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榮/文

俄國人有一種癖好，經常為了政治上的原因而改變地名。在蘇維埃時期尤其如此，甚至剛剛印制的一張新地圖，一份新的地名表，墨跡未干，其中的某些地名就已經是歷史了。

這話不是我發明的，而是美國歷史學家愛倫·F.丘的“地緣政治學”觀點。

這位愛倫，曾任美國空軍學院俄國史教授，1967年他編寫的《俄國歷史地圖集》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1970年修訂再版。1980年12月，商務印書館內部發行此書漢語譯本。當年，譯者說此書“曾被西方許多高校廣泛采用，作為俄國史課程的補充教材”（見商務印書館郭圣銘譯《俄國歷史地圖解說》1995年版“譯者前言”）。原書有一個附錄，名曰“俄國一些較為重要的城鎮名稱的變化”，是一份俄國新舊地名對照表，列表的前面，愛倫教授的學者面孔實在繃不住了，于是說了上面那些關于俄國人“更名”癖好的俏皮話。他說，“如果要巨細無遺地把蘇聯各地名稱的沿革一一列舉出來，那將編成厚厚的一大卷地名錄（該書132頁）”。

愛倫教授說的這種情況，具體所指顯然是針對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以后的那場“更名運動”。

20年后，蘇聯的地緣政治不幸又一次證實了愛倫教授的調侃。

消失的歷史

1990年前后，蘇聯又一次大面積發起“更名運動”。

回望歷史，蘇聯地理的“更名運動”，常常不僅僅是“現在時”的更名，某些地名不僅會在現實世界中消失，還會在“歷史”中消失，記載過它們的地圖、歷史書會紛紛從圖書館下架，公文、證件也要迅速重新改寫。因此，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地名必將在“將來時”成為“從來沒有存在過的東西”。所以，研究俄國地名的歷史沿革，很有可能是未來一門很難的大學問。

這樣的局面，同樣會給日常生活帶來大麻煩。比如，填寫護照、履歷表等等，“出生地”一欄，就有點不知所措。假如祖父出生地寫了“下諾夫哥羅德”，父親出生地寫了“高爾基”，孫子出生于1990年10月23日，他的出生地被翻譯成“下新城”，那么，看到這樣祖孫三代的出生地，會以為他們家是一個“游牧民族”。殊不知，這家人卻是一個“釘子戶”：他們三代都生于同一個“居民行政區”。所謂“下諾夫哥羅德”，所謂“高爾基”，所謂“下新城”，都是同一個地理方位，即位于奧卡河和伏爾加河的匯合處的那個城市，更準確一點說是位于北緯56度20分、東經44度的那個城市。真是沒辦法，只能用完全沒有政治含義的地理術語來確定這些俄羅斯城市！

所謂“下諾夫哥羅德”是這個城市在1932年以前的名字，“高爾基”是1932年蘇聯政府贈給作家高爾基的最大榮譽，為了表彰高爾基最后一次回歸俄羅斯而把大作家的故鄉下諾夫哥羅德改為“高爾基”。“下新城”呢，它是中國某些人不按翻譯地名的通則對這個城市名的意譯。1990年10月23日，還在蘇聯解體前夕，“高爾基”又改回了“下諾夫哥羅德”。

我手里保存一本瑞典埃塞爾特地圖公司出版的《世界自然景觀地圖集》（1990年）的漢語版本，出版時間是1991年5月，第148頁“蘇聯西部”地圖上，這個“居民點”還是印著“高爾基”，果然是“墨跡未干，就已經過時了”。

一年之后，1991年12月8日，白俄羅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以及烏克蘭三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加盟共和國簽署一項協議，宣布“蘇聯作為國際法的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將不再存在”。

這項協議，很快被15個加盟共和國接受，于是一場新的更名運動在蘇聯的版圖上轟轟烈烈展開。

烏克蘭人的堅守

如今烏克蘭共和國有一座城市，依然是“解體前”的風格，它叫“基洛夫格勒”。按中國的標準，大概可以算做“地級市”。這個名字顯然來自蘇聯時代的著名政治家基洛夫?；宸蛟浤险鞅睉?，十月革命以后，逐漸進入蘇聯高層，1930年以后，進入最高層。他死的時候，是列寧格勒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按理說，以這樣的人物命名的城市，也應該屬于1991年更名運動之列。的確，2008年10月基洛夫格勒市議會再次向烏克蘭最高議會提出申請，希望對這個城市是否恢復歷史城名進行表決。烏克蘭幾個黨派都對此施加影響，但是，這個“公決”還是沒有形成決議。

是烏克蘭人民拒絕跟風嗎？是烏克蘭人對蘇聯時代更加懷舊嗎？大概不是。在我研究了這個城市的名稱史之后，似乎明白了一點。

2008年“公決”的提案是要把這個城市的名字恢復為“伊麗莎白格勒”，這是1754-1924年這個城市的名字，一看就知道這又是“榮譽之名”，再查閱歷史，方知為何到了2008年，這個城市的人還是不改蘇聯之宗。伊麗莎白格勒似乎是紀念圣伊麗莎白的榮譽，這個圣伊麗莎白是圣經里的人物，但是，這個城市名稱應該更傾向于紀念俄國女沙皇伊麗莎白一世。她是彼得大帝的女兒，1741年發動宮廷政變，推翻伊凡六世，自登皇位，倚重大臣彼得·蘇沃洛夫實施諸多改革。1754年廢除國內關稅，1755年建立莫斯科大學，1757年建立藝術院。在位期間，烏克蘭牢牢控制在俄羅斯手中。有傳說，這位女沙皇寵愛烏克蘭歌手拉蘇莫夫斯基。那么這樣一個“伊麗莎白格勒”恐怕也不是烏克蘭人愿意接受的吧。

而“基洛夫格勒”之名關聯蘇聯歷史一件大事，那就是“基洛夫謀殺案”。

1934年12月1日，一個叫做奧尼德·尼科拉耶夫的人，順利進入斯莫爾尼宮。這是列寧格勒市委所在地，平日戒備森嚴。尼科拉耶夫走進基洛夫辦公室，掏出手槍，把基洛夫打死。這件事謎團太多，但是，事后引發的大清洗卻是怵目驚心的事實。斯大林高調處理此案，親自督辦，親自定性，認定是托洛茨基反對派所為。

因為在上個世紀20年代初，在蘇共內部斗爭中，基洛夫堅決支持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和季諾維耶夫，1926年，他接替季諾維耶夫擔任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堅決推動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意識形態一體化。最后一項活動的典型動作是拆除教堂，逮捕對抗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但是，1930年以后，他的政治地位又有某種危險。于是，他的遇刺成了“大清洗”的加速器。關于“大清洗”已經說過很多，這里不再重復，只想談一個和這個城市有關的血淋淋的惡事。

那位被基洛夫接替的列寧格勒前書記季諾維耶夫是列寧死后六大蘇共領導人之一。1919-1926年間一直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但是，1925年他與加米涅夫等結成“新反對派”，即反對斯大林派。1926年他又與托洛茨基結成“反黨聯盟”，這回不僅反對斯大林，還反黨。1927年季書記被開除黨籍，1928年恢復黨籍，1932年再次被開除黨籍，1933年又一次恢復黨籍。但是，1934年，基洛夫被刺后半個月，即1934年12月16日，季諾維耶夫被捕，被判處10年監禁，但卻于1936年8月25日被槍斃。這是蘇共歷史不斷被書寫的史實，但是這其中有一個細節可能會被忽略。

1924年1月，列寧剛剛去世，時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的季諾維耶夫提議將彼得格勒更名為列寧格勒，全會一致通過。同一年，他自己的名字也用來命名一個城市，這個城市正是烏克蘭的“伊麗莎白格勒”，1927年后，季諾維耶夫政治生涯數度沉浮，但是，直到1934年，這個城市的名字沒有變，一直是“季諾維耶夫斯克”。也就是說，在基洛夫被刺，在季諾維耶夫自己被捕的日子，這座城市才從“季諾維耶夫斯克”改為“基洛夫”。到了1939年1月，它又改為“基洛夫格勒”，一直沿用到今天。

如果聯共（布）黨史的說法正確，那么1934年，這個城市名字的變動就成了謀殺者和被謀殺者名字的猛然互換。難道那些不想改換這個城市名稱的烏克蘭人是想讓它留下這些帶血的記憶嗎？

如果蘇聯官方文獻說的不是史實，正像1988年蘇共給季諾維耶夫平反那樣，那么1934年，這個城市名稱的更換就成了蘇聯政治斗爭的戲法兒，整個城市居民，整個俄羅斯、烏克蘭版圖都成了被戲弄的傻子。那么，烏克蘭人堅守“基洛夫格勒”的舊名難道是想臥薪嘗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