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湖北咸寧，有個地方叫向陽湖。曾經，那里集結了六千文化人，其中有文聯作協的，有故宮、榮寶齋、革博、歷博、北圖、中影的，有中華、商務、人民、文學等出版社和新華書店總店的，這些單位“一鍋端”，下干校。做什么？從事體力勞動，進行思想改造。
若干年后，提到“干校”，也許需要做一番詞語解釋吧？說它是集中營，卻沒有鐵絲網；說它是勞改農場，這里人也不是犯人，至少不是刑事犯；或者說是政治犯，卻也不是——眾所周知，1949年以后，中國的“政治犯”，比如丁玲、胡風、比如遇羅克，張志新，都關進監獄了；這里人要進行思想改造，并不是說他們曾有過什么大逆不道的獨立思想，可憐他們真的沒有，但是最高領袖斷定：他們的思想、感情都與無產階級隔著幾層，所以必須把他們驅趕到中國社會最底層，讓他們在體力勞動中脫胎換骨，獲得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
其實，早在解放之初，針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已經有過思想改造，所謂“脫褲子、割尾巴”，所謂“洗澡”——錢鐘書的夫人、作家楊絳就根據自己和周圍人的親歷創作了長篇小說《洗澡》。那一次運動大概要算是“和風細雨”了，所謂“如匪浣衣”，大概也沒有洗干凈，不然怎會有那么多“右派”向黨“瘋狂進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行嗎？思想改造要“觸及靈魂”，要“靈魂深處鬧革命”，還有什么“狠批私字一閃念”——人的潛意識都被管起來了。
但當時下放干校的人們，絕大多數甘心被管。他們滿懷虔敬，下決心改造自己。陳喬，當時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副館長，有詩云：“風雨棚中除四氣，向陽湖畔過三關。”“四氣”是闊氣、暮氣、官氣、嬌氣，“三關”是思想政治關、勞動關、生活關。
離開北京、上火車前，他們排著隊，打著紅旗，到天安門廣場，對著城樓上的毛主席畫像舉手宣誓——頗具儀式感，類似今天的行為藝術。誰說過的，中國文學太政治化，中國政治又太文學化。
儀式感也好，神圣莊嚴感也好，到了干校，聽軍宣隊領導訓話，心就涼了：你們現在好就好在沒有打仗，如果打起仗來，先把你們拉出去槍斃幾個再說，留你們干什么，留你們反黨反人民哪！——這當然是針對干校中的“牛鬼蛇神”說的。
領袖說，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干校，各類分子是活在最底層的，誰都可以無端踹一腳。有時在田里勞動，也會突然被拉出來，在田梗上挨批斗。馮雪峰和許覺民等被打倒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前領導，6人住一大間，冬天革命群眾來開會，這幾個老頭兒就被趕出屋，站在外面受凍，走得慢了，會被斥以“滾開”！有一次，干校殺鴨子改善生活，還有人提議要革命群眾吃鴨肉，受審查者啃鴨頭鴨屁股，以示劃清界限、保持立場……屈辱無處不在。曾參加“一二·九”、在出版界叱咤風云的陳翰伯也多次被批斗，他走路不利落，一次過獨木橋，沒人肯幫他，眾目睽睽之下，他只好自己慢慢爬過去。也許正是這樣刻骨椎心的屈辱經歷使他后來徹底否定“文革”。那時還有“兩個凡是”禁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尚未形成，而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是永遠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了。有什么可分析、爭議的！二八開，三七開，四六開，甭開了！”他支持、提倡創辦《讀書》雜志，倡導“讀書無禁區”，都可以看作是對極“左”教條、神諭的公然唾棄，目的是還人自由。
在干校，不論各類分子還是普通群眾，都要參加勞動。從蓋房、修壩到養豬、放牛、放鴨子，從拉犁、插秧、收割，到拉車、挑擔，基本上包括了在農村生活所必須的一切勞動。文物專家朱家溍當時年過半百，每天要給廚房挑20多擔水，打滿12個水缸，有時還得去火車站卸煤，推著板車來回幾十里。書法家王景芬回憶：有一年年初三就下田插秧，上身穿棉襖，下身穿短褲，天氣冷，腳凍得難受，有時甚至往解放鞋里撒泡尿熱熱以應急！形式主義也免不了，收割小麥，越是下大雨越是搶收，結果一連幾個陰雨天，麥子全發霉了。當地群眾覺得北京人真奇怪：大雨大干，晴天反倒不干了。——晴天往往開大會。雨天泥濘，田梗濕滑，一會兒一摔交，都成了泥人。古畫鑒定大師徐邦達，人稱“徐半尺”——據說他鑒定一幅書畫，只需將卷軸展開半尺便能斷其真偽，這時也被下放到此地，他年近六十，身體弱，麻稈腿，風都能吹倒的樣子，也必須下水田插秧，幾乎把身體拖垮。當地群眾編他的順口溜：“身穿大棉襖，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杖，三步兩跌倒。”彎腰駝背的老學究們，踉踉蹌蹌，一身泥水，走在上工路上，像一群叫花子。那時年輕人也累得體力透支，卻不敢喊累，“活著干，死了算。”身體吃不消，就在大田里學習毛主席語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后來成為文學評論家、那時還是年輕人的閻綱私下問老作家嚴文井，向陽湖和南泥灣比較，哪里更苦？嚴文井想了想，說干校更苦一些，因為大部分時間得參加強體力勞動，而且精神受壓抑……
按說，向陽湖產生不了田園詩。但是竟然有！詩人臧克家還出版一冊詩集《憶向陽》，內中不少佳句——“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老黃?！罚?，“敷粉冬瓜似石磙，菜花引蝶入廚房”（《菜班》），“案頭還信債，池畔洗衣裳”（《假日》），“近火潮衣蒸白霧，沾身熱汗化冰涼”（《大風雪，收工暮歸》）等等。詩人牛漢與許多下過干校的人都認為《憶向陽》是粉飾，至少不真實。牛漢在干?？吹降年翱思铱偸浅蠲伎嗄樀?。有一次勞動，臧克家負責燒開水，他有肺病，沒力氣吹火，嗆得鼻涕眼淚，干著急，是路過的詩人牛漢幫忙，才把水燒開。作家吳泰昌回憶，臧克家在干校很謹慎，也不亂串門，別人也不敢接近他。平時沒事干，就盤腿坐床上數錢，一堆五分、二分、一分的硬幣，裝在鐵罐子里，可見寂寞無聊。但臧克家到近百歲高齡、躺在床上了，也還是說他每每回憶咸寧向陽湖，總感到親切，還說在向陽湖一走30里路，鍛煉了身體，非常受益。
也許隔著歲月回望當年，一切痛苦都變成美好回憶了？許多文化人日后回憶干校，都有意無意地將苦難一筆帶過，而大談趣聞逸事。美術家曹辛之用當地竹子雕刻藝術筆筒，風靡一時；古玩大家王世襄牽著自己飼養的牛找畫家張廣畫牽牛圖，畫像上的他如老農似的笑哈哈的；還有美術家自己設計的“太和殿”工棚和“美術廁所”……此外，更有賞滿湖荷花翠蓋，采綠頭鮮菇，半夜捉田雞改善生活……
不過也有人執著不忘苦難,徐半尺徐邦達就毫不掩飾其憤怒：“提起咸寧干校就頭疼，討厭透了！因為在那里簡直不把人當人！”而牛漢那些在干校孕育的血淚詩篇也沒有臧克家式的愉悅。楊絳《干校六記》記錄的是河南息縣干校的事情，怨而不怒的筆調，也有這樣一讀驚心的句子——“最經磨的還是人的血肉之軀！”
關于干校，也許韋君宜的小說《清醒》開頭幾句大實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五七干校，這實在是個奇妙的地方。有的人想起它就感到無限溫暖，有的人卻提到它就義憤填膺。你說它不好，那時大家寫了多少真心歌頌它的詩。你說它好，最后這些寫詩的人卻竭力想辦法離開這里。”
其實像臧克家、冰心這樣名聲大的知識分子，上面還是有統戰性質的關照的。他們在向陽湖待的時間不長，用詩人綠原的話講，他們只能算是匆匆過客。還有一些人，因為有用，或是去考古現場發掘文物，或是回京編輯出版圖書，也先行一步離開干校。剩下的人在絕望與盼望中度日如年，一度軍宣隊要甩“包袱”，想把這些人送到“新西蘭”——新疆、西藏、蘭州。所以同在干校，境遇與心情也不盡相同。當然最后所有人都返京了——除了死去的人。轟轟烈烈的“下放干校”結束了。
那么，知識分子在干校的收獲是什么呢？也許就是了解了國情、世情。其他就很難說。向陽湖當年流行的順口溜，也許就是世情之一種：“北京佬，北京佬，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個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這些知識分子穿得也許比當地群眾還不如，但舍得花錢買吃的，還戴塊“大金表”，“大”能多大？不過是反映了當地群眾的驚羨之情吧。而驚羨之后凸顯出怎樣的社會差別？這不就是彼時的國情、世情嗎？
（咸寧向陽湖的李城外先生多年來致力于搶救干校史料，做了大量訪談，使得這一段文化人的痛史得以保存下來。本文提及的種種史料，大多出于他編著的“向陽湖文化叢書”。謹致敬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