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秦暉/文 最近，一些地方的政府提出了“農民應該上樓”的主張，把組織農民大規模搬遷，騰出宅基地，住到公寓樓里，作為“新農村建設”的方向大力推廣。這種做法引起了議論。于是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農民該不該上樓？”

農民該不該上樓？如果這是某一農民家庭討論的問題，那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甚至作為這家人的私人朋友我也還可能就這個問題，根據我所知的利弊向他們提點建議。

但是由政府部門提出這樣的問題，并且似乎是要把它的答案作為以國家權力來推動的一項“公共政策”，說實話，我覺得有點匪夷所思。如果“農民該不該上樓”應該由政府來決定，那么農民種什么、種多少、怎么種、種了賣給誰是不是也要由政府來決定？“衣食住行”是生活幾大要素，如果怎么“住”要由政府決定，那么政府又是否要決定農民應該吃什么、穿什么，怎么走路，乃至討什么樣的老婆，嫁什么樣的丈夫？

實際上，整個農村改革的過程，就是從由官家決定農民“該不該”如何，到農民可以自主決定“該不該”如何的過程。而幾十年來“三農”的一切進步，也并不是體現為過去政府認為農民“該”這樣而今天又認為農民“該”那樣，而是體現為農民有了“該不該”如何的自主性。

當然，由農民自己做決定并不意味著政府無事可做。政府作為“公仆”，有責任為“主人”提供其所要求的服務。我國很多地方的農村過去“公共服務欠賬”甚多，因此擴大公共服務的覆蓋面、增加服務內容，乃至逐步實現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都是必需的事。但是既然是政府為農民服務，并非農民為政府服務，居于主動、提出要求的自然應該是農民方面。這本來應該是常識，也是一般發達國家公共福利制度的基本規則?？墒窃谖覀冞@個習慣于說官員“為人民服務”、做的卻是老百姓為官員服務的體制下要實行這個常識卻非常不易。好在這些年來常識還是在逐漸蘇醒，例如過去我們習慣于到處抓捕“盲流”，孫志剛事件后就有了改變。有些地方的說法是“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意思是流浪漢如果要求救濟收容，政府不能拒之門外，但是他們如果想離開，政府無權扣住他們。從政府對他們行使“強制收容”權力，到他們享有要求救助的權利，政府有責任應他們的要求提供幫助——這就是“公共服務”的本義了。

對過去通常視為負面的流浪漢尚且需要尊重他們的權利，對于普通農民住什么地方，難道可以反而不尊重他們的權利，甚至濫用官員對他們的權力嗎？對流浪漢可以實行“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農民住房為什么就不可以“想上樓就上，不想上就不上”？正常情況恐怕應該是：政府無權要求農民“該不該上樓”，但農民如果希望改善居住條件（無論是上樓還是下樓），可以反過來問責政府“該不該”提供某種服務。

其實農民想不想上樓肯定不會有一致的答案。有的農民想上樓，有的農民不想，蘿卜白菜，各有所愛，有什么必要由政府來一刀切？這些年來農民自己蓋了大量的自住乃至出租的樓房，但政府一直貶為“小產權房”而極力要取締?，F在很多地方政府為了“賣地財政”的需要或為了大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又打農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主意，“逼”農民上樓給政府騰地。如果“農民該不該上樓”的討論是為了這個，那就太可悲了。

我認為一般情況下“農民該不該上樓”是農民自己的事，農民如果希望上樓，政府可以提供相關的服務。農民如果不希望而政府要趕他們上樓，那就只有在極特殊的情況下，即為了重大公共利益需要約束公民權利尤其是財產權利的情況下，在嚴格的民主法治條件下（公共利益的認定、自愿交易的嘗試、替代方案的考慮、獨立的價格評估和不低于市場標準的補償等各個環節都要有所規定）才能考慮。

當然，土地商業化開發收益即所謂“級差地租”的分配問題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是即使我們認為“級差地租”不應該全歸農民，在自愿交易的情況下也可以通過土地增值稅的方式來進行調整，這比直接對農民進行強制剝奪要好得多。

（作者為清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