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剛
“詩人，為自由而生。”看完牛漢的自述《我仍在苦苦跋涉》我不禁想起了這句話。
據他所述，他非常喜愛萊蒙托夫的一首詩——《童僧》（又譯《一個不做法事的小和尚》），讀了不下十遍。這首詩講述的是一個在寺廟中感到孤獨、不自由的小和尚出跑的故事，結局很慘。一個不自由毋寧死的孤獨靈魂。這首詩的題詞是：如果讓我嘗到一點蜜，我可以死去。
接著，牛漢說道：“這一點嘗不到的蜜，讓我追求了一生。”
的確如此，從解放前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的顛沛流離，到解放后因“胡風案”所受的種種苦難，這位“硬漢詩人”一生磨難重重，但仍頑強地活著。為“自由”這點嘗不到的蜜，他追求了一生，并仍在苦苦跋涉。
“身在煉獄，
詩就是反叛的匕首和旗幟”
1940年至1942年，整個大后方都籠罩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中。在國民黨的監視下，正在天水國立五中讀高中的牛漢被定為共產黨疑犯，基本上被軟禁了起來：不讓通信，不讓進城，只能隨班上課，每周還要向訓導主任匯報。
于是，意氣風發的牛漢計劃奔赴陜北，但因父親的反對而落空。這期間，正如作者所述，“生活境遇的危難和心靈的抑郁更激發了我對命運抗爭的力量，這樣的力量也就萌生出了詩”。
這樣，牛漢迎來了自己詩歌創作的第一個高峰。其成名作《鄂爾多斯草原》就是出自這一時期，折射出“近似原生態的單純的充滿夢幻的生命狀態”。
1943年，校長的“高中生畢業典禮上要畢業生集體參加國民黨”的命令讓牛漢最終還是選擇了逃離。這次的逃離也讓他失去了第一個女友。這年夏天，他考入西北大學外文系。為了心目中的“自由”和美好未來，單純的牛漢在大學積極參與組織“真理衛隊”和“學生自治會”，大力推動“學運”。然而，1946年受城固縣地方法院起訴，以“殺人未遂、妨礙公務”罪入獄判了二年徒刑，所幸不久被保釋了出來。
這之后幾年更是出生入死，險些丟命。但他沒有丟掉手中的筆，過后他回憶說：“那時我認為，身在煉獄，詩就是反叛的匕首和旗幟。”
“二十多年沒有寫詩，
完全處于失語狀態”
建國前顛沛流離、以詩為武器反抗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牛漢在新中國建立后依然過得不平靜。他陷入了對政治、個人自由、集體自由的迷思中。
首先是關于參加“保衛毛主席”的秘密組織一事。建國后，牛漢任華北大學（后改為“人民大學”）招生委員會的秘書。1950年六七月間，在人民大學黨委管保衛的王耀庭多次勸說牛漢參加旨在“保衛毛主席”的絕密核心組織，說是“一切為了黨，為了捍衛毛澤東”，“要絕對服從，絕對要嚴守機密，老婆都不能告訴”。
而據牛漢所述，他當時“一心想搞創作”，又“有點自由主義”，在“黨”這一集體與“創作”、“自由”這一個人之間面臨著艱難的抉擇，整天愁眉苦臉想著要不要參加這一絕密組織。最終，牛漢還是回避了，去參加了抗美援朝。此事過后，“心里非常沉重”。這也是建國后“個人自由”與“集體自由”在他心中的第一次交鋒。
牛漢稱，當年他“對黨是很信任的，到1953、1954年都這么看”。據此，我們也可以想象當時“個人自由”與“集體自由”在牛漢心中的激烈博弈。而之后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讓他愈加感到困惑。
1955年5月14日牛漢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而遭到拘捕。這次的被捕讓他很困惑。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不過是一群在文學理念和創作上有相同趣味的作家，他們的交往也多是談文藝問題，何以成為“反革命集團”呢？他們強調“生命的血性和藝術的個性”，這確實與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不同，但因此就給他們定“反革命”罪嗎？
在一次隔離審查要在記錄上簽字時，發現記錄根本不是自己的交代，而是他們準備好的“材料”，牛漢拒絕簽字，向公安部報告：過去的“記錄”我從來不看，一簽了事，我相信黨。我鄭重聲明，不僅這份材料我不簽，過去簽的，我也不承認。你們太卑鄙，陰險！我強調我過去的材料（記錄）還得重看，重簽。這是違法亂紀，請徹查！
與此同時，這次蹲監獄的經歷及這一特殊時代中的見聞也讓這一時期單純的牛漢困惑不已。
如果說建國前被國民黨拘捕時還有“地方法院起訴”、“罪名不成立”向法院反訴、“罪名不成立緩期執行”等程序及誠信，在獄中有寫信、接見、創作等自由的話，幾年之后，翻身解放的牛漢因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再次入獄卻有了別樣的情景。
在因為“胡風問題”被抓的時候，牛漢回憶道：“公安部來人宣布：從即日起，對你拘捕，隔離審查，你要好好交代問題。眼鏡、鋼筆都不要帶。我問拘捕時間多長，不回答我就不簽名。來人只好打電話問，然后傳話說一個禮拜（國民黨時期拘捕時間24-48小時，沒有證據就得放人）。”更讓牛漢痛苦的是明明說要拘捕一個禮拜，但最終他卻在獄中呆了一年之久。
牛漢有意識地將兩次監獄經歷對比來講，恐怕頗有意味。經過一遍遍的寫檢查、寫自傳、交待問題及被審查之后，牛漢于一年后出獄，又一年后才回到家中。并于1957年8月，經人民文學社開支部會，被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回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牛漢回憶說：我在會上只大聲說了七個字：“犧牲個人完成黨。”
牛漢在這里所作的選擇其實就是犧牲個人自由而保全集體。當個人與集體產生矛盾時，很多人喜歡談論國家、集體的自由，并認定應該犧牲個人完成集體。這種論調其實是典型的極權主義論調。
針對這一論調，胡適在很早以前就曾高聲疾呼：“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但遺憾的是，這些金玉良言，往往被革命話語所壓倒，在救國圖強的大旗之下，個人自由沒有落腳的空間。
這之后，又是階級斗爭，又是“文化大革命”，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很多知識界人士苦不堪言，對比過去所受的苦難，那時牛漢說，“過去我們口里常常說‘絕望’，此刻才曉得，那不是絕望，只不過是一般的失望而已。”“多年來只會被動地條件反射地寫那些認罪式的文學——全是與心靈無關的符號”。而牛漢這一階段的創作也很少，正如他所說“二十多年沒有寫詩，完全處于失語狀態”，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
“我變成一只沖出鐵籠的飛虎，
詩是扇動著的翅膀”
在咸寧“五七干校”后期，留下來的人很少，繁重的體力勞動和孤獨郁悶的精神奴役下，牛漢幾近絕望，牛漢說，“這時候，是詩歌拯救了我”，“只有詩才能使靈魂在窒息中得到舒暢的呼吸”。
這“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生存條件”的處境也使牛漢“卸去了一切世俗的因襲負擔”。在干校后期，“管制比過去松一些”，牛漢成天游蕩在空茫的干校附近的山林湖泊，咀嚼人生，“詩突然從心中覺醒和沖動上來”。
大自然中生靈的命運與習性帶給牛漢很多感動和思考。當感受到個體生命與自然界萬物的相連相通時，牛漢狂喜道：“沒人管我，我覺得自己就是天地人間的小小的一分子。這是天地人間給我的啟迪，與為什么服務根本不沾邊！”
精神上的囚禁和侮辱到這時才得到一些解脫，這是“生命經過粉身碎骨的沖擊和肢解后獲得的解脫”。正如他所說，“我的身心許多年來沒有如此的單純和素白”。
在短暫的失卻了自我之后，在人生的困境之中，牛漢通過寫詩重新找回了自我，找回了自由，生命也因此得到了再生，他說：“面對荒誕和罪惡，我和詩一起振奮和勇敢了起來，我變成了一只沖出鐵籠的飛虎，詩是扇動著的翅膀。”而1972年至1975年也成了他詩歌創作的第二個高峰。
牛漢用詩自由自在地書寫著個體的生命體驗，在詩中享受著這份單純的自在。從他這一時期的《悼念一棵楓樹》、《麂子》、《根》、《傷疤》等詩中充滿著生命的高貴與尊嚴以及對傷戮和困境的堅韌反抗。與第一個創作高峰期的詩作相比，這份單純是凈化苦難后的徹悟。
在此，牛漢也反思自己1949年前后全身心參加的革命，他說那“不是真正的單純，而是個性沒有解脫，是宗教獻身式的，是作為工具出現的。當時沒有意識到，現在回過頭來看，真是愚昧。”
“做自由的真正的‘牛鬼蛇神’”
從干校再生后牛漢就決心做自由自在的真正的“牛鬼蛇神”。這之后，尤其是整個上世紀80年代，牛漢思考了很多，也徹悟了許多。
關于“個人”與“集體”，牛漢已從以前的迷思中突圍了出來。他說：“沒有個人哪有集體？！這都是極左思潮把傳統的語言顛覆了。個人主義，就是反對革命嗎？這么簡單的二元論，很可怕。”
在創作上，他依然強調“個性”。針對別人批評他的詩歌總強調“個性”、“小我”，教訓他“詩應該寫‘大我’”，晚年的牛漢曾自我辯護說：我寧愿一生寫“小我”，有血有肉、真正的人的詩。“小我”有遠大的理想。所謂“大我”，是空空洞洞、無血無肉的工具！“大我”不是人！離開個人還有詩嗎？還有什么個性？
對于群眾運動，牛漢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群眾運動都難免混進一些居心叵測的壞人，但群眾反官僚特權、反貪污腐敗有什么錯！
在這里，我又想起了漢娜·阿倫特寫給朋友的那封信。在信中，阿倫特寫到：我在自己的一生中從沒“愛過”任何一個民族或者集體，德意志民族也罷，法蘭西民族也罷，美國也罷，更沒有愛過諸如工人階級之類的群體。事實上我只愛我的親朋好友，至于別的愛我無能為力。
“文革”后，恢復了工作，當時還未恢復黨籍，但牛漢已不在意，天天寫自己的詩。他的人生和詩歌絕大部分是沉重的、苦澀的。2003年在接受馬其頓的“文學節杖”獎時，他說：“我苦苦地寫詩正是為了從苦難中走出來，嘗到一滴從未嘗到的蜜。”
他還曾說：“我和我的詩所以這么頑強地活著，絕不是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為了對歷史進行報復。我的詩只是讓歷史清醒地從災難中走出來。
晚年，他的座右銘是：“有容乃大，得大自在。”他已深知，“在當代中國，作家、詩人要保留個性真是很難”，“中國的問題是沒有健全的民主法治”，暮年的他仍在為那點“蜜”而苦苦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