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中國

周其仁

——城鄉中國系列評論（19）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qrzhou@gmail.com

自由總是具體的。以經濟活動為例，生產要講投入和產出，就有數不清的選擇，生產者總有不小的自由。蘋果公司的出品集中于極少的幾款，那是蘋果的自由。索尼的產品好幾百種，那是索尼的自由?？纤毁u炸醬面，奧迪不產自行車，別無他因，“他的生意他做主”就是了。中國人喜歡的“說了算”，用到此處就是按行為者的意志、理解、愿望、喜好來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樣生產。

舉凡消費、交易和投資，有形形色色的自由。本專欄討論的城市化，也是一連串行為自由的結果：如果人生在哪里不可選，那么在哪里成長、上學、創業或就業，多少總有選一選的自由。計劃時代一切按行政指令行事，那也是說說的大原則。其實那個時候，百密一疏的事情數不勝數。我在上海念中學時，有位同學舉家從城市的另一頭搬遷過來，無論房子還是他父母的工作，都靠在電線桿子上貼條子“交換”而成——那時沒有市場，麻煩非常，但總還是有一點不怕麻煩的“自由”。中國走市場經濟之路，實質就是擴大自由之路。今天大都市的居民小區里，外地口音五花八門，再夾雜幾句老外的腔調，大家見怪不怪就對了。

沒見過有誰真的不喜歡自由。當然，裴多菲可能把自由寫得過于浪漫了——“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真的要信守，不容易。但常識之中，喜歡自由還是人之常情。雖然批“自由主義”的所在多有，不過輪到這些批判者自己，恐怕也是自由要多不要少，與你我凡人沒有多大的不同。

人們普遍不能接受的，是自己的自由受到干涉、限制或禁止。喬布斯一度被自己創辦的蘋果董事會逐出公司的大門，當然不高興。古代中國的文王拘、仲尼厄、屈原放逐、左丘失明、孫子臏腳還有韓非囚秦，就是一千年過去了，還不免令人耿耿于懷。道理簡單，自由受限，沒有人會覺得爽快。普通人也一樣。你看街上追名牌包包的那一族，不論真假好幾萬人民幣挎上那么一個，美得不能自己?；蛴腥藛栆痪渲挡恢笛?，回應多半是“管得著嗎”——誰也不喜歡別人干涉自由！

是的，人人喜歡自由，獨不喜歡他人干涉自己的自由。問題是，究竟什么是“他人之干涉”呢？投票驅逐喬布斯，難道不正是蘋果董事會其他成員的自由？正如拘文王、厄仲尼、放逐屈原、挖去孫臏的膝蓋骨或把韓非關起來，還不是相關人士“憑借他們的意志而行動”的“自由”？說破了，能妨礙一個人的自由的，常常恰好就是他人的自由。

這樣看，“絕對自由”就難以成立了。除非到一個孤島上，魯濱遜的自由對任何他人的自由都不構成損害；反過來也一樣。在存在著他人的社會里，一個人的自由對他人自由多多少少總有些影響。于是“社會問題”就來了：甲的自由妨礙了乙，丙的自由又攪得丁不得自由。這也是真實世界里的自由，總不免要打些折扣的原因?？档聢猿肿杂梢宰月蔀榍疤?。法國《人權宣言》把“自由”定義為“有權做一切無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孫中山則說，不侵犯他人的自由才是真自由。不管怎么說，反正沒有“漫無節制的自由”，因為那類“自由”一定損害他人的自由。

相比之下，伯林（I.Berlin）區分了“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與“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被看作是推進了關于自由本質的認識。在這里，“積極自由”是指行為主體憑借自己的意志主動“做合意之事的自由”。“消極的自由”呢？則是“免于受干擾的自由”。用這位牛津教授的原話來說，就是“在變動不居的、但永遠可以辨認出來的界限以內，不受任何干擾。”伯林認為，“消極自由”劃下了一個社會自由的底線，因為只有“消極自由”，才保障每個個人免受他人自由、特別是他人的積極自由所帶來的干擾。

刨根究底的學者指出，以上界分兩種自由的思想來自古典傳統，并不是伯林原創。不過，畢竟經由伯林在1958年的演說之后，“消極自由”的概念與分析才啟發了更多人對自由作更深入的思考。個人自由的上限可以達到極其理想的境界，不過，一個社會實際的自由程度卻是由自由的下限決定的——“消極自由”的空間有多大，行為自由的空間至少就有多大。

探究下去，“消極自由”也是一個邊界變動的行為空間。規律是不是這樣的：積極自由的火燒得越旺，消極自由的空間就收縮得越狹窄？譬如革命講的是犧牲個人、服從組織、壓縮小我、成就大業。攻打巴士底獄在即，至少法國的革命者就沒有“免受革命干擾”的消極自由。惟有造反成功，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革命者“用我們自己的方式，追求我們自己利益的自由”，才可能增加。

搞經濟本來比搞革命可以容忍較多的自由。不過這也要看情況而定。像中國這樣在革命傳統的基礎上搞建設，加之一邊倒學蘇聯模式，再加之趕超的雄心萬丈，一切追快、追大，“積極自由”的范圍甚至一度大過戰爭年代。不是嗎？“大煉鋼鐵”的人力動員，規模比解放戰爭四大野戰軍還大了多少倍。既然自上而下發動的“大躍進”是改天換地、向自然開戰的革命的積極自由，那普天之下小人物的消極自由就對不起了，只好收縮“免除大躍進打擾的自由”。最后鬧到天災人禍一起來，碰了一個大釘子，才明白國家給個人、家庭、基層多留點消極自由的空間，究竟有多重要。

計劃經濟的根本問題，是國家的積極自由太多，老百姓的消極自由太少。以為經濟底子薄，全盤公有的資源集中起來才易辦大事，一切全國動員、全民大辦，似乎唯有壓縮“小自由”才能成就大事業。殊不知，由于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高度集中權力的舉國模式可能舉對，也可能舉錯。一旦集權出錯，舉國體制的最大問題，就是想要糾錯也很難。積極自由覆蓋了一切，就沒有消極自由的必要空間。

從這個角度看，改革開放是從擴大底層消極自由的空間入手的。從“允許包產到戶”、“允許多種經營”、“允許民營經濟”，直到“允許農民進城落戶”——所有這些“允許”當頭的政策，很明顯開拓了“可做什么”的積極自由空間。還有一個含義，“允許”不等于“必須”，更不等于非辦不可。不包產到戶行不行？繼續務農行不行？不進城鎮行不行？也行。那就是消極自由的含義了。改革政策也可能出錯，留點“不改革”的空間，事后證明反而有利于推進改革。

小結一下。保障形形色色的自由，要靠抽象的權利。允許個人、家庭、基層組織做什么，是抽象權利的一個層面；保留人們不干什么、拒絕什么，是抽象權利的另一個層面。中國的城市化大潮當中，要注意國家工業化留下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