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楊興云 “實在想不到，在深圳那么先進的城市，政府部門的人竟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日前，當得知以前一再欺負自己的轄區城管竟然因為涉嫌黑社會組織而被警方抓捕調查之后，胡先強對此深感震驚。他說，當初雖然感覺深圳城管兇神惡煞比老家射洪縣的還兇，但怎么也不會將這些人與黑社會聯系在一起。
今年56的胡先強，由于兩個小孩在深圳打工的緣故，5年前和老伴一起從老家四川射洪縣來到深圳，因為年紀較大，又沒有技能，在多次招工未果的情況下，便先后在街邊靠販賣水果及擺早點攤謀生。在此期間，不僅水果多次被轄區的城管沒收，早點攤也多次被砸。后來在交了每月500元的管理費后，事情才平靜下來。
胡先強表示，如果不是因為深圳開展“打黑”行動，不知道那些涉黑城管還要干出多少壞事。
事實上，深圳警方日前在開展“三打兩建”活動過程中，打掉的一個黑社會性質組織，其成員就涉嫌利用城管協管員合法外衣，越權“執法”，大肆收取保護費，肆意敲詐小販。而在此前，深圳就由于城管外包引發多起惡性事件而使城市管理者形象受到損害。
針對上述情況，近日深圳市城管局法制處處長馮增軍對外作出回應稱，深圳市城管局將在兩周內出臺新政策取消城管服務外包。
馮增軍表示，今后深圳市將以街道的名義從正規的保安公司挑選一部分人員納入執法隊，對其培訓后再上崗。同時，馮處長也表示，該類人員作為協管員執法時一定會有正式的執法隊員在場，以保證執法公正、嚴明。
城管外包：曾是深圳創新
據了解，為解決人手不足問題，最先于深圳西鄉街道發端的城管服務外包，曾經一度被認為是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創新之舉而被推薦向深圳全市推廣。
隨后，2007年起，深圳市政府便以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在全市配備使用城市協管員。截至目前，深圳全市共有35家公司參與城管服務外包。上述公司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物業服務公司，一種是保安公司。35家公司共雇傭了3204名協管員。這些公司雇傭的協管員多的有近500名，少的不到10名。按照深圳市城管局提供的數據，目前深圳全市正式在編的城市管理執法人員共1531人，與全市1500多萬的實際人口相比，人手依然嚴重不足。
馮增軍表示，外包服務減少了基層執法人員的工作壓力，降低了時間成本，將城市管理變為主動管理，市容市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但也帶來了一系列弊端，需要進行規范管理。
據了解，目前，深圳市城管局相關部門已經就規范城管服務外包方式、嚴格公開招標、規定準入、退出條件，聘請有資質的物業公司提供勞務，定期對外包服務公司相關人員進行法律和業務培訓等形成意見和建議。
涉黑導火索：龔波事件
深圳市城管局一位人士對本報記者說，最大的震動來自于去年發生的龔波事件所牽涉出來的一系列問題。
對此也有分析人士認為，更加直接的誘因恐怕還在于，深圳市紀委就城管外包涉黑問題開始介入進行調查。
2011年9月9日，深圳南山區粵海街道辦城管執法隊協管員龔波在與燒烤攤主趙曉強發生沖突時，被后者刺死。事發后，龔波一度被渲染為英雄，其所在的城管外包物業公司還曾經為龔波申請“革命烈士”稱號，最終未獲批準。
日前，深圳南山警方在破獲的一起涉黑團伙案件中，龔波竟然作為骨干成員赫然在列。至此謎底終于被揭開，這個盤踞在粵海街道的犯罪團伙，其中不少成員和龔波一樣，是“披著城管協管外衣”對轄區商販大肆敲詐勒索收取保護費的“黑社會”。
公開的資料顯示，黑社會團伙頭目張強與匯運豐實業有限公司合作，利用該公司物業管理資格，采取“圍標”等方式競標到粵海街道的城管外包業務。2010年4月，粵海街道與該物業公司簽約取得清理亂擺賣的權力后，該公司20多名“馬仔”開始對粵海街道轄區的商販收取保護費、打架斗毆、故意傷害，還敲詐南油附近的山海天酒樓15萬元“保護費”。
事實上，即使是在龔波死亡后，粵海街道與張強所在的物業公司解約的情況下，張強竟然又安排另外一批“馬仔”進入另一家保安公司，繼續用合法的“城管協管”身份從事不法勾當。直到今年6月4日，深圳南山警方利用張強為龔波遺腹子舉辦滿月喜宴之機，才一舉將這一稱霸粵海街道由30余人組成的涉黑性質團伙打掉。
據了解，根據雙方簽署的協議，粵海街道辦為此每月付給匯運豐公司的外包費用為11.5萬元。匯運豐公司本該據此按照每人每月工資2500元的工資聘請46名協管員，然而該公司卻只聘請了25人，并且每人月薪只有2000元，剩下的6.5萬元，除被團伙中的三人，每人每月多分8000元外，其余4.1萬元，去向不明。
據知情人透露，目前對于張強團伙在干非法勾當時的身份以及該團伙中有多少涉黑“協管”還在進一步調查。
以龔波等人為首的“城管”2009年底出現不久，居住在粵海片區的深圳市民就已經發現，這伙人不過是打著城管保護傘進行敲詐勒索的“小混混”。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作為上述城管協管的直接上司、時任粵海街道執法隊隊長、現任南山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監察大隊大隊長的馮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不僅對于其涉黑問題，甚至聘任人數都是一問三不知。
馮雨稱，雖然按照制度和規定，對于外包服務的每個環節都進行了掌握，但是沒有發現外包服務公司有違法行為，其下面的隊員也未匯報。
他表示，平時都進行教育、組織學習法律法規，再出事就是個人行為了。
粵海街道辦甄姓相關負責人了解情況時，該負責人表示，街道在與張強所在物業公司簽訂城管外包協管業務時，只是與該物業管理公司簽了約，并沒有進一步了解核實每一個協管員的身份背景，因此，事前并不知道張某等人的社會關系和具體身份。
外包是非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綜合開發研究院旅游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向本報記者表示，城管外包當時主要是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而像深圳這樣擁有1500萬人口，戶籍人口卻僅有300萬的城市，按照現行體制，在公安、城管等人員編制方面肯定存在諸多問題，“盡管出發點無可厚非，但監管失控自然就是政府的責任。”
宋丁表示，基于上述原因，深圳面臨的問題，并非所有大城市都存在，例如北京上海，甚至廣州的戶籍人口在城市人口中的占比，就遠超深圳，實際上也就沒有深圳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他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需要采取兩方面的措施，一是從體制和政策上進行改善；二是從解決流動人口戶籍方面入手。
深圳市城管局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長胡振華認為，改進措施應至少包括“三道關”，準入資質關、運行監管關和質量考核關。
“事實上，深圳城管外包引發的問題遠不止公開的那么多，”深圳大學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表示，即便就事論事，在庭審過程中，趙曉強稱，龔波等人在當地向小攤販收取保護費允許小販夜間擺攤，而他本人沒有繳納，所以遭到暴力執法。“顯然其中仍然有很多隱情沒有清楚，其中的黑幕仍然迷霧重重。”
上述教授認為，不管當事者如何掩蓋，“城管外包事件”實際上已經成為深圳的一個丑聞，“政府自然有向市民及社會說清楚以及全面糾正責任和義務。”
胡先強表示，盡管涉黑人員已經被抓捕，但老百姓心中的疑團并未因此完全消除。他表示，那些人都是心狠手毒的亡命之徒，也許判上幾年，出來之后更加變本加厲，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去揭發指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