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為人詬病的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城鄉不同比例的現象，有望改觀。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選舉法》的修改列入2008年立法計劃，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甚至有可能一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

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中城鄉不同比例由來已久。1953年的《選舉法》將全國人大代表中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比例定為8：1，1995年，這個比例被修改為4：1.各個版本的《選舉法》之所以如此規定，主要是為了在國家政治架構中突出“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而工人階級當然是生活在城市的。

但是，這樣的規定顯然不合乎公民一律平等的憲法原則，也不合乎公民選舉權平等的政治原則。當然，世界各民主國家也都程度不等地存在著由于選取劃分不合理導致不同地區民眾投票的實際政治價值不等的現象。比如在美國，20世紀初中期，鄉村選區選出的代表占全部代表的比例，就高于其選民在總選民中所占的比例。不過，明確地在《選舉法》中定量規定城鄉代表的比例，而且比例定得那么懸殊，卻是相當罕見的。

因此，中國式選民投票價值不等，不僅僅是由于選區設計在技術上不合理，而且另有其根源在，那就是以戶籍制度及其他眾多制度所維系的嚴厲的城鄉分割體制。建立這種體制的初衷是實現趕超式現代化，為此由城鄉分割制度在城鄉之間維持一種單向關系：城市隨時可以汲取鄉村資源，鄉村卻不得分享城市的資源。與此相適應的是整個治理結構由城市主導，城鄉居民在幾乎所有方面都不平等，其中就包括鄉村選民的投票權價值低于城市選民。

現在，立法機構決定推動城鄉選民選舉權的平等，總算在城鄉選民的政治平等方面邁出了一步。這也是現代民主政治最起碼的要求，《選舉法》在這方面進行修訂是必要且緊迫的，沒有任何理由將這一改革再拖延下去。

不過，對于鄉村戶籍人口來說，這樣的變革恐怕是形式的意義多于實質的意義。除了鄉村人口的選舉權受到歧視之外，城鄉不平等還有很多更為具體、復雜的政治、行政、財政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來維系。比如，國家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多集中于城市，而繞開鄉村；國家福利制度只覆蓋城市人口等。直到今天，行政、財政等方面向城市傾斜的傾向依然十分明顯。

人們可能會相信，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可以提高農民的政治地位。一旦各級人大中來自鄉村的代表比例提高，就有可能扭轉整個治理體系中的城市主導傾向，使政府更多地關注鄉村，使立法有利于城鄉平等，使政府在預算中拿出更多資源解決鄉村的福利欠賬。

但是，各級人大中鄉村代表比例提高要收到人們期待的上述結果，需要兩個基本前提：首先，各級人大在各級政府的治理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具體地說就是，各級人大有效地控制本級行政，有效地控制本級政府的預算。其次，鄉村戶籍的人大代表具有出色的人大政治技能，能夠洞察鄉村民眾的訴求，并在人大將這些訴求轉化成法律、政策。假如能夠做到這兩點，那各級人大中鄉村人大代表數量增加，就能夠逐漸扭轉長期存在且目前仍然十分嚴重的城鄉失衡格局，但這兩個前提目前并不充分具備。

因此，改變城鄉居民權利、福利上的不平等，實現城鄉均衡發展，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整個治理體系需要進行一系列制度變革，比如，廢除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人大真正有效地履行憲法賦予的權力。假如人大代表只是在人大會議上應景發言、提個空頭意見，對立法、對政府掌握的資源的分配無法發揮決定作用，那么，在政治、行政、預算等領域中根深蒂固的城市主導傾向，就會繼續區別對待城市人口與鄉村人口，使其生活在不平等狀態。

這一系列重大制度變革如何啟動？顯然正是需要全國人大深思熟慮并作出果斷決策的問題。為此，社會各界尤其是全國人大代表，需要反思一些相當根本的問題：是否一定要在政治框架中對各個群體、階層的政治地位區別對待？是否一定要由政府為不同群體、階層安排出卷入現代化過程、享受其好處的先后次序，甚至讓一個群體為另一個群體

現代化而暫時作出犧牲？

顯然，讓每個群體、階層都享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權、資源分享權，更合乎“共和”的精神。人大對城鄉民眾平等開放，至少在形式上進一步逼近了共和的理想。但實質性的平權措施，有待于一個負責任的人大更積極地履行自己的憲法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