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官員”復出
公眾不認同“問題官員”復出，其實并非不給犯錯的官員一個機會，而是指向對官員的問責過于輕縱。如果撤職的官員都能在極短的時間里復出，那短暫的停職難免會給公眾一種“帶薪休假”的印象。
——《新京報》
如果問題官員輕松復出，不僅公眾在情感上很難接受，也很難達到什么懲戒效應。靜安大火之所以燒不掉問題官員的官途，不僅在于現有問責制度尚存漏洞，還在于公眾話語權缺失。如果問題官員能否復出讓公眾發聲，結果或許就不一樣。
——《重慶時報》
無論是官員問責,還是官員復出,都不應該由“人”決定,而應該用“制度”說話。官員所受處罰的嚴厲程度,應當取決于自身所負責任的大小。對于那些承擔了責任以后復出的官員,只要合乎相關的制度規范,就應該以必要的寬容,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
——《齊魯晚報》
歸真堂”上市
如同以前在上市融資政策方面鼓勵一些創新企業，而抑制一些對環境等有危害的企業一樣，“歸真堂”的上市也應該執行“綠色標準”，這不是對中國傳統醫藥的歧視，而恰恰是推動這些企業轉型，推動中國傳統醫藥與現代醫藥發展的必由之路。
——《廣州日報》
不論出于什么目的，我們都不能認為人的利益都就動物重要，不能讓動物的生或者死隨人的利益而取舍，隨人的情緒而改變。我們應反思。尊重生命、善待動物、不虐待動物的理念直接源于一百多年來人類在道德、倫理方面的思考和進步。而厘清歸真堂謀求上市背后的三重悖謬，同樣關乎社會的文明與進步。
——《成都商報》
城管執法靠“搶”
至少到目前為止，城管“執法”并無充足的法律依據。以雙城市這起元宵事件來說，城管人員所謂的“搶”論，正是這種尷尬處境的直接表現。這里面，并不存在“走樣”、“不走樣”的問題，而是根本就不具備執法主體的地位。
——《華西都市報》
城管執法無法可“限”與必須管理之間的矛盾，客觀上讓“搶”作為管理手段，變得有了那么幾分合理性。既然執法缺少規范，自然執法的程序、處罰的自由裁量、相對人權益的保護等等都成了“一紙空文”。這便是城管屢遭詬病的癥結所在，所以，規范城管的行為，首先該完善城市管理的法規。
——《廣州日報》
公車尾號限行
既然是公務用車，就應該隨時準備執行公務。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只能這么理解公車限行的舉措：要么是公車太多了，每周限行一次也不會影響公務活動；要不就是把公車使用當做一項福利待遇，希望通過公務人員的“犧牲”來助推節能減排。否則，將有限的公車刻意限行，就是怠于行政，就是資源閑置。這顯然是更大的浪費，與“節能減排”的初衷南轅北轍。
——《京華時報》
公車每周限行一天，意味著有20%的公車資源被閑置。所以，要讓公車限行的政策落到實處，不如將部分閑置公車賣掉。這既能夠減少公車數量，降低公共經費，而且也方便了公眾監督。
——《新京報》
對于事關公眾利益的公車改革，最好是出臺完整的改革方案，直接切入改革主題。少用或不用碎片式的改革方式，因為碎片式改革，不僅容易錯失改革良機、影響改革效率，而且難免有遺漏，也難以進行監督。
——《華西都市報》
如果“少開一天”影響了正常的工作，那就本末倒置了；如果沒有影響正常的工作，那就說明公車只保留五分之四就夠了，那五分之一是不必要的，既然如此，為什么不直接將公車減少五分之一呢？
——《濟南日報》
尾號限行不如減少公車，這是最普通的道理，而減少公車、削減公車支出，則需仰仗對公車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需要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而不能只是公車尾號限行之類無關痛癢的零敲碎打。公車尾號限行其實是讓多余的公車躺在車庫里睡大覺，這何其不是一種浪費？為什么寧肯浪費也不減少公車呢？
——《揚子晚報》
吳英案
判決是法官的權力，質疑是公眾的權利。法官職務的性質決定了，審判者不能卷入公開論戰——即使他是正確的。法官們必須記住這樣的金科玉律：對自己作出的判決，沉默是唯一的選擇。公正的審判，決不畏懼哪怕嚴厲的輿論。
——《新京報》
僅有審判長出面接受采訪并不能消除輿論的質疑，更重要的還在于，司法本身能夠厘清諸多質疑和爭議，還公眾一個清晰明白、有據可查的吳英案。就這一點而言，浙江省高院似乎并沒有獲得輿論的肯定，尤其是那些恪守法律精義的法學精英們的詰責，依舊未獲釋疑。
——《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