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

1956年是蘇聯、東歐諸國、中國乃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為動蕩的一年。毛澤東同志于當年11月12日著文《紀念孫中山先生》，以達悃誠。

毛澤東紀念孫中山先生有四點歷史功勛：一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二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三是領導人民、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四是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實現了國共合作。最后毛澤東還情深意切地表示，“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

毛澤東在該文件還遙想到2001年，即辛亥革命后的九十年。他認為那時，“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確實今天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已居世界第二，外匯儲備占世界第一，還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國際地位也空前提高（同時存在的問題和危險也不少）。這怎么不讓他老人家高興呢？但我們采用了另一種方式的方針、路線、政策、法律，并名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老人家可能萬萬沒有想到，我想他也未必贊同！

我認為全面肯定毛澤東容易，全面否定他也容易?？隙ㄋ苿託v史前進的功績，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識。毛澤東同志逝世以后，是按照文革以來的既定方針辦呢，還是依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重走一條新路，而且對此新路也需不斷地嚴肅、認真地檢驗呢？我的觀點是選擇后者。不取后者，就沒有今天的成績，即使對今天發生的問題也可以及時改正。

毛澤東最后是以一個完全的階級斗爭論者，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論者走完他不平凡的一生的。1956年2月，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暴露出斯大林個人崇拜等問題，毛澤東從“無產階級專政”的角度進行思考研究，并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后，由《人民日報》編輯寫出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文章的傾向是批判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并指明其惡果就是“破壞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這樣一個很大的危險性”。同年10月底，東歐又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我黨中央仍按上次程序，針對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寫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文中的主要傾向又變成批判修正主義、揭露匈牙利國內的復辟勢力和帝國主義上面，反而把鐵托和世界上一些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論公開駁斥了一番。

我認為兩論無產階級專政文章的內部邏輯是有矛盾的，只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總結斯大林同志的功過和匈牙利事件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要說兩篇文章，哪篇更易讓人接受，還是第一篇文章讓人更好理解。其實一論、再論兩篇文章在闡述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上，已經有了一些極寶貴的、不斷探索、前進的真理火花，如兩論對兩類矛盾、民主和法制、制度建設等課題的提出，都是解決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問題、治國理政的重要思路。這些命題都可以作為無產階級繼續發展的新內容，新形式，而且能無限發展下去，變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一論已發表半年多后，再論即將發表，孫中山先生的生日——11月12日，恰好正處在這個階段。毛澤東決定要有相當的表示，所以他寫了《紀念孫中山先生》這篇文章。他的這篇文章，相當精煉，氣魄很大，目光直擊四十五年后，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他在文中寫道：“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而這種貢獻，在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這話不為不重，不失為中國今后努力的方向。這是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黨的榮辱觀。

但一個階級斗爭論者為何要提為“人類”做貢獻呢？我認為毛澤東要寫孫先生，總要寫辛亥革命、建立民國吧，總要和孫先生一生“天下為公”、“博愛”、“和平、民主、救中國”的思想相聯系吧。這些是否和人類，人類未來的歸宿有關呢？當然有關，所以毛澤東才有這么一篇氣勢宏偉的內心獨白吐露問世。

還是一個老問題，“人類”一語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吻合嗎？毛澤東當時認為一點也不矛盾。他在建國前夕，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就公開聲明：人到老年就要死亡，一切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如政黨、國家都要隨著階級的消滅逐步衰亡，從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兩論文中的最終結論也是“消滅階級”，“人類最后總是要走到光明目的地”。毛澤東在強調匈牙利事件的階級斗爭，共運中的專政經驗時，可能也認為借孫中山先生生日之機，談一下“革命的民主派”、“辛亥革命”，中共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為“人類”做貢獻是大有益處的。因為其后，毛澤東將要發動全黨全民的整風運動，把諸如“波匈事件”消極因素及時化解。在今天的人看來，事情未必這么美好，有人認為這純粹是“引蛇出洞”?？傊?956年可能是個希望之年，也可能是中國形勢的逆轉之年。說明該年發展趨勢的客觀事實是1957年、1959年、1966年。

今年《炎黃春秋》第十一期有篇文章，值得認真閱讀。它是一篇研究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道主義，人類未來命運的文章。文章說，恩格斯在1886年為美國版《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所寫的附錄、1892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英國版導言里和1892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中都講了這樣一段話：“幾乎用不著指出，本書在哲學、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總的理論觀點，和我現在的觀點決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本書，特別是在末尾，很強調這樣一個論點：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最終目的在于把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范圍里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僅不是無益的，甚至還要更壞。只要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還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1789年的法國資產者也曾宣稱資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全人類的解放；但是貴族和僧侶們不肯同意，這一論斷——雖然當時它對封建主義來說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抽象的歷史真理——很快就變成了一句純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話而在革命斗爭的火焰中煙消云散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23—424頁）

我黨在革命勝利之前，大談抽象的人類命運固然“不僅不是無益的，甚至還要更壞”，但我黨勝利執政以后，而且完成了對資改造，這一類抽象的人權、人性、人類命運、人類事業命題，就有了具體化的可能性，就應對世界上一切反人類的罪行予以譴責并持以反對的立場。我國的國體、政體就可以包容全民利益，并建立起相應的政治體制來了，就可以研究全人類崇高的正義事業和如何逐步解放的問題。毛澤東談到2001年中國將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無疑這是對人類進步事業的重大貢獻。這是物的方面，但精神方面呢？我認為還應該把社會主義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憲法、憲政貢獻給世界，貢獻給人類的進步事業。這才是超越中國革命民主派，忠誠于科學社會主義政黨的歷史任務。

（作者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