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周鳴之

從美國著名作家弗蘭岑的小說《自由》中讀到關于后9·11時代美國家庭、社會與政治的段落時，頗有些怪異的感覺。一來出于某種眾所周知的偏見，600多頁的大部頭小說，加之以細致的現實主義筆墨刻畫當代事件，不免生出今夕何夕的錯覺(弗蘭岑也以此非同一般的雄心被冠以“偉大的美國小說家”之名，成為近年來美國文壇一道“亮麗的風景”)。二來，自由這個書名在當下語境也顯得有些不合時宜，自美國民主進程兩百年來，自由一說顯然已太主流、太正確，以至于讓人少了一份理直氣壯。

 《自由》的英文版原有個副標題“一部小說”(Freedom：A　Novel)，我個人頗為中意，細品之下似有些雙刃劍的況味。既明言是小說，一來可平息某些自由主義者打了雞血般的熱情；二來，一提政治便頭疼腦熱的讀者也可大松一口氣。

故事發生在一個典型的原子化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丈夫沃爾特·伯格倫德是個典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堅定的環保主義者，妻子帕蒂在成為家庭主婦前是個籃球明星，隨后回家專心育子，轉變為“一只殷勤友好的蜜蜂，快活地傳播著社會文化的知識花粉”。伯格倫德一家溫文爾雅、見過世面、舉止得體，思想進步，無疑是明尼蘇達州圣保羅市保守居民中的翹楚。但讀者絕不會錯過作者口吻中清淡的調侃，這幾乎與那通常表現為蜚短流長的民間智慧合為一體，自然生長出一種敏感的懷疑來，要撕開這個完美家庭溫情脈脈的外衣。

矛盾幾乎總是從內部開始的，伯格倫德一家也不例外。沃爾特發現廢寢忘食為之奮斗的鳥類棲息的事業，被周遭解讀為與煤炭開發商的同流合污；自己中肯的環保言論對年輕人似乎早已過時，大家只圖一時之快，用偏激泄憤；兒子喬伊似乎是專門與自己對著干，非但掛上了精英的“共和黨人”式的假笑，更與9·11后大發戰爭財的骯臟交易攪和在了一起。

妻子帕蒂的痛苦或許更具象一些，作為一個去政治化的母親，兒子的反叛本身就足以令她痛苦不已。雪上加霜的是，兒子的背叛是真正發覺了母親的秘密，無論是他選擇了貧窮而粗俗的鄰居，還是投靠早年便與自己觀念不和的古怪姐姐，都足以擊潰帕蒂一直以來想要表現得多元、友好、成熟的價值觀的虛無。

或許對作者弗蘭岑來說，生活的真相遠遠不止這些，痛苦的是對自己行為的復雜動機的深刻理解。沃爾特很快還會發現，他的諸多選擇，無論是對帕蒂的愛，對環保事業的堅守，還是他的自我塑造，無不是要擺脫條條橫亙在自己成長路上的陰影：是不公平對待自己的父親，是粗鄙的哥哥，是感情深厚卻永遠處在彼此競爭關系中的大學同學。他或許還會發現自己對鳥類超乎尋常的熱愛，不過是源自于霧靄中的驚鴻一瞥，那個飛揚灑脫的剪影寄托了被過多的責任所束縛著的，弱小而不自由的自我。

這不免讓我們想起哲學家對于自由意志之不可能的論調，叔本華有言，“大家都相信自己先天是完全自由的，甚至涵蓋個人行動，而且認為在任何時候他都可以開始另一種生活方式，從經驗上，他會驚訝地發現自己并不自由，而是受制于必需品，而且不顧他的所有決心，他無法改變自己的行為，而這就形成從他生命開始到結束的生活，他必須扮演自己譴責的角色”。

如果600多頁的小說，所講述的不過是主人公“在既定路線上又向前移動了一格”，未免顯得太過抽象而厭世。弗蘭岑小說最為動人之處，恰恰在于個人對于自由意志彷徨無助的探索，主人公們在左沖右突中發現，原來世界留給意志自由的空間竟是如此狹小。就在這小到可憐的區域里，無不充滿了沉重的道德責任與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