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科/文

上世紀八十年代可謂中國改革的黃金時期，各項改革全面啟動，重點之一就是價格改革。它集中體現了民間自發力量、學界知識探索和高層政治決策的互動以及對改革的影響。從中可以看到，改革的順利推進需要一些條件。第一，尊重民間自發創造，敢于否定當下意識形態和法律陳規。第二，相信知識的力量，以成熟理論去分析社會出現的問題。第三，考慮現實復雜性，在實施改革時注意策略和步調。價格雙軌制改革過程中的成功與失敗，從正反兩方面說明了這些道理。

緣起

當代中國改革是從1978年前后農村包產到戶開始的。所謂包產到戶，無非是在農業生產中從集體公社變為個體單干，“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自己的”。最初是民間自發的行動。小崗村農民冒死分包田地的故事現在已為人熟知，而當年是違法的。那時明確反對包產到戶的既包括某些中央高層領導，也有很多省部級官員和普通干部。他們認為中國農民單干了幾千年，一直挨餓受窮，沒必要再折騰；更何況集體公有制涉及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不能輕易動搖。

從1978年基層自發包產到戶到1982年中央承認其合法性——官方不久后稱之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中間經歷了繁復的理念斗爭。有個故事反映出這種斗爭何等激烈。1979年前后，萬里在安徽主政推行包產到戶，與一位中央前去調研的干部發生爭論。這位干部說：“包干到戶……沒有統一經營，不符合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性質，不宜普遍推廣。”萬里說：“包干到戶，是群眾要求。群眾不過是為了吃飽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行？”“它離開了社會主義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你要什么？”“我要社會主義！”“我要群眾！”

無論觀點如何，這項政策的實行給中國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1978年到1984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增長10254萬噸，達到40731萬噸，增幅為33.6%，這6年增產的糧食相當于1957年到1978年21年增產的糧食。1984年全國棉花總產量也相當于1978年的2.89倍。過去幾十年一直困擾中國人的“吃飯難”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伴隨包產到戶的出現，城市和工商業領域也發生兩個重要變化。首先，鄉鎮企業與城市個體戶逐漸興起。包產到戶實施后，農村形勢大大改變。有人這么描述，“原來靠打鐘上班，農民還慢騰騰地不愿意去，現在天黑了他還不愿意從地里回來。”由于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民與村集體富裕起來，有了結余資金，農村勞動力也越來越顯得過剩。政府考慮到就業問題和社會穩定，于1979年頒布《關于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為鄉鎮企業發展掃清了政策障礙。城市中也因為大量返城知青難以就業，政府制訂政策允許私人從事工商活動，“個體戶”應運而生。

其次，政府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早在1978年，四川主政領導就支持試驗擴大企業自主權，經過一段時間運行和觀察，成效顯著。于是在1979年，國務院制訂《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文件向全國推廣企業改革試點。核心內容有兩條：一是允許企業完成國家計劃任務之余，生產銷售計劃外產品；二是企業盈利后，除了上交國家可以留一部分歸自己。這有點像對農村改革的模仿。結果是，實施試點的企業產量、產值、上繳利潤增長幅度都得到提升，改革范圍不斷擴大。

就這樣，原先嚴密僵化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出現了縫隙和松動。但在兩個問題上，政府抱著不同的態度。“放權讓利”帶有很大主動性，目的是在公有制條件下提高企業積極性，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而對鄉鎮企業和個體戶，政府視為解決冗余人員就業的一種渠道，任其自生自滅，甚至保持警惕和防范。

亂象

無論如何，上述變化意味著與過去不同的權益劃分和激勵機制，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簡而言之，當企業與個人被允許運用自己的資源與能力，在管制放松和產權更清晰的條件下追求自我利益，原先計劃經濟中被掩蓋的資源配置問題就暴露出來，表現在各個方面。

第一，企業待遇不公。“放權讓利”要求核算企業的收入、成本和利潤，而長期僵化的計劃價格早已偏離合理標準，企業提留利潤時苦樂不均，產生很多抱怨。舉例說，1978年國營天津印染廠工人的人均積累（利潤加稅收）是1.82萬多元，同屬一工業局的天津四新紗廠只有3638元；天津軋鋼行業工人的人均利潤是8559元，而與之管理水平、技術水平相當的煉鋼行業只有412.6元；全國工業設備的成本利潤率是25%，農機產品的利潤率只有9%……這樣懸殊的利潤，使工人待遇出現差距，這種差距是國家對各種產品定價造成的。

第二，產業結構失衡。受利潤考核影響，定價高的產品有企業積極生產，定價低的產品則沒人生產，導致過剩與短缺并存?？傮w而言，加工工業的利潤率遠遠高于能源、原材料工業。數據顯示：1979年，絕大部分能源、原材料行業的資金利潤率都不超過5%，而加工工業的利潤率都在38%以上，其中手表行業利潤率高達61.1%，煤炭幾乎全行業虧損。這背后的原因就是定價不合理。結果是，加工業產品相對過剩，原材料產品供給嚴重不足。當時前者被稱為“長線”，后者被稱為“短線”，如何“取長補短”成為政府長期頭疼也無法解決的問題。

第三，經濟秩序混亂。企業自主權擴大后，可以生產銷售計劃外產品；鄉鎮企業和個體戶出現，催生了大量自由交易；計劃經濟體系因此遭到沖擊。由于鄉鎮企業不受計劃控制，可以根據市場需求自定生產，但它沒有能源、原材料，只能通過高價甚至賄賂從國有企業獲得，出現了所謂“爭原料”、“以小擠大”等問題。而在國有體系中，企業也奉行“利大大干，利小小干，無利不干”的原則。上游企業會把稀缺原材料拿到黑市上銷售，盡量減少和不履行計劃指標，下游企業則會虛報對投入品的計劃需求，甚至把稀缺物資指標用于倒賣。這樣一來，就形成了計劃與實際不符、計劃與計劃脫節、計劃與交易沖突的混亂局面。

第四，財政補貼緊張。在原有計劃經濟體系中，政府承擔著幾類價格補貼。首先是國有企業——譬如原材料生產企業，產品定價過低；外貿出口企業，為換取外匯必須虧損；產品滯銷的企業，收入無法兌現。它們生產得越多，政府補貼越多。其次是農產品和農副產品，政府從農民手中收購，按計劃價格出售給城市居民，也必須承擔補貼。1979年之后，由于農產品產量劇增，工業規模也在擴大，政府在這些方面支付的補貼越來越多，日漸難以為繼。

所有這些問題和亂象，都指向一個根源：價格不合理。政府也意識到這一點，從1979年到1984年間多次調整農產品和重要工業品的價格，并于1981年成立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由資深經濟學家薛暮橋牽頭調集優秀專家，試圖用計算機程序和投入產出理論計算出一套全面合理的價格體系。但這種努力沒有成功。直到1985年5月價格研究中心并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理的價格”依然沒有計算出來。

理論

正在這樣的背景下，價格雙軌制理論產生了。

現在回過頭看，價格雙軌制理論是一個大膽、超前的構想。1984年的時候“市場經濟”還不容于官方話語體系，連私營企業能否存在都是個問題；個體工商戶是合法的，但雇用工人有剝削的嫌疑。在這樣的背景下，理論研究者們提出，價格問題根源是價格制度不合理——在政府定價前提下，無論價格怎么調整，都必然與瞬息萬變的市場狀況發生矛盾。改革方向應該是放棄政府定價，轉向市場定價。改革的辦法是實行以“放”為主的價格雙軌制，即：先將計劃額度固定下來不再擴大，全部放開計劃外產品的價格控制（即承認計劃外產品交易價格的合法性），然后逐步減少計劃內商品牌價交易范圍，直到建立完全的市場價格體制。

這些觀點今天看起來不足為奇，但在當時卻具有顛覆性。由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加上嚴密的知識封鎖和意識形態禁錮，很少有經濟學家想到用市場定價取代政府定價（即使想到也不一定敢說），大部分人著眼于計劃價格如何調整。正因為如此，價格雙軌制理論中包含著先進和徹底的成分，它是以現代主流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以市場經濟為目標模式構建出來的體制轉軌方式。其中，放開市場增量、縮減計劃存量的思路在西方經濟學中沒有先例，應該說是一個創見。

此后數年間，中國經濟改革在價格改革的帶動下向縱深推進，“雙軌制”成為許多領域的改革途徑。當然，改革過程并沒有完全按理論和建議的構想展開，但從中可以看到理論與實踐互動的重要關系。一方面，理論應該參照已有先進成果，力求徹底清晰，否則它將無法指引實踐；另一方面，理論轉化為政策時必須適當妥協，并在實踐中不斷修正，否則它就是一紙空文，甚至產生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