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迷津

1942年7月16日、17日，13152名猶太人在巴黎及其郊區被逮捕，并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遭到殺害。那是納粹統治下的法國維希政府，在極度惡劣的狀況下，受命逮捕了猶太人，以婦女和兒童為主，因為男子們已在之前被圍捕送至集中營。那次圍捕，被稱為“春風行動”。直至2002年，法國政府才公開承認這一段歷史。

而1942年前后，正是讓-保羅·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聲名鵲起之時。薩特的劇作《蒼蠅》和《密室》在德國占領的巴黎上演，波伏娃的小說《女賓》出版，她甚至期待自己能夠得到龔古爾文學獎。

對法國國內反猶情狀之酷烈，波伏娃和薩特并無深刻意識，前者在1942年6月，即春風行動前月，還在日記里說自己尚未在巴黎看到戴黃星的猶太人，她覺得法國的猶太人并沒有把納粹反猶當一回事。

同時需要說明的是，1940年，德國一占領巴黎，就開始實行出版審查制度，因德國占領軍內懂法語的人并不多，他們要求每一家出版社為自己的出版物負責，令其進行自我審查，要求不出現任何反對德國人的作品。法國出版協會立即發布了書籍“黑名單”。

這名單的另一個名稱叫“奧托書單”，法國人把這書單當做禮物送給當時的德國大使奧托·阿貝茨。奧托書單共有三份，“春風行動”進行之時，法國出版界正向德國遞交第二份奧托書單，到第三份奧托書單時，法國人把《小王子》的作者圣?？诵跖謇镆擦腥肫渲?。借著足夠的時間上的距離，我們能輕易地發現，德國人對法國人的傷害，遠不及法國人自己加于自己的傷害。

維希政權（1940-1944）存在期間，是法國后來以“薩特”為中心的左派茁長的時期?！蹲蟀叮簭娜嗣耜嚲€到冷戰期間的作家、藝術家和政治》的作者曾滿懷諷刺地寫道，那些在維希政府期間出名的作家，是否應該意識到，正是納粹帶來的競爭上的真空使得他們出名更容易，因為他們的競爭對手正在集中營或者正被遏制著喉嚨無法發聲。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曾坦率地寫道，納粹潰敗，戰爭結束，蘇聯的紅軍出現在布拉格，他以為善的力量終于戰勝了惡。事實是，捷克迎來的是更為漫長的共產主義極權。“很長時間后我才明白，常常不是善與惡之間的力量在戰斗，而僅僅是兩個不同的惡，在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斗爭。”

托尼·朱特對知識分子道德的考量尺度，正在于此，能否辨別善與惡，或者，至少不與惡同聲相濟。他認為20世紀知識分子的言行，都預設并包含著要對一些重要問題的表態，比如，德國納粹，蘇聯的共產主義極權，因為獨裁與極權在實際上牽連和約束了當時的精神文化生活。

但當時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同樣沉陷在克里瑪所描述的那種迷津里，把一種力量（納粹）視為惡，同時自然而然地把另一種力量（共產主義）視為善。特別是維系政權的四年，強化了這種簡化的善惡判斷，之后進入冷戰期間，法國知識分子在美國的資本主義與蘇聯的社會主義之間，自然而然地選擇了后者。

墳冢與紀念碑

歷史地看，20世紀中期的法國維希政府時期是一個分水嶺，這是20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唯一一次與惡親密接觸，但是那時納粹之惡已太顯而易見，無需深刻的洞察力，并不能構成對法國知識分子智識與道德上的考驗。而法國20世紀維希之前與之后的歷史，才真正這種具有考察價值。朱特在《責任的重負》中所選擇的三位人物，正對應著那種具有考察意義的歷史。

萊昂·布魯姆（1872-1950）是法裔猶太人，親炙了19世紀末法國文學盛宴，以文學評論家的身份，在文學圈內確立了自己的位置。那時，知識分子群體內最主要的就是文學家。布魯姆之后告別了文學圈，進入法國最高行政法院，成功地讓自己成為一名成熟的法理學者，并順勢進入政治領域，加入法國社會黨，以其人格魅力成為法國社會黨的領袖。

1936年，布魯姆通過選舉獲得組建政府的權力，成為法國歷史上第一位猶太人總理。他的政府——人民陣線政府存在了4年。1940年維希政府把他出賣給了德國人，他以重要人質的身份，在納粹的集中營度過了四年，大難不死，余生都在反思政治與權力。

布魯姆的時代，是政治與知識的蜜月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在整個世界舞臺上，出現了一群心懷救贖的人們，靠理論的魅力，把創造美麗新世界的夢想，注入人群中，并因此獲得權力。無論是墨索尼里還是希特勒，他們都書寫過感人的夢想，他們的極權之誕生，也都是有群眾基礎的。

而布魯姆一生秉持社會主義理念，堅持共和。更重要的是，他堅持不懈地把他領導的社會黨，限定在一個黨派范圍內，嚴格區分掌權和用權，認為一個社會必須存在多個黨派，而一個黨成為執政黨，意味著該黨獲得了用權的權力，而非擁有權力。也正是因為有這些認識，所以20世紀20年代，布魯姆就發現列寧的政治趨向是奪權而非用權，因此一生都以社會黨居身，反對共產黨。

加繆（1913-1960）和薩特一樣，在維希政權時期成名，其聲名在二戰后達到巔峰，他是典型的文學家式公共知識分子，文學、思想與政治介入相結合，一度成為法國最著名的道德喉舌和思想導師。

20世紀中期，法國興起公共哲學討論，知識分子站立在精神的廢墟上，百廢待興，指點江山，氣勢如虹，把寫作與治國糅成一團。加繆卻和激情的薩特們分道揚鑣，去思索人的價值問題，之后遠離公共激情，褪下公共知識分子的袍子，成為與時代格格不入的沉思者，至1960年因車禍去世。

雷蒙·阿?。?905-1983）身上有著濃郁的學術氣質，理性務實，堅持思想的嚴肅性。對于他來說，肯定或者否定一個問題，都需要經過復雜的知識檢驗與智力推斷。他的謹慎和克制，讓他在20世紀中期成為薩特們嘲諷的對象，而喧囂的年代過去之后，人們在薩特式激進主義的墳冢上，“開始給阿隆式理性建造紀念碑”（托尼·朱特之語）。

歷史理性與道德

歷史何去何從，充滿了太多偶然的因素。以后來顯而易見的是非善惡標準，去判斷彼時的人們，是不公平的。知識分子史研究遇到的一個困境就是，言行的原因，言行本身，以及言行的結果，此三者究竟該怎樣恰如其分地呈現?；谕瑯拥睦碛?，最后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比如同樣是為了追求正義民主，有人選擇了擁抱法西斯，有人選擇了擁抱共產黨?；蛘呦嗨频难孕?，卻有著不同的原因和結果。托尼·朱特的重心，落在言行本身上。

歷史學家并沒有權力充當歷史人物的裁判者，他們使用的往往是一種呈現的技能：顛覆一個歷史人物的形象，或者為一個模糊的人物重新勾描出鮮活的模樣；推翻一種敘述，重述一個事實。托尼·朱特對他筆下的知識分子進行的道德考量，就是通過重新描述他們生活的時代與他們的言行，重新描述他們與他們的時代的關系。

而托尼·朱特對20世紀法國的病理剖析，其實并非法國所獨有：政治理念上左右之爭激烈，參與者傲慢而剛愎自用，卻沒有人為實際的政治負責；一個不正義的政府（維希政權）帶來的長久的道德潰敗，卻沒有人專注于道德秩序的重建；政治秩序不穩定，短時間內經歷不同性質的政權，導致社會生活出現奇怪的斷裂，隨之帶來的是對共同經歷的歷史全然不同的解釋與理解。

他所列舉的這三大法蘭西病癥，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階段都有所體現。在他筆下的三位負責的知識分子：萊昂·布魯姆在政治上負責，他使一個政黨免予獨裁的困境，也維護了政治共和的原則；加繆身上的政治性非常弱，但是他在道德秩序的重建上遠比同時代人更為盡力；阿隆嚴守理性，與各種狂熱、激情對峙了幾十年。他們的言行并非直接醫治了當時的法蘭西病癥，而是在托尼·朱特的檢視之下，發現他們所擁有的那種“醫治”的功能。

雖然，托尼·朱特在《責任的重負》中，描述的是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而其實，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同樣也直面責任的重負：歷史是可以被汲取的，而不僅僅是客觀地再現。有價值的歷史描述，往往能提升我們預測和控制事件的能力，暗示了“該怎么辦”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