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文

“左右為難”的歐洲

自2008年以來從美國開始出現、而在歐洲更持續地發作的經濟危機，在經歷了種種救助方案的努力后，因為2012年的一系列選舉似乎變得更加風險莫測了。

此前的一系列救助措施都是以緊縮財政、削減赤字、收縮福利、緩解債務危機為中心，但是今年歐洲各國的幾次選舉，基本都是主張繼續“削赤減債”的原執政者敗選，而主張改變緊縮政策的左翼黨派獲勝。法國的奧朗德取代薩科奇后，已經放風要改變緊縮政策，以放松銀根來刺激經濟增長。希臘大選后原來贊成緊縮并且對歐元區和國際救助方做過重要承諾的幾個主要政黨都敗選，而反對緊縮、主張推翻承諾的左翼聯盟力量上升，但卻仍然不足以當選，致使希臘出現政府危機，不得不重新大選，原先承諾的前景變得更加不確定。希臘因“不負責任地吃垮歐洲”而被趕出歐元區的危險也大為增加。

盡管希臘人既不愿緊縮和兌現承諾。更不愿退出歐元區失去這顆遮陰的大樹而被“危機的烈日烤干”，在要么忍受緊縮、要么被迫“退歐”的兩難下，民調和選情也在搖擺不定，即將舉行的重新大選結果也變得撲朔迷離。但是，即便主張緊縮的黨派能夠保住執政地位，也必然是贏得十分勉強，必須向反緊縮的民意做出妥協。更何況即便不做妥協仍然堅持原有政策，由于此次政情反復也必然會影響希臘原來已經非常糟糕的信用，從而增加借債成本和走出危機的代價。相反，即便反對緊縮的力量能夠上臺，他們又如何應付“退歐”的前景呢？

而反對繼續緊縮的民意也不止體現于法國和希臘。在同樣深陷債務泥潭的意大利、葡萄牙等地中海國家，本來主流的左右翼政黨在緊縮問題上持有脆弱但基本的共識，但他們現在也面臨嚴重的壓力，未來的大選可能會重演法國、希臘的故事。而在歐元區反危機的主要動力源、歐盟和歐元區的“法德軸心”，原本法德兩國右翼政府達成的以“削赤減債”反危機的共識，在法國左翼政府上臺后也出現變數，而德國的默克爾政府本身日子也不好過，不久前在德國人口最多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選舉中大敗。盡管這個傳統制造業衰落中的“夕陽州”歷來比較“左”，右派敗選并不意外，可是丟票的幅度之大還是很驚人，失去這個大票倉后，在下次大選中德國發生左右易位的可能性也明顯提高了。

這一切都表明了民主制度下的歐洲民眾對緊縮政策的不滿。顯然，改變此前的“削赤減債”戰略，會給此前的反危機努力成效蒙上陰影。但是筆者在這里并不想站在只站在“右派”立場上去看問題。拋開“自由放任”和“福利國家”、自由競爭與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這兩種傳統的“左右”主張在其他方面的利弊和整體上的是非不談，僅就西方、尤其是歐洲目前具體的“主權債務危機”而言，解決的思路在邏輯上的確也有兩條：一條是緊縮開支，減少消費，盡量少借些錢；另一條則是用擴大開支來刺激增長，盡管錢不會少借，但可以指望經濟增長會增加償還能力。這兩條思路基本就是如今“右派”與“左派”分別提倡的。

然而這兩條路要走得通，都需要一些其他條件，而在不同的國家這方面的情況很不一樣，例如，今天希臘與法國的“左擺”其實有不同層次的訴求：面臨破產的希臘人要求增加政府開支其實只是想緩解燃眉之急，挽救他們享受多年而如今正在崩潰的福利體制，希臘人還不怎么顧得上考慮促進經濟增長。而情況并沒有那么糟的法國，奧朗德政府的口氣似乎并非只顧眼前，他表達的雄心壯志是想通過重拾凱恩斯主義這一招提振法國經濟，喚醒“高盧雄獅”，重溫大國宏圖。但問題在于，如今的西方不像投資過旺而消費不足的中國邏輯上需要通過刺激消費來促增長，西方的問題是相反的，即消費多生產少，通過擴大開支的凱恩斯思路來提振經濟，是必須以增加投資、而不是增加消費為主要途徑的。但是左派想避免削減福利，就必須增加稅收，主要是增加“削富濟貧”的稅收，而這樣的增稅恰恰會抑制投資、不利于經濟增長的。特別是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轉移本來就難以控制，增稅太多不僅難以刺激投資者增加新的投資，還可能把已有的投資都趕跑了，這怎么能達到刺激經濟的目的？而如果不增稅，放松緊縮擴大開支的結果不是會把債務窟窿弄得更大嗎？搞得不好，資本跑掉債務增加，到頭來法國自己都難免會“地中?；?rdquo;甚至“希臘化”，更何談去挽救希臘？

那么，是不是維持原有的“右派”緊縮政策就是反危機的不二法門？的確，就事論事而言，如果原來已經在執行緊縮的綱領，在還沒有顯示效果時又僅僅由于政治原因改弦易轍，政策沒有適當的連續性，無論左還是右的做法都不會成功。從這一點講如今他們的“猛回頭”對反危機并不是好事。但是，這當然并不意味著右派的政策就沒有問題。事實上在民主政治下，緊縮開支的政策要犧牲民眾的基本福利那是非常困難的。筆者去年秋冬之際在法德待了一個多月，親眼看到他們的政府為了節省開支已經顧不得面子，除了協和廣場還有噴泉、埃菲爾鐵塔還有景觀燈外，從凡爾賽、凱旋門到盧浮宮，巴黎幾乎所有的噴泉都不噴水，所有的景觀燈都不亮，說是政府沒錢了。但是老百姓的福利是動不得的，省錢的第一步就得不顧面子了，這與像朝鮮那樣的國家老百姓可以餓死，但國家擺譜的花銷絕不能少，是截然相反的。

不過省下這點面子錢對于龐大的赤字窟窿當然管不了什么，政府不過是向民眾表明他們盡力了，希望民眾也配合而已。像法國那樣還過得下去的國家，高福利制度是很難有實質性改變的。盡管薩科奇當年就是以治療“高福利病”為號召，贏得了痛感積弊的法國人的選票，但是真的要動福利，法國人也很難接受。這就像當年的撒切爾夫人，她也是以批評“福利國家”而當選的，認為“公共開支是目前英國經濟困難的核心”，但是經過7年“撒切爾革命”后，1985-1986年度英國的社會保障開支反而比1979-1980年增長了31.1%。以至于1987年大選時保守黨人抱怨道：盡管誰都知道“舊有的集體主義福利國家水準低下，而且其影響足以毀滅財富的創造”，但在8年改革后這一體制“卻仍然令人沮喪地完好無損”。“盡管保守黨人連續獲得選舉勝利，他們卻贏不了這場戰爭（按：指撒切爾夫人宣稱的向高福利宣戰）”。今天的薩科奇其實正是重演了撒切爾夫人當年的故事。

但是，“右派”當然也不是無所作為，為了抵制“大政府”他們可以減稅，至少是阻止增稅，這倒是老百姓歡迎的。在財政赤字已經很高的情況下絕對減稅當然也不容易，但是相對減稅即阻止賦稅進一步升高是可以做到的。而這也正是右派最招人喜歡的一點。這次薩科奇與奧朗德對決時，奧朗德要增稅而薩科奇反對仍然是后者可用的一招。在通常情況下老百姓是歡迎減稅的，正如他們歡迎增福利。不僅給窮人（他們通常根本就免稅）和普通民眾減稅受歡迎，就是給企業甚至大企業減稅也是人們歡迎的——我們不要以為“階級矛盾”就會使多數人贊成無限制的“劫富濟貧”，民主國家的多數人一般都明白稅收過高會壓抑投資，妨礙就業，對自己并無好處。如果減稅不導致降低福利又可以增加就業，他們何樂不為？但是薩科奇又要減福利，他們就不干了。權衡利弊，他們這次就選了奧朗德。但是他們是要奧朗德保福利，并不是歡迎增稅本身。而增稅導致的痛苦感又會成為右派下次卷土重來的基礎，特別是在增稅影響投資和就業、而福利又不能解決問題（幾乎可以如此預言奧朗德政策的未來）的情況下?？梢钥隙?，未來右派在競選時，減稅仍然會是一張大牌。然而，減稅容易減福利難，也仍然會是從撒切爾夫人到薩科奇的政策走不下去的一大原因。

“反向的尺蠖效應”仍在繼續

筆者在幾年前危機發生之初就指出：盡管“自由放任”與“福利國家”都各有利弊，但僅就債務而言，理論上無論是右派主張的“低稅收低福利”還是左派主張的“高稅收高福利”都可以在財政均衡條件下運作，至少不至于無限遠離均衡、導致債務爆炸。但是民主制下有一種“反向的尺蠖效應”，即左派右派要得勢，都得討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對左、右的主張都只喜歡一半，所以左派上臺增福利容易，增稅難；右派上臺減稅容易，減福利難；這就導致憲政制度的基本目的即我以前稱之的“天平效應”受到破壞。如此往復循環，債務窟窿就難免越來越大，終于導致塌陷的大禍。

換言之，盡管理論上我們可以指出左右派的主張各有什么毛病，但有毛病和不能繼續運轉是兩回事，現在這些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搞到難乎為繼的程度，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各自的主張本身造成的，而是這兩種主張在兩派都要討好老百姓的情況下都“只能實行一半”的結果。而“兩派都要討好老百姓”恰恰又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也可以說，這樣的危機實際上就是民主制度的危機。

但是民主制度如果一直就這樣搞，它還能走到今天？民主國家過去的輝煌成就又怎么能取得呢？我曾指出：在沒有今天那種全球化局面以前，一國經濟中“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游戲是玩不了幾天的，而老百姓不是圣賢，但也不是撞死南墻不回頭的傻瓜，他們感到出了問題就會改變。事實上，民主國家歷史上民眾接受增稅與接受減福利的例子都很多。甚至我以后還要提到，在一些東歐國家恰恰是民主化使得民眾愿意減福利的。直到今天，在我們國內“主旋律”大力挖掘東歐（現在應該叫“新歐洲”）國家受到危機打擊的“慘狀”以證明他們當初就不該“劇變”的宣傳下，如果我們觀察事實，就會看到在如今的歐元區內，“新歐洲”抗擊危機的能力總的來看好于老歐洲。在“債務危機”中相對表現最好的歐元區國家大部分是“新歐洲”國家——歐元區負債率在《馬約》紅線以下的五國中有三國屬于新歐洲，而他們也是負債率最低的四國中之三國。

其實，民主制度下發達國家負債率無限提高，是國際經濟一體化（包括全球化與“全歐化”）但憲政民主的治理機制卻限于主權國家的結果。因為經濟一體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國際透支機制，同時又吸納了許多樂于被透支的國家，尤其是那些與民主國家相反、左右派都要討好皇上而無需討好老百姓的“低人權優勢”國家。于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游戲就可以玩得空前的久，以至于一些國家的民眾失去了糾錯的能力，等到債務窟窿捂蓋不住而終于塌陷，那糾錯成本就太高了。希臘“入歐”后鉆“貨幣全歐化，財政國家化”的空子透支歐洲，美國在全球化中利用美元透支國際市場，尤其是透支中國這樣的“低人權國家”，都是這樣發生的。

這次“歐債危機”就是這樣積弊而成的。我曾指出：今天歐洲面臨著“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嚴峻選擇，如果不強化歐洲的政治一體化（首先是財政的一體化），貨幣一體化就保不住。而近期的歐洲選舉表明，“逆水”中的歐洲“進”則舉步維艱，“退”則后果嚴重。這一次的左右輪替，其實僅就“左”“右”本身的理念而言意義并不大，歐洲民主制度下左右輪替的“政治鐘擺”已經不知多少次了，這一次也不會是“誰戰勝誰”。但是正常狀態下應當是“天平效應”下的擺動，在單純經濟全球化時代卻越來越變成了“反向尺蠖效應”下的擺動，今后的左右輪替能否恢復天平效應的常態（即財政相對平衡前提下“高稅收高福利”與“低稅收低福利”的輪回），或者是仍然在“反向尺蠖效應”下積累舊弊（左派能增福利難增稅，右派難減福利易減稅，導致財政越來越失衡），才是問題的關鍵。因此，筆者不太關心此次上臺的是左派還是右派，而是關心這種輪替的內在機制。遺憾的是，看起來不太樂觀。

“中國富豪一心攀比西方富豪，西方勞工被迫模仿中國勞工”

除了財政－債務方面的“反向尺蠖效應”外，深入分析還會發現，不同政治體制和人權標準的國家之間，經濟一體化還會帶來更為深刻的社會影響。

我們知道，理論上一體化經濟中資本與商品的梯度流動（資本流向不發達地區，生產出廉價商品流向發達地區）應該是有益無害的。但是在體制不同而人的流動性比資本與商品流動性小得多的情況下，這種流動會帶來國別差距縮小而一國內差距擴大的結果。后者主要是對資本流出、商品流入的發達國家而言。我們知道，發達民主國家一百多年來的發展不但在經濟總量、而且在經濟平等方面進步巨大。勞資生活差異和貧富差距在縮小，基尼系數、主要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數在降低。對于這些成就，左派總是強調民眾運動、工農組織、民主壓力和再分配的效果，而右派總是強調自由經濟中要素稀缺格局發生變化的效果，即市場經濟中的要素契約中總是稀缺要素持有者占據談判優勢，資本主義初期資本稀缺，勞動相對過剩，因此資本的談判實力遠超勞動，導致兩者差異巨大。后來資本積累到越來越過剩，勞動變得相對稀缺了，勞動的談判實力就上升，兩者的談判地位就趨于相當了。筆者認為，這兩種解釋并不是截然互斥的。一百多年來發達民主國家社會平等尤其是勞資關系的進步，其實是民眾、勞工維權運動壓力和資本積累導致的要素稀缺格局變化的綜合結果。

但是單純經濟全球化、尤其是冷戰結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發達國家的資本出路，面對工會和民主國家再分配的壓力，資本學會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權”國家。資本外流后加劇了本國勞動的相對過剩，廉價商品輸入又替代了本國的產業，勞工討價還價的實力大減，工會雄風不再，福利體制陷入危機，所以西方左派對全球化很反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實際上，資本流出后在“低人權國家”搞血汗工廠可以增加盈利，但本國勞工就業機會損失卻降低了收入，這就導致即便全球化也給發達國家帶來經濟增長，但收入分配的平等化趨勢卻明顯逆轉。發達國家的勞工發現他們如果不向“低人權國家”的血汗勞工看齊，就“喪失了競爭力”。然而另一方面，低人權國家的強勢者卻通過這種全球化中與國際資本的結合，其收入也向發達國家的富人看齊（甚至由于權錢結合更方便可以比西方富人還富）。這種“中國富豪一心攀比西方富豪，西方勞工被迫模仿中國勞工”的趨勢在兩邊都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因此，盡管所謂西方“資產階級專政”之說莫名其妙，這幾十年來西方弱勢階層的民主權利其實有增無減，強勢者要對他們實行“專政”其實越來越困難（至少比“低人權國家”要困難得多）。但是這蓋不住因全球化帶來的他們經濟談判實力的下降。

而更為深層的矛盾在于：就業機會的減少、初始分配差異的擴大更進一步加深了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的需求，但與此同時，全球化中的資本外流又導致稅基萎縮，國家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務的能力降低。尤其是在“避免雙重征稅”制度下，資本流出后就不再對本國福利承擔義務，這就造成了福利需求和福利提供能力的反差越來越大，而這個反差也只能靠全球化中的透支功能來彌補。發達國家的透支越來越厲害也就難以避免了。

就福利制度本身來講，的確也容易形成依賴：越是在高福利體制下，依賴福利而不努力尋求就業的“自愿失業”現象越突出，因此在其他條件相仿時，這些國家往往會有更高的失業率。而就業率低導致初始分配差異更大，就更依賴再分配來維持社會平等。歐洲的高福利國家社會高度平等，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數普遍低于美國（更不用說低于低人權國家），這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大亮點。但是人們往往忽視了許多這類國家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數要高于美國，不搞高福利也確實不行。這一問題加上發達國家的人口老化等因素，福利國家本來就存在著很多問題，而全球化條件下“反向的尺蠖效應”使這些問題更加激化了。

中國應該反全球化嗎？

“中國富豪一心攀比西方富豪，西方勞工被迫模仿中國勞工”自然在中國也引起了嚴重的不滿。于是“反全球化”思潮也傳入了我國，尤其是力主反全球化的西方左派在我們這里的一些“左派”朋友那里很容易找到知音。

但這當然是大錯特錯。我曾經提出西方現在對中國最大的問題并不是所謂“經濟殖民”更非“文化殖民”，而是“問題殖民”，即讓中國人把他們的問題當成自己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左右兩邊都存在。例如一些“右派”朋友喜歡跟著西方右派反福利，一些“左派”朋友喜歡跟著西方左派反自由。但在一個“福利自由雙低”的國度，這樣做對他們各自的理念而言實在是南轅北轍。

而就全球化而言也是如此，前面說過西方的左派“反全球化”是合乎邏輯的。因為資本流出、商品流入確實是降低了他們勞工的談判地位。但是，對于資本流入、商品流出的中國來說，其邏輯導向本來應該完全相反：如果純就經濟因果而言，這樣的流動應該在中國導致資本趨于相對過剩，勞動趨于相對稀缺，這本來應該是有利于中國勞動者的。

換句話說，在中國，經濟全球化本來應該造成一個“中國勞工趨同西方勞工”的走向，而不是僅僅有“西方勞工被迫模仿中國勞工”。應該說這一走向也不是完全不存在。這些年來我國勞工無論是工資還是福利都有不少進步。有人認為這應該感謝政府，可是我認為最近廣東的汪洋書記講的對：“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如果要從機制上講，這種變化與上面講的全球化中“要素稀缺格局的變化”（這種變化在中國與西方是反向的）倒是有明顯的因果關系。

問題在于這一走向還遠遠不夠。而另一方面“中國富豪攀比西方富豪”的走向卻比邏輯上應有的更加凸顯（主要指有權力靠山的富豪）。這就要歸因于政治體制了。這種體制人為壓制了勞工和其他弱勢者的市場談判權利。

中國給外資“超國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結壓制勞工，甚至外商愿意讓步而官員仍要鎮壓，那是不民主的結果，是“低人權”的問題，與資本流入與否無關。今天中國固然有官府與外資官商勾結壓制勞工之弊，但與內資的官商勾結（如曾引起關注的“官煤勾結”）壓制勞工之弊難道不是更嚴重嗎？關鍵的問題在于：發達民主國家支撐福利制度的兩大因素在中國都“缺位”：本來專制體制下勞工的談判能力就被人為壓制，如果在市場邏輯中資本相對過剩，勞工的處境還好些——外資的進入就有這種功能，更何況不少入華歐美企業本身相對尊重勞工權利的“社會主義習慣”也發生著影響。如果對外資關閉國門，或者人家對我們的商品關閉國門，那我國的資本將更稀缺，勞動相對地就更過剩，勞工就更無法討價還價了。所以中國的“左派”也跟著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實在是不明事理。在勞工權利與現代工會運動已經高度發達的西方，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左派拒斥“純經濟全球化”以維護本國勞工的談判地位，是理所當然的。但在勞工尚無結社自由、而全球化導致的要素稀缺格局變化卻有利于勞工的中國，如果也有真正的左派，他們應該做的是當然不是拒斥全球化，而是努力把全球化從純經濟層面推向全方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與民主化，為勞工爭取政治權利，使全球化提高中國勞工談判地位的效果能夠充分體現，防止這種效果被“專政”所人為壓制。

對于“右派”而言也是如此。中國一些“右派”跟著西方右派一起反福利國家也是沒有道理的。我過去曾論證，福利制度在西方是“高低”問題，在中國卻是“正負”問題。在以往一直通行“負福利”的中國，民主福利國家是有待建立的問題，在西方則是建立了卻面臨危機、難乎為繼的問題。全球化無疑加深了福利國家的危機。但并不是一切“全球化”都有同樣影響。一般地講，經濟意義上的全球化，邏輯上必然意味著勞動密集型產業從高工資國家向低工資國家轉移，這對任何體制下的資本輸出國，無論是福利國家還是自由市場國家都會帶來產業結構轉型的沖擊（當然也是機遇），并非只有福利國家才會碰到這種問題。如前所述，東歐、印度的全球化就沒有對福利國家體制造成特別的沖擊。只有資本從“高人權”國家向“低人權”國家的轉移（以及性質類似的、由“低人權優勢”生產的商品對高人權地區的大量輸出），才是對民主福利體制的特殊打擊。

問題恰恰在于：如今的全球化并不是全方位的，第一它只是市場的全球化，而人權（如勞工權益）并未全球化。第二即便在市場層次上，也只是部分要素、主要是商品和資本流通的全球化，而信息傳播的全球化就很不足，勞動與土地的全球市場更談不上。而沒有全要素的市場，部分要素的流通就會存在扭曲。例如資本如今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投資機會以謀求最大回報，而勞工則不可能擺脫國界的約束在全球打工并尋求高回報，這意味著全球化給資本與勞動提供的機會極不平等，即使僅從市場經濟角度看，這樣的全球化也有極大缺陷。十多年前我曾討論過這一點。后來一些左派朋友更提出：西方不對我們開放移民，我們就不對他們開放投資。其實不要說開放移民近乎廢除國界，如今根本做不到，就是真做到了，在如今條件下那些不僅低工資而且低人權地區的移民大量涌入，馬上會沖垮流入地的社會主義即福利制度（倒是資本家看到這么多廉價苦力涌入，肯定偷著樂），這與“左派”的愿望恰恰相反——其實他們也就是以此抵制商品與資本的全球化，并非真想推進勞動全球化。

事實上，即便遷徙自由如美國國內，一些高福利城市（無論是藍領“社會主義城市”如弗林特，還是白領“社會主義城市”如圣莫尼卡）也有某種形式的遷入限制。我國過去那些還有點福利的城市與幾乎無福利的鄉村間那種森嚴的身份壁壘，更是眾所周知。而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國界實現了人員、勞務自由流動的地方，例如加入了申根協定的歐盟各國，則首先都各自實現了大致一致的人權標準，包括勞工權益標準。盡管這些國家仍有窮富之別，工資標準并不一致，但申根協定并未導致各國福利制度的崩潰。這一點頗耐人尋味。           

人權標準相當，并不等于工資標準一致，前者意味著人們有討價還價的同等權利（包括集體談判，也包括被治者與治者關于委托－代理、稅收－福利、權力－責任等方面的約定權），而后者意味著規定同樣的價碼。市場經濟與后者相沖突——既是市場價格就不可能統一劃死，但與前者相容——市場就是討價還價之場嘛。

人權標準相當也不等于廢除國界和移民自由。沒有加入申根協定的英國與申根國家之間人權標準幾乎一致，但國界還是很嚴格。當然兩者也有聯系：人權標準相當，是淡化國界、實現移民自由的必要條件，但決不是充分條件。人權標準不同就不可能有申根協定，但人權標準相當的國家基于種種現實利益的考慮，未必就會締結與加入這種協定?？梢哉f前者較易，而后者很難，連前者都不做，是沒有資格奢談后者的。

總之，只有片面的“市場全球化”（其實是商品、資本全球化）而沒有人權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的確嚴重地打擊了社會主義。而重樹鐵幕、連這種片面全球化也取消（且不說這可不可能）雖然也許有助于緩解發達國家社會主義的危機，卻完全無助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只會惡化中國勞動者的處境。而消除國界、實現人員與勞務的全球化，不要說完全不現實，即便可能，如果沒有人權基礎也會首先搞垮社會主義。

而在市場全球化的同時推進人權的全球化，接受國際公認的現代人權標準，包括公民權與勞工權利標準，則是使全球化有利于、至少無害于社會主義的唯一可能：

這種“雙重全球化”第一與市場全球化相容，不需要徒勞無益地抵制全球化；放棄了“低人權優勢”的中國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低成本優勢，仍能在全球化格局下保持至少不亞于印度的競爭力。

第二它在維持經濟全球化的產業結構調整與梯次發展效應的同時，能促進制度的改進，至少能夠避免“劣幣驅逐良幣”、在競爭壓力下大家都不得不向“低人權”制度看齊的弊端。

第三它不僅對西方社會主義的沖擊最小，而且有助于在中國建立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像如今那樣：在西方搞垮福利制度，在中國遍布“血汗工廠”。

第四它并不要求淡化國界，不會嚴重沖擊現存民族國家體制，因而比較現實可行；但同時它又為將來條件成熟時克服民族國家體制的弊病、實現歐盟式的超國家治理提供了必要條件，直至為走向全球民主與“英特納雄耐爾”提供發展余地。

憲政民主如何應對“全球化”挑戰

而就西方而言出路何在呢？

西方的出路當然只能他們自己找。不過，在單純“經濟全球化”導致“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這種大格局沒有根本變化之前，問題很難得到實質性解決。但是要談到局部的改革的話，我認為起碼有兩個選擇是可以考慮、而現在他們似乎考慮不夠的。當然是否如此認為，還得看他們的態度。

這第一招是在“群己權界”的調整中適當收縮“群界”，不必去反對福利國家，但完全可以限制議會的權力，即立法禁止議會通過財政赤字與公共債務“超標”（例如可以參考《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歐洲標準”：財政赤字不超過GDP的3%、公共債務不超過GDP的60%）的不合理預算。換言之，民眾通過“代議士”當家作主，但主人也必須負責任，想要高福利就必須接受高稅收，不能“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適當限制議會權力本是民主制度的通例，例如很多民主國家都以憲法規定議會不得取消言論自由。而上述限制本來也是符合常識的，否則也不會列入《馬約》。以往在沒有全球化的時代，由于“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游戲根本玩不久，基于其他常識議會一般也不會這么不負責任。但全球化時代就不同了，《馬約》之所以設立上述門檻就是看到“全歐化”帶來一國議會不負責任的風險，但是事實證明在歐洲一體化沒有包括主權層面、《馬約》也沒有變成“歐洲合眾國憲法”的情況下這一規定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在形成“超國家民主”之前那些高度參與全球化游戲的民主國家有必要把它列入憲法來約束自己。當然，如今的危機期間他們肯定是無法很快做到這一點的，但是危機過后，一旦債務低于某一標準，就應當立法把它固化，不能允許它再在“反向尺蠖效應”作用下反彈回來。然后制定更低的標準，如此通過持續的努力，直到達到目的。

第二招就是廢除“防止雙重征稅”的規定，使“雙重征稅”合法化，通過這種辦法適度約束資本流動，要比搞貿易保護、通過傳統的關稅壁壘限制商品流通更為合理。在人力不能跨國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一國國民努力（姑且不去爭論是勞動者還是企業家的努力）形成的資本轉移到別的國家，尤其是轉移到成本畸低的“低人權國家”，會使本國損失就業機會、增加福利需求。但是“防止雙重征稅”又會導致稅基流失。兩相夾擊，是使發達民主國家走向無限制透支道路的一大因素。不應該行政限制資本流動（對于資本流入國的勞動者尤其如此，理由如上所述），但是資本追逐低成本所產生的額外收益應該對母國的社會公益有所補償。當然它也應該對流入國盡公共義務。如果它希望既追逐低成本又不愿增加稅賦，當然也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整個公司作為法人、甚至所有者作為自然人都遷入流入國，完全成為流入國的公司（因而也就沒有了雙重征稅的問題），從而承擔“低人權國家”的產權風險。不能既在民主法治國家注冊享受其產權保護同時卻無需納稅，又享受“低人權國家”的畸低成本帶來的額外收益。

總之，如今深度與廣度都大為發展的經濟一體化（全球化與全歐化）確實給一國主權下的憲政民主機制出了難題。從根本上說，這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憲政民主機制的普及以及在此基礎上與經濟一體化相適應的政治一體化（歐盟本來就是想向這一方向發展，歐元區設計的制度缺陷如果按如今一些設計者的說法，也是想讓這種缺陷成為加速形成“歐洲合眾國”的一種“倒逼”壓力。當然現在看來他們顯然過于樂觀了，沒有考慮到“逼”不出“歐洲合眾國”反而逼死了歐盟的風險）。但是在這個根本問題尚無法解決的情況下，也不是不可以改進制度設計，降低如今這種純經濟向度的全球化帶來的“劣幣驅逐良幣”的風險。

民主仍然是世界潮流，但民主也必須與時俱進

這個世界上歷來有很多人為專制唱贊歌，有關“理論”代代不絕：從最古老的神化王權、皇恩浩蕩，到最新式的什么“中性專制”、“有限任期獨裁”。要駁斥這些東西并不困難，必要時我們可以另寫東西。但這里要說的是：真要有效地推進憲政民主，也不能把憲政民主浪漫化。這種機制并不完美，而且隨著歷史的發展它還會不斷碰到新問題、新挑戰。沒有什么東西能保證正義一定戰勝邪惡，文明一定戰勝野蠻，歷史上民主制度的衰?。ú缓切┟裰髡u謗者渲染的假民主真獨裁的失?。┎恢挂淮?，古代在希臘、近代在歐洲也多次有過專政戰勝民主的教訓，沒有理由認為今后就不再可能出現類似悲劇。民主國家必須好自為之。

同時對于其他國家來講，我們也要看清一點：歐洲國家現在的問題恰恰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民族國家中的民主制”邏輯上產生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不是“民族國家”（例如歐洲如果能真正走向政治一體化，能夠避免貨幣一體化與財政國家化的沖突），或者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即二者只要缺一，都不會導致這樣的問題。換句話說，這樣的事態恰恰表明，歐洲的民主絕不是什么虛偽的民主。如果只是在“民主”的外衣下搞獨裁制或寡頭制，不是“左右派都必須討好大多數”，而是左右派都必須討好皇上，或者討好一小撮為富不仁者，那即便在民族國家條件下歐洲也不會有現在這些問題，當然，也不會有近代以來民主國家的輝煌。而那些左右派都無需討好老百姓、只需看皇上或寡頭們臉色的國家，是不會出現如此“奢侈”的問題的——猶如饑民不會患上肥胖病。但是這些國家有其更為深刻的大弊。而在解決這些大弊方面，歐洲總是可以給我們以啟迪的。后面我們將展開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