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劉曉立/文 4月3日的MOMA擠滿了人，這里正在放映一部獨立制片的紀錄片。原本計劃只有七八十人的場子來了近300人，為了維護秩序，影院經理只允許三分之一的人進入可容納100人的放映廳，最后連嘉賓栗憲庭都沒能進去。這就是紀錄片《垃圾圍城》首映當天的情景。

2008年，正在拍攝《鬼神信仰》的王久良為了尋找純凈的自然環境，回到老家山東安丘。在那之前，他對老家的印象還停留在高中以前單純的農村。但如今這個高速發展的蔬菜生產基地已經遍地都是裝過農藥化肥的袋子。

回到北京，王久良開始關注北京的垃圾場。作為一個普通人，他沒有辦法從相關單位得到詳實的數據和信息，于是便用了最笨的辦法——騎著摩托車追蹤垃圾車。從2008年10月到現在，王久良幾乎走遍了北京周邊的四五百座垃圾場，他將這些垃圾場的具體位置用黃色的點一一在地圖上作出標記，竟發現整個北京城已被這些點包圍。于是，便有了后來的《垃圾圍城》。

由于拍攝題材的限制，這組作品無法進入商業市場，更不可能進入畫廊進行銷售，迄今為止，只有澳大利亞的白兔美術館收藏了五張作品。王久良只能依靠過去作品的收入、朋友和藝術機構的資助以及部分獎金完成作品。而拍攝過程也并不輕松，恐嚇的、提菜刀的、放狗的，對他們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如何規避風險成為拍攝時考慮最多的問題，為此他們還特意總結了一套堪比地道戰的戰略經驗，如拍攝永合莊填埋場時，從架梯子爬上帶有鐵絲網的圍墻到完成拍攝，僅僅花了一兩分鐘的時間，場內保安還沒反應過來時他們已安全撤離。

就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他和攝影師樊雪崧兩個人一共拍攝了500多卷120膠卷，總共5000多張膠片，為我們展示了隱藏在城市背后的垃圾世界。

與那些拍攝細節的同類型作品不同，《垃圾圍城》并沒有將視線僅僅局限于垃圾本身。許多垃圾場的不遠處就是高層住宅樓，一邊是人的消費，一邊是環境的破壞，其實并不是垃圾在圍城，而是城市在踏著垃圾前進。作品的另一個觀念則主要指向急速膨脹的消費主義國家的形成，城市的擴張、人口的膨脹以及消費的提高共同造成了垃圾圍城的現狀。

人們將垃圾問題的處理集中在垃圾分類上，但在總量不解決的前提下，垃圾問題不可能得到解決，而且人們往往忽視了垃圾分類過程中產生的次生污染，這也是王久良下一步要探討的問題。垃圾分類問題只是一個小目標，“我是想試圖剝離垃圾分類的畫皮，探討新消費主義與垃圾之間的必然聯系。”

投入的回收是不可能的，因為《垃圾圍城》不是一項商業行為，嚴格意義上講也不單純是一項藝術創作，而是出于一個公民的自覺，讓自己的行為能夠對身外的空間產生積極作用。在連州影展上，王久良曾表示：“只要這些圖片是用于公益的、非商業的用途，我可以不考慮版權的問題。”但這句話在傳播的過程中被隨意地去掉了前提，為他引來不少麻煩。許多媒體在隨意地轉載過程中改變了原來的圖片，甚至弄錯地名，使它們成為地域攻擊的工具。相信，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王久良并沒有打算將這些作品當做藝術品進行銷售，用藝術手段參與社會才是他的目的。“所謂的先賺一點錢再去追求藝術是行不通的，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必須像匯聚太陽的光線一樣，把所有的能量匯聚在一個最小的光點上，才能將人生點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