同反革命分子和暗中對抗分子作斗爭的全俄特別委員會’，取代原來的、已被廢黜的革命軍事委員會”。這個機構權大無比，可以“沒收財產、迫遷、剝奪各種票證、公布人民的敵人名單”。1918年3月，省、州、縣各級都相應建立了“特別委員會”，到1918年上半年已有40個省365個縣的特別委員會在運轉，他們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到逮捕、搜查、征用、充公等各項權力，而且斗爭的目標已經從資產階級轉向工人群眾。1918年底，為地方特別委員會制度的細則中規定：“特別委員會作為革命危機時刻的斗爭機關，擔負著在必要時刻取締或中止行政管理程序中非司法程序的罰款、流放、槍斃等非法處罰行為”。但列寧堅決不同意司法人民委員會和內務人民委員會具有“干涉捷爾任斯基委員會”事務的權力，捷爾任斯基委員會只能向這些機構通報一些“有著極高政治意義的逮捕事件”，而具體工作捷爾任斯基只能向列寧本人負責。

1922年5月，列寧在給司法人民委員德·伊·庫爾斯基的一封信中說：“依我看，應把槍決（也可代之以驅逐出境）的使用范圍擴大到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之類的一切活動，找出適當的措辭，把這些行為同國際資產階級及其同我們的斗爭聯系起來。”針對當時正在起草的刑法，列寧寫道：“法院不應該取消恐怖手段，答應這樣做是自欺欺人，應該原則地、明確地、不掩飾又不夸張地說明恐怖手段的理由，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據，表述應盡量廣泛，因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識和革命的良心才能提出實際上較為廣泛地使用這種手段的條件”。1922年1月31日，列寧在給契卡副主席的信中要求“強調（并盡快）對孟什維克的鎮壓”。列寧在黨的十一大上說，“凡是公開宣傳孟什維克者，我們的革命法庭應一律予以槍決”。7月，列寧給斯大林寫信交待驅趕非布爾什維克政黨活動家的問題，并直接點了一批應該“堅決除掉”和“統統趕出俄國”的人的名單。據不完全統計，契卡至少處死了20萬人。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