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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波

　　2010年1月的海地大地震將這個歷經戰亂的加勒比海島國拋入了絕望的深淵，在全球媒體的短暫聚焦之后，這個小國的悲劇又縮回到了新聞紙上的冰冷角落。一個月之后智利發生強度大得多的地震，雖然因其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小于海地地震，令世人再度對該國完備的抗震措施贊嘆有加，但余震至今還在不斷發生，令其新政府頭疼不已。4月，一場7.1級地震降臨青海玉樹，像兩年前的四川汶川地震一樣，令整個中國陷入悲痛和哀悼之中。

這一年雖然只過去了不到一半，但強烈地震的消息不斷沖擊著我們的神經，令我們憂心忡忡。在這個曾讓無數人充滿希望的“新千年”的第一個十年里，死亡萬人以上的殘酷地震已經發生了多起：2004年印尼蘇門答臘島附近強震及其引發的海嘯造成22.7萬人死亡，汶川地震的死亡人數在8萬以上，海地地震則為20萬人。

層出不窮的地震和這些令人揪心的數字使很多人懷疑，地球的板塊運動是否進入了一個活躍期，因為在十年里發生這么多起傷亡慘重的地震，在地震史上實屬罕見。再加上全球變暖的巨大陰影、冰島埃亞菲亞德拉火山噴發帶給歐洲的陰郁氣氛，不免讓人擔心，我們是不是正在一步步走近好萊塢影片中描繪的世界末日。

有關頻率的爭議

自古以來，地震、山崩、颶風、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一直在考驗著人們的想象力，人類一直試圖給那些不可解釋的東西提供一種符合現實經驗的解釋。

在古代的印度教徒看來，地震不過是因為支撐大地的白象搖晃了一下它巨大的身軀 （在印第安神話里則是巨龜），而古希臘人或許將此視作在極西之地撐天的大神阿特拉斯暫時休息了一下肩膀，或是海神波塞冬突發雷霆之怒，撼動大地，以致海水倒沖，山崩河裂。

現代人應當將這些觀念視為荒誕可笑的迷信，但一些科學家的研究也表明，如果有人認為近年來的連續大地震預示著大難將至，這些人的思維也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事實上也許古老的神話確有一些合理之處：地震確實是偶然發生、無法預測的，就像我們不知道阿特拉斯何時想歇歇肩膀一樣。

英國地質學家羅杰·馬森（RogerMusson）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里對近來頻繁地震造成的困惑提供了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地震其實并沒有變得更頻繁，如果人們覺得地震變得更頻繁了，其原因只不過是現在全球的地震監測站比過去更多了，從而能夠報告過去人們所未能察知的地震。根據一項統計，在1931年現代地震學尚在雛形中的時候，全世界僅有31個地震監測站，而現在這個數目已經增加到了4000多個。

與此同時，只有發生在人口稠密地區、造成嚴重人員與物質損失的地震才會引起我們的注意，在撒哈拉沙漠的生命禁區或南極洲附近洋底發生再大規模的地震，也只會得到地質學家而不是公眾的注意。也許不幸的是，近年來地震爆發的總頻率并沒有變化，但在人口聚集區發生的幾率卻偶然間上升了，讓人誤以為地震在總體上變得更頻繁了。這樣的事情在過去發生過，馬森舉的例子是，1976年世界各地也一度頻發地震，包括極其慘烈的中國唐山地震，曾讓一些人憂心忡忡，擔心地殼運動是不是變得更為活躍了，但后來該年卻被證明為地震總次數較低的一年。

美國地質勘探局（USGS）的數據顯示，自1900年以來，全球每年平均發生16次7級或者7級以上地震。但1986年和1989年僅發生6次，而1943年發生了32次。雖然2010年在頭四個月已經發生了6次大地震，但仍在正常范圍內，而從2009年4月15日到2010年4月14日全球發生了18起大地震，這也在可預期范圍內。

在任何科學中都沒有定于一尊的學說，另一些科學家也提出，可能存在一些其他的使地震變得更加頻繁的因素，其中最顯著的一個就是全球氣溫上升所帶來的變化。

據英國《衛報》報道，英國科學家理查德·貝茨（RichardBetts）等人認為，雖然傳統上科學家認為地震、海嘯、山崩、火山爆發等現象和氣候變化毫無關系，但據他們猜測，氣溫的上升確實在增加這些災害發生的幾率。因為氣候變化造成的冰川消融等情況，可能使大量物質（如水）在地球的表面漂移，改變其分布狀況，從而給地表帶來輕重不同的壓力，使得地層斷裂的可能性增大。

不成熟的科學

在目前西方的環保壓倒一切的氛圍之下，我們還無法判斷，這些科學家的理論究竟是有嚴謹的推論，還是為了讓人注意到氣候變化的風險而刻意做出的聳人聽聞的夸張。

事實上從古代開始，學者們便對地震的成因做出過種種似是而非的“科學化”解釋，例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地震是由巨大的風吹動大地造成的——那當然是錯的。而在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之后，年輕的德國哲學家康德以一位自然科學探索者的身份，在柯尼斯堡的一份報紙上連續發表了三篇探討地震成因的文章，他的結論是，地震的發生是因為地底存在著許多充滿熱氣的大洞。和 “星云假說”一樣，這也只是一種不成熟的設想。

在所有科學的解釋中，最有說服力的一派始自1910年德國科學家魏格納提出的大陸漂移理論，魏格納本人后來在為驗證該理論而進行的格陵蘭島探險之旅中葬身雪原，在他身故之后，板塊學說才日漸成為顯學。

美國地震學家蘇珊·哈夫（SusanHough）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認為，雖然從原始時代開始人類就對地震充滿畏懼也充滿好奇，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之前，任何試圖解釋地震現象的努力都是徒勞的，因為就像如果我們不理解人體內部的血液循環系統便無法理解心臟病的成因與治療之道一樣，不理解地球深處涌動的力量及其變化規律，也無法理解地震。

哈夫認為雖然很多人自認為可以預測地震的爆發，但基本上都是不足為信的偽科學。因為至少從目前的科學發展水平來看，地震是無法預測的。地震預測就像是地質學上的 “歌德巴赫猜想”，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卻始終得不到解答。哈夫認為，雖然美國地震學家在20世紀70年代曾把預測地震作為攻堅目標，但現在很多人不得不承認，地震是無法準確預測的。我們至多可以列出一些地質活躍帶，例如地震最多發的太平洋周邊地區，預測地震的一些長期變化趨勢，但要準確地預測發生的時間、地點和震級則是不可能的。她的建議是，如果我們本來就無法預測那些不可預測之事，那還不如在這些問題上少浪費點時間，集中精力來為可能在任何時候發生的不測之事做準備，例如像日本、智利等國那樣，提高標準，修建抗震性能更高的房屋和校舍。

里斯本之痛

哈夫等地震學家的回答也許讓一些人失望，尤其是對于那些喜歡把萬事萬物納入一個系統的哲學、倫理或宗教框架，喜歡認定存在一個嚴整有序世界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在這些人看來，像地震這樣慘重的災難，不可能是無法解釋的，必定有其深刻的根源。還有什么比人本身的罪孽更能解釋這樣的慘禍呢？

在皇權時代的中國人看來，山崩地裂是對背德失道的君王示警，預示著上天的憤怒與懲罰，晚至1976年，這樣的聯想仍會在中國的普通民眾中流傳。直到已經步入“后現代”的21世紀，類似的解釋仍然沒有消失：在海地地震發生后，美國傳教者帕特·羅伯遜（PatRobertson）宣稱，這是因為海地人信奉了源自非洲的伏都教，“與魔鬼立約”，方才招致了如此的懲罰；與此相應，據報道，在地震多發的伊朗，一位高級神職人員表示，由于女性著裝過于暴露，不夠檢點，才導致地震在當今世界上如此頻繁地爆發。

他們的言論都遭到了嚴厲抨擊，但值得探討的是，地震為何與宗教等信仰體系的聯系如此緊密，教徒為何會以像地震這樣的大災難作為其信條的證據？一個回答是，面對上天降下的無法解釋的災禍，人們試圖從信仰中尋求安慰，信仰為無邏輯的現實世界提供了邏輯性，從而造成一種虛幻的安全感，當然在務實的人看來，這是純粹的脫離現實和心理自慰。但羅伯遜與那位伊朗神職人員所表現的，也是一種罪惡的快感，這在歷史上即有先例。

美國哲學家蘇珊·奈曼（SusanNeiman）在其著作 《現代思維中的罪惡》中寫道，在1755年慘烈的葡萄牙里斯本地震發生后，正統的神學家毫不掩飾地幸災樂禍，因為在他們看來這顯示了“上帝之鞭”，是神對于葡萄牙人不道德行為的懲罰，也是他們反駁無神論的論據。

1755年12月1日清晨發生的里斯本大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和火災將葡萄牙國度毀于一旦，國王若澤一世避居城外，居民死亡數萬人，葡萄牙的海外殖民運動備受打擊，從此一蹶不振。奈曼寫道，18世紀的人們談及里斯本，就像今天的西方人談及奧斯威辛集中營一樣，因為那場地震代表著人們對世界和文明的基礎失去了信任，它沖擊了歐洲啟蒙時代人們的整個思維，激發了康德對地震的思索，使法國哲學家伏爾泰與盧梭陷入新的爭論，并使時年六歲、未來德國的桂冠詩人歌德產生了對世界的意識與疑慮。

當時的主要爭論是，如果世界是由一個至高無上、全知全能、無限慈悲的神創造和維持的，像里斯本地震這樣的大劫如何可能發生？即使以罪孽說來解釋，那些死于災禍的初生嬰兒又有什么罪孽？在探討此事的作品中，伏爾泰強烈批判英國詩人蒲柏以 “一切現實皆合理”表達的樂觀主義，也批判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所謂 “此世界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世界”的說法。

伏爾泰在《老實人》中借邦格羅斯博士之口講出了一段看似嚴密的邏輯：“由于里斯本有座火山，它就不可能在別處，因為事物不可能不在它應該在的地方，所以一切都很好?！彪[含的矛頭所向即是萊布尼茨的 “神義論”：一切事物構成嚴整緊密的鏈條，不存在罪惡和不完美，表面上的不完美服從于整體的完美。但在里斯本的殘磚瓦礫和成堆的尸體面前，除了邦格羅斯博士這位伏爾泰虛構的天生樂天派，沒有人會對世界做出如此贊許的斷言。對于這場爭論，奈曼評論道，“正是在人們努力不把神歸咎為現實世界的原因，并自行承擔起對世界的責任的過程中，現代的罪惡觀發展起來了……我們可以將里斯本地震帶來的思想沖擊波視為一個更為悲觀、但也更為明智的時代的誕生之痛?！?P>放棄徒勞

在《老實人》一書中，當邦格羅斯博士還在就完美的世界、完整的鏈條冥思苦想，大發議論的時候，老實人就提醒他，“講得很對，不過，還是把我們的園地種好更重要?！辈恢鼱柼┦怯幸膺€是無意，這個故事或許構成了對歷史的真實比擬。

在歷史上，當哲學家還在為大地震的合理性爭論不休時，英國地質學家和天文學家約翰·米歇爾已經開始從科學的角度研究地震，提出新的假說。當宗教人士還在因地震而做出道德宣講時，若澤一世的宰相龐巴爾侯爵已經大刀闊斧地主導重建工作，并就如何修建抗震房屋進行了歷史上最早的試驗。他們不是空想家和理論家，而是踏踏實實把園地種好的人。

對地震這種古老自然力量的恐懼、敬畏與好奇誕生自人類的鴻蒙時代，并貫穿至今，展現在諸如《2012》這樣的美國影片中，也展現在現下中國一些地方的地震流言中。達爾文在《貝格爾號之旅》中寫道，“我們總是要對這種震山撼岳的巨大力量驚詫莫名，癡迷不已?！斌@詫引發思索和尋求解釋的沖動，但正如科學家的研究表明的，地震可以以科學的方式解釋，但無法從倫理或哲學的角度解釋。

中國在兩年里已經遭遇了兩次地震浩劫，對于這可怕的災難，人們總是試圖為完全隨機之事構建起某種邏輯，但不論我們在對待災難時構建起何種“奇跡”、“精神”與“意志”，都是在試圖為一種不合理之事建立合理性，而那是徒勞的。正如奈曼在《現代思維中的罪惡》一書中寫道的，“每當我們認定一件事不應該發生時，我們直接開始了對罪惡問題的討論?！边@樣的哲學與道德探討會將我們引上一條思索的道路，但那也是一條不歸路，明智的選擇是放棄這種徒勞，開始真正和扎實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