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朱沖/文  謝亞龍、南勇、楊一民；張健強、李東生；陸俊、黃俊杰；王珀、許宏濤；申思、祁宏……

如果借用國家公務員考試中常見的考題——給出一串數字，問其中的規律和聯系——以上這群人有什么關系？他們都來自中國足球圈；都在這次為期兩年的足球反腐案中先后落馬；更重要的是，他們體現了中國足球自上而下的腐敗過程。

謝亞龍、南勇、楊一民等足協高層領導在接受采訪時都承認受賄。其中，謝亞龍說：“2006年，山東魯能隊拿了冠軍，半年多后，魯能集團領導到我辦公室表示感謝，給我送了20萬元人民幣，說是集團對球隊的獎勵，同時也給了我一份，當時就收了”。南勇說：“俱樂部每次行賄的數額在幾萬到十幾萬、二十萬不等，有各種不同的方式，有的時候就給你放到辦公室，有的時候一塊吃飯，給你送兩條煙，里面放了錢，或者是過中秋節送月餅，里面有點錢。”

這是足球賄賂的第一步，從上而下入手。和上層領導交往通常都是用來維護日常關系的，不需要明確目的。所以，謝亞龍說，每次對方送錢，都沒有提出要具體辦什么事情，而是打著感謝的旗號。感謝常年無形的關照，遇到重點事情時，日常建立起的良好關系也可以派上用場。

比如2006年中超聯賽山東魯能在主場對陣北京國安的比賽前就找到了謝亞龍，希望比賽能公平公正。這就是領導間的溝通藝術，不需要明說。為官多年的謝亞龍當然懂，“山東方面希望奪冠，雖然他們話沒說，但肯定希望能給點幫助。我也考慮到那么

多球迷，還牽扯到球場安全，賽前我就跟南勇說，這場比賽確實要考慮裁判的公平公正，別出問題。南勇說你放心，我安排好。”謝亞龍沒有讓南勇安排裁判照顧魯能，而且還冠冕堂皇的要求公平公正以保證球場安全。對此，南勇當然也懂，這是一種暗示。同時受審的前裁判委員會主任李東生說，如果領導強調穩定很重要，就是要維護主隊；如果強調比賽要公正進行，意指保證客隊。另一名足協副主席楊一民在2007年時就曾為河南建業的

比賽給李東生打過電話，說對于比賽要注意，避免在降級隊身上出問題。

謝亞龍、南勇口中的感謝費就此產生了。他們沒有明確指示假球、黑哨，這顯然與先收錢后辦事，帶有明顯的權錢交易有所不同，這也為未來的審判辯護留下伏筆。楊一民及其辯護律師就認為，相當一部分錢并不屬于“錢權交易”，因為他未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利益，很大一部分的錢款都是對方的“感謝費”與“關系費”，并未要求他做超出職務范圍以外的事情。

光有領導關照還不夠，還需要執行層面配合。這時候輪到中層領導和裁判等人出場了?？偨Y中國足球反腐案件的審判公訴書可以發現：陜西、沈陽、山東等球隊為感謝張健強在裁判安排方面的照顧，分別送給張健強80萬、68萬、40萬元；2003年甲A聯賽上海申花和上海國際的比賽，上海申花送給張健強70萬元，他和主裁判陸俊每人分得35萬元；2005年至2009年期間，長春亞泰、河南建業、重慶力帆等隊在某些比賽前要求被照顧，賽后主裁判黃俊杰可以收到“紅包”，其中，亞泰隊一共給了黃俊杰人民幣64萬元。

眾所周知，陸俊是中國足球多年的“金哨”——最佳裁判，可見這是一個利益團體。只是，事情曝光后，這帶來了兩個問題：第一，按照中國足協章程，因做裁判工作而明顯違規的上海申花、山東魯能等隊不只是冠軍被取消的問題，而應被處以降級。上海申花的主體早已發生了轉移，讓如今的老板朱駿代前任受過不公平，那么，沒有變更主體的山東魯能呢？難道把行賄說成個人行為，不代表俱樂部？可賈秀全等行賄人并沒有被列為被告，說明法庭認定此乃商業主體而非個人行賄。第二，黃俊杰的辯護律師要為他做無罪辯護，理由是他并未向對方主動索取，而是源自足協領導的壓力和要求，且都是事后“感謝費”。

要想買通一場比賽，或者賭球，有裁判幫忙也不夠，如果遇上對手較真、死磕呢？所以還需要買通對手。“渝沈之戰”渴望保級的沈陽向無欲無求的重慶隊開出200萬價碼就是這個原因。1999年遼寧未能奪冠，就因為遇到了北京國安的力阻，最終被山東魯能超越。

所以，也有“富貴不能淫”的人，或者被其他對手收買力阻。2003年甲A最后一輪，上海申花和上海國際同有奪冠可能，上海申花的對手是深圳隊，上海國際則面臨保級球隊天津泰達的挑戰。上海國際希望深圳隊能全力阻擊上海申花，幫助自己奪冠，故向對方拋出200萬的籌碼，但該事被提前曝光，深圳只能拒絕上海國際的請求，但他們依然“無償”阻止了上海申花。只可惜，上海國際內部出了問題，被面臨保級的天津泰達收買，在送給天津成功保級的同時，也把冠軍拱手相讓給上海申花。這是假球、賭球的又

一個環節：當球隊不能被收買——多半是因為球隊自身面臨奪冠、保級等壓力無法被收買時——就收買隊中的球員，所以申思、祁宏等球員進去了。也存有復雜情況，比如球隊被一方收買，而隊中球員或裁判又被另一方收買，導致場上出現“各為其主”的現象發生。

所以，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正如謝亞龍所說，“沒抓進來的并非就沒有問題，實際上各自都有一些事情。這是體制機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