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斌
一
2010年過得始料莫及的快,這是中國經濟“最為復雜的一年”。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貌似充滿生氣的開篇。出口恢復、工業生產快速上升、企業利潤攀升,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有望挑戰近10年來最高值——13.4%,于是關于“刺激政策是否應該退出”的討論躍然而起。
歷史上從未有一個時間節點像現在這樣,專家們對未來通脹形勢充滿如此大的分歧。有人擔憂2010年通脹形勢將會前所未有地嚴峻,但也有人認為,通縮才是更令人擔心的問題。
事實上,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各行各業產品“漲聲一片”,11月中旬,50個城市各類蔬菜價格旬度漲幅已達到20%左右。當時經濟學家紛紛發表通脹警告,但官方的態度是,通脹并非當前主要問題。
在學者們爭論不休、決策層舉棋不定的時候,持幣的商人已經開始上演2010年最給力的一幕。
2010年的前兩個月,海南上演著神話般的劇目。“國際旅游島”規劃獲批后,一夜之間大家對海南充滿了成為“東方夏威夷”的預期。在巨大想象空間和預期下,海南房價在短短兩個月內實現了“三級跳”。
此時正好是2月份,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是,CPI同比增長2.7%,創下自2008年11月以來的新高,并且高于當時的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2.25%)。這意味著中國進入負利率時代。
“跑不贏劉翔,也要跑贏CPI”的調侃不脛而走,全民進入與CPI賽跑的狀態。
游資上躥下跳,幾乎對所有具備炒作概念的物資都有興趣。以金駿眉為代表的武夷茶、福建大紅袍被炒出萬元一斤的“天價”;數十萬元、數百萬元一盆的君子蘭在年中的農博會上比比皆是,一盆蘭花甚至可以喊出7777萬元人民幣的價格。
這一年對中國樓市并不是好年頭。新年伊始,房地產行業便掀起一波嚴厲的調控風暴。
1月10日,國務院出臺“國十一條”,嚴格控制二套房貸款;3月18日,國資委要求78家不以房地產為主業的央企退出房地產業務;4月15日,國務院頒令,二套房首付款不得低于50%;兩天后,新“國十條”發布,國務院規定商品住房價格過高、上漲過快、供應緊張的地區,暫停發放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款。
日益嚴厲的調控政策使得游資只能繞開以往瘋狂追逐的樓市,轉向其他能“炒”的物資。“豆你玩”、“蒜你狠”、“姜你軍”、“蘋什么”、“糖高宗”、“油你去”、“煤超瘋”等網絡熱詞迅速躥紅,緊隨其后,土豆、雞蛋、白酒、方便面、大米、棉花、羽絨服也紛紛加入漲價大軍。
到了 5月份,CPI同比上漲3.1%,進一步拉開了與2.25%一年期銀行存款利率間的差距,繼續延續著居民儲蓄負利率的格局,完成CPI漲幅保持在3%左右的任務顯得越來越沉重。
二
2010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強調:“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左右,主要是強調好字當頭,引導各方面把工作重點放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上來。”由此,2010年的宏觀政策定調:從2009年“保增長”為首要任務,轉變到了“促轉變”為發展重點。
但是,走到2010年中,學界和理論界人士不斷有人疑問,認為縱觀2010年的宏觀政策走向,實則“保增長”,虛則“促轉變”。
真正催生出中國人對未來經濟轉型更多思考的是富士康員工的生命。富士康以十幾條年輕生命的逝去為代價,告訴世人當年春節后全國性的用工荒非同尋常,也并非偶然。
自6月份起,富士康先于深圳市政府上調最低基本工資標準,普通生產線工人的基本工資從900元漲至1200元。一個星期之后,一線員工基本工資上調至2000元,上調幅度前所未有。
富士康引發了整個制造行業的加薪潮。2010年以來,全國共有27個省市已經或者打算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尤其以沿海地區工廠為甚。公開資料顯示,湖北、寧夏、福建、廣東、山東等省份上調幅度超兩成,上海、浙江和廣東的最低工資,已超過千元人民幣。
隨后,不少研究學者表示,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力時代已經終結,“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
廉價勞動力一直是中國吸引外來資本的最大優勢之一,對于以出口加工或代工生產為主的行業更是如此。許多中小型企業一直以來都在從事“來料加工、貼牌出口”的業務,依靠國內外勞動力市場的差價求得生存。
伴隨漲薪潮而來的是人民幣匯改機制重啟。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消息,決定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人民幣的升值無疑給勞工成本不斷攀升的“中國制造”雪上加霜。北京方面已感受到這種壓力,再次提出要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當前要務。
2010年下半年,珠三角、長三角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被迫提速,以富士康為首的一批企業開始加速外遷或北上,開啟“工廠追著工人向內地跑”的時代;另一批利潤較高、頗具實力的企業開始嘗試自創品牌,一時間,中國制造業迎“品牌潮涌”。
一腔熱情并不等于一帆風順,從中國現有的技術能力與知識產權保護狀態來看,經濟結構轉型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壓力之下很大一部分資本退出實業,瞄準了“快錢”。
在實業機會越來越少的情況下,民資開始“嘩變”,成為危害股市、樓市的熱錢,成為宏觀調控的難以遏制的“游擊戰士”,處處推高糧價和資源價格,防不勝防。只有開放壟斷產業,才能讓這些本來是“良民”的資本,重新回到促進實體經濟,否則,因為大部分充分競爭的實體行業已經嚴重過剩,不生產等死,生產則死得更快,他們更不愿回位。
5月13日,國務院又進一步頒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36條”,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
在輿論大肆宣傳民間投資迎來“大解放”之際,真正的民營企業家似乎對這一政策的再次出臺并不具備太大信心。
隨著時間的推移,CPI從年初的1.5%,一路沖三,破四,上五,到11月已達到5.1%。
三
11月3日,美聯儲宣布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再次開啟印鈔機,到2011年6月底以前購買6000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國債,以進一步刺激美國經濟復蘇。該政策一出臺,就引發全球關注和廣泛批評。
過去的三年中國貨幣供應量也增加了78%。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說:“過去30年,我們是以超量的貨幣供給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金融海嘯之后的天量信貸刺激,造成了中國貨幣流動性的接近失控,M2保持著年均25%以上的增速,這從理論上早就嚴重破壞了中國正常的貨幣創造邏輯,只會使得本已長期扭曲的各種價格信號,在貨幣洪水的泛濫之下,如脫韁的野馬向前奔跑。
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已經接近2010年的尾聲了。
面對這一局面,中央打出政策“組合拳”。11月1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分析物價形勢,部署穩定消費價格總水平、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的政策措施。會議指出,必要時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產資料實行價格臨時干預措施。
11月20日,國辦正式發布穩定市場價格的“國十六條”。隨后,多部委密集出臺物價調控新政,管控力度前所未有。
央行加息腳步到來得比大家預想的晚了很多。年初時大多數經濟學家曾預測,2010年央行的首次加息可能在3月份,實際上央行完成這個動作是在10月20日,此后又在本年度接近尾聲的時候再次加息。外界理解為這是央行釋放出的進入加息渠道的信號。
種種跡象表明政府刺激政策退出得有些遲。
中國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時,對刺激經濟的積極性總是很高,而對緊縮政策則極其慎重。
在經濟偏冷的時候,比如2008年,4萬億的投資增量、9.6萬億的新增貸款,經濟刺激計劃史無前例,財政貨幣政策呈現極其寬松的狀態,這一過程完成的速度超出想象。
而當經濟過熱之際,緊縮政策的退出則往往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無論是市場化的加息政策,還是財政政策的退出,都需要在無數次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之后才能出臺。在此之前,則是不斷通過行政手段進行打壓和協調。銀行監管、產能過剩治理、土地政策、房地產部門調控等是常用的行政介入政策,對導致經濟過熱的本源性問題的解決措施很少使用。
這與政府希望保證GDP的穩固增長有關,更確切地說,是對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政績的要求所致。但這種刺激經濟時興奮無比,而經濟“發燒”時不能及時下藥的方式,導致的后果是“一放就死、一收就亂”。
當2011年的鐘聲響起,思考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2010年
關鍵詞:虛實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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