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琪

經濟觀察報：您如何看待亞洲中產階級崛起的趨勢？

陳志武：像印度這樣二戰后才開始民主制的國家，不可能像美國那樣一開始推出民主制度時就有強大的中產階級，這是亞洲國家普遍面對的挑戰。一個社會的中產階級是否有機會發展壯大，關鍵在于創業自由度，可供個人創業者的金融資源多不多。蘋果、戴爾、谷歌的創業者，他們的家庭出身都比較普通，但面對的創業環境幾乎絕對自由，社會跨階層流動的空間被最大化。但目前在中國，各方面的限制較多，尤其科技和信息化的發展使得大城市和農村間的差距拉大，代際跨越階層的概率和空間受到擠壓。

經濟觀察報：有人說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中產階層正在萎縮，因為金融危機使得原來的中產階級破產。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會不會有這種可能？

陳志武：中國過去金融改革的關注點幾乎都放在企業金融上，當然，只有讓想投資的企業得到足夠資金，整個社會的生產潛力才能被充分挖掘；但很多投資者金融和消費者金融產品實際上是幫助個人和家庭做風險配置，如果忽視后者，個人和家庭缺少面對生老病死等風險的金融規避工具，就不會進行消費，必然導致社會產能供大于求，只能靠出口市場解決剩余產能。過去二十幾年美國的金融創新，實際上更多是圍繞消費者金融和投資者金融。話說回來，71%的美國經濟來自民間消費，怎么解決個人和家庭的金融需要，決定著美國經濟能否更快發展。而這些投資者金融、消費者金融產品，對中產階級的貢獻非常大。

經濟觀察報：您認為未來一段時期，中國中產階級發展前景如何？

陳志武：政策領域對于中產階級來說最重要的是創業和行業準入的自由度。這不僅關系到創業者是否有機會致富，更重要的，只有允許充分的創業，就業機會才會更多。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最直接地幫助了中產階級，但更重要的是看源頭。中產階級面對的就業崗位和職業選擇擴大，雇主就必須提升對他的待遇，否則他就會走人。

印度的醫藥和很多制造業被政府管得很厲害，外資不能輕易進入，表面上看是保護了民族產業，但中產階級的犧牲很大，他們得到的產品和服務非常少，本土企業創新、引進新藥品和技術的激勵很少，因為沒有競爭壓力。當然中國在對外國品牌、跨國公司的限制上比印度要小很多。所謂保護民族產業的政策越多，實際上對中產階級和中低收入群體的傷害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