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韜/文

奧巴馬上臺以來，國內一直在熱火朝天地討論中國如何應對美國“重返”亞洲。然而，不知有多少人想過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是不是也應該重返亞洲？”

美國“離開”亞洲只是暫時的，其“重返”亞洲是必然。因此我們早就應該有心理和戰略上的準備，如果現在才大談特談如何應對美國戰略重心東移，說明我們已經先輸一著。

中國一直在推行睦鄰友好政策，然而屈指一算，與中國有著良好政治和外交關系的近鄰卻是少得可憐。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作為亞洲最大的國家卻很遺憾地“離開”了亞洲。

美國之所以高調重返亞洲，并且受到大多數亞洲國家的歡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與不少周邊國家的關系在最近幾年明顯趨于緊張。美國重返亞洲的時候，也應是中國反思自己周邊外交的時候。中國沒有任何理由離開亞洲，因此必須立刻重返亞洲，也就是積極主動地與周邊國家改善關系，為國內的改革開放創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美國與亞洲：想說“離開”不容易

對美國外交和亞太區域安全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說美國“重返”亞洲其實是一個誤導性的表述。因為自1898年美西戰爭以來，尤其是二戰后，美國一直在亞太地區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時至今天，美國也分別與日本和韓國簽署有共同防衛條約，并且在這兩個國家駐有大量軍隊，即俗稱的“軸心－輻條”式安全聯盟，美國是軸心，日韓是軸條。此外，雖然美國與臺灣斷絕了正式關系，但是其通過《與臺灣關系法》，仍然對臺灣保持安全承諾。

更早期，具體說是在1954年，美國還牽頭成立了一個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其成員包括泰國、菲律賓和巴基斯坦等，但是該組織在1977年起不復存在。美國還曾在菲律賓擁有龐大的蘇比克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這兩個基地于1991年歸還菲律賓后，美國又在新加坡樟宜港建立了新的海軍基地。

大多數亞洲人都知道，二戰后美國在亞洲又打了兩次大規模戰爭。一次是朝鮮戰爭，持續了3年多，另外一次則是越南戰爭，持續了10多年。如果說朝鮮戰爭僅僅是讓剛剛在二戰中大獲全勝的美國跌了一個不小的跟頭的話，那么越南戰爭則是讓美國大傷元氣，并且在國內造成了嚴重社會動蕩，引發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反戰運動。今天，在華盛頓特區，還有這兩場戰爭的永久紀念碑。如果這兩場戰爭都沒能讓美國毅然絕然地離開亞洲這個傷心之地的話，很難想象還有什么能夠讓美國與亞洲告別。

既然如此，美國“重返”亞洲的說法又從何而來？

這得回到小布什的8年任期。“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一心一意反恐，而反恐的最主要戰場又在中東，因此亞洲就一不小心成了“被遺忘的角落”。具體被遺忘到什么程度，從兩件事情可以窺豹一斑，這兩件事情都與東盟有關。東盟是亞洲歷史最悠久、成員最多的區域性政府間組織。美國要在亞洲有所作為，必須與東盟搞好關系。然而，賴斯作為小布什第二任期內的國務卿，上任第一年（2005年）就缺席了東盟地區論壇，第二年她參加了，但2007年她又缺席了。第二件事也發生在2007年，并且是在賴斯缺席當年東盟論壇之后不久。當年恰逢美國與東盟建立對話伙伴關系30周年，為此雙方花大量時間精心策劃在9月舉行首次美國－東盟峰會。哪知小布什臨時取消了該峰會，讓東盟各國首腦憤憤不平。

于是就有了奧巴馬政府的高調重返亞洲。2009年2月，希拉里就任國務卿后，一改美國新任國務卿首先出訪歐洲或中東的慣例，把第一次出行放在了亞洲四國：日本、印度尼西亞、韓國和中國。更重要的是，在訪問印尼期間，她還專門拜會了東盟秘書處，這也是美國國務卿首次訪問東盟秘書處。同年9月，在東盟經歷了10多年的等待后，希拉里代表美國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希拉里的這些舉動，與她的前任賴斯三年內兩次缺席東盟地區論壇形成鮮明對比。11月，小布什任期內被爽約了的美國與東盟峰會在新加坡召開。

希拉里去年11月在《外交》雜志上發表的《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可以說最清晰、最系統地闡述了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在國內被廣泛閱讀和引用。她說：“隨著伊拉克戰爭接近尾聲以及美國開始從阿富汗撤軍，美國現在處于一個轉折點。在過去10年中我們向上述兩個戰區投入了巨大的資源。在今后10年中……美國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對亞太地區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

過去10年，中國又做了些什么呢？今后10年，中國又打算做什么呢？

中國與亞洲：“你是我心中永遠的痛”

過去10年，是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迅猛發展的10年。與此相反，美國卻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對美國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實力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美國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成為學界最受關注的兩個話題。

然而，與經濟和軍事方面所取得的驕人成績相比，中國的外交則乏善可陳。過去10年，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越來越糟。雖然我們一直宣稱堅定不移地實行睦鄰友好政策，“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并且多次強調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然而現實卻是中國與不少周邊國家的關系日趨緊張，并且在局部地區爆發武裝沖突的可能性明顯增加。

2010年3月的天安號事件發生后，中國政府一直拒絕公開譴責朝鮮，并且在中國的堅持下，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關于天安號事件的主席申明也沒有譴責朝鮮?？梢韵胂?，中國政府在天安號事件上的立場激怒了大多數韓國人，中韓關系因此跌入了1992年建交以來的最低谷。

同年9月，中國一艘漁船在釣魚島海域與日本一艘巡邏船相撞。14名中國船員一周后被釋放，但是中國船長被扣留。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釋放船長，并做出了一系列極為強硬的反應，包括暫停雙方省部級以上的交流，限制中國公民赴日本旅游等。外交部發言人多次警告，如果日本不立刻釋放船長，中國將采取“強烈反制措施”。迫于中國的強大壓力，日本政府最終釋放了船長。為了這次外交上的“勝利”，中國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日本《朝日新聞》的主編隨后給他認識的在中國政府身居高位的朋友寫了封信，說中日關系現在已經處于“零起點”。

這兩個事件給來之不易的中韓和中日關系蒙上了巨大的陰影。如果說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之一是弱化美國在東北亞的影響的話，那這兩個事件恰恰適得其反，讓韓國和日本更加重視同美國的安全聯盟。這成為外交上“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最好的現實例子。

除了韓國和日本，菲律賓和越南最近幾年在南海諸島的主權歸屬上也與中國頻繁發生了爭執，于是就有了美國和這兩個國家之間的一系列軍事演習。本來風平浪靜的南海，一下子充滿了濃烈的火藥味?！董h球時報》去年10月23日發表了一篇社論，其標題是《中國在海上必要時應當“殺一儆百”》，從標題就可以猜出社論的內容。就在本周，又有一位解放軍少將用異常嚴肅的口氣，警告菲律賓：“善待之，甘當出頭鳥，是要付出代價的。”

圍繞釣魚島和南海諸島的主權之爭已經有很長的歷史。在1990年代，中國和相關國家之間并沒有發生類似的激烈沖突。為什么到了21世紀，這些矛盾突然激化了呢？

除了海洋上的紛爭，中國還先后與印度（1962年）、前蘇聯（1969年）和越南（1979年）發生過陸上邊境沖突，其中與越南的沖突斷斷續續近10年。今天，與越南的陸上邊界倒是劃定，但是兩國又因為南海問題而不時發生摩擦。中國與印度的路上邊界至今尚未劃定，而中印關系也因此一直處于睡眠狀態。前蘇聯終結后，中國與俄羅斯經過多次談判，終于解決了所有邊界糾紛，但是中俄關系一直處于不冷不熱、彬彬有禮的狀態。

美國因為反恐而離開亞洲的10年，應該是中國大力改善周邊環境的絕好10年。遺憾的是，當希拉里宣布“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時，我們與周邊不少國家的關系與10年前相比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惡化。中國選擇了以自己的方式“離開”亞洲。

現在是中國重返亞洲的時候了。

中國需反思些什么

中國應該反思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這些與中國關系緊張的周邊國家，卻又在經濟上與中國有著高度的相互依賴性？這其實表明，經貿往來與政治關系之間并沒有因果關系。不要想當然地認為，經貿關系加強了，政治上的互信也就水到渠成。中美關系以及中國與歐盟的關系，不就是另外的佐證嗎？

與促進經貿往來相比，建立政治互信則要難得多。后者不是靠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貿易訂單、大規模的對外援助、或者一廂情愿的公共外交能解決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中國就應該是朋友遍天下了。最為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應該具有道德上的權威。這種權威具體表現在一些普世的價值觀上，如個人自由、政治民主、社會公平等。缺少了道德權威，外交政策就成了馬基雅維利式的赤裸裸的權力政治：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

很多曾經的朋友后來又“背叛”了中國，我們不應該譴責他們，而是應該反思自己。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經濟利益，都只是暫時的。要贏得真正的朋友，還得靠自己的道德說服力。閻學通教授這樣寫道：“中國如何才能贏得世人之心呢？按照中國古代先哲的說法，要先從國內做起。實行仁政首先要在國內建立能夠感召國外民眾的治理模式。”

中國第二個應該反思的問題是：我們過去10年在非洲、歐洲和拉丁美洲的“魅力攻勢”，到底取得了什么樣的效果？這寶貴的10年本來應專注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我們卻在遠離亞洲的地區投入了大量的外交和經濟資源。的確，國內經濟發展需要更多的海外市場、更多的原材料?？墒?，我們在非洲的投資到底帶來了多少回報？利比亞戰爭讓中資公司損失慘重。由于在蘇丹有巨大的石油利益，中國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的立場招致國際社會的一致不滿。我們不停地給歐洲帶去大筆訂單，并且在歐洲債務危機時慷慨解囊，但是歐盟并沒有因此給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也沒有放寬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更沒有成為中國制衡美國的法寶。在拉丁美洲，我們發動了金錢外交，但是在美國的后院，我們又能有多大的收獲？

中國有句俗語，“遠香近臭”。我們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緊張，因此到更遠的地方去尋找朋友。從戰略上來講，這是明智之舉。但是我們在遠處并沒有找到香噴噴的朋友。不僅如此，“走出去”反而增加了很多國家對中國的反感或者威脅感，讓國際社會覺得中國正在試圖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當孔子學院在歐洲、美洲和非洲遍地開花時，我們應該牢記一句古訓：“攘外必先安內。”沒有安定的周邊環境，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光彩只能是曇花一現。試想，要是美國的后院不穩，它還能在二戰后一直充當“世界警察”嗎？

中國應該反思的第三個問題是：為什么要讓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影響中國現在的外交？沒有歷史，就沒有民族和國家。因此，我們要保留歷史，讓歷史成為集體記憶。但是，并非所有的歷史都應該刻意去保留。畢竟，我們是為了現在和將來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歷史而活著。朝鮮戰爭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難道我們與朝鮮的關系也因此要停留在當年的階段，而不是與時俱進？當年中國與美國尚未建交，也沒有與韓國建交，但是今天，這兩個國家都是中國的重要經貿伙伴。為什么非要讓一個與我們若即若離、經常在國際社會給中國“抹黑”的國家左右中國在東北亞的外交呢？從戰略利益的角度出發，與朝鮮保持“曖昧”的關系給中國又帶了多少好處？

中日關系比中韓關系更復雜，也更容易讓人熱血沸騰。但是我們一定要讓那些刻骨銘心的集體記憶把日本變成永遠的敵人嗎？如果以色列和德國、法國和德國、美國和越南之間可以和解，為什么中日之間不能和解呢？中日關系的現狀，日本當然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我們能說自己就沒有一點責任嗎？

面對中國的周邊安全，我們應該認真反思了。過去10年，我們強大了，但是周邊的朋友卻越來越少，國力強大與周邊安全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美國這么強大，但是并沒有見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拉攏中國抗衡美國。實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實力背后的意圖。沒有透明的外交決策和國防預算，沒有普通民眾實質性地參與和影響外交決策，即使給所有的外國人發一本《中國的和平發展》，也不能減少他們對中國的憂慮。

同樣重要的是，雖然與很多周邊國家關系不好，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地區。這種做法，是對國家利益的不負責，對中國人民的不負責，也是對國際社會的不負責。我們不敢面對亞洲，因此到其他各洲去發動各種各樣的魅力攻勢。到最后，我們還是不得不重新面對亞洲，因為它才是中國外交的根本。

下一個10年，中國再也不能虛度光陰了。當下一個10年結束的時候，中國應該驕傲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已經成功地重返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