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首席評論員 孟雷 兩會如期閉幕，是一次團結平穩的大會。會上波瀾不驚，有意義、有意味的事情總是發生在會下。大會剛閉幕，張德江同志接過了薄熙來同志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在這之前幾天，薄熙來同志說自己不會辭職。這超出了很多對中國政治有研究興趣者的預想，因為按照慣例，本屆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和政府均任期將滿，在換屆前，保持政治的一致性和政策的穩定性才是要務。

這會是某種更深層次的變化或改革的信號嗎？目前尚難定論。但代表中央宣布決定的李源潮同志在重慶說，“這次調整，是中央從當前形勢和大局出發，經過慎重考慮決定的”。顯然，這確實有著一定的大局意義、指標性質，其影響不會限于重慶一地，不局限于“唱紅打黑”爭議、王立軍事件的定性。在此前，“重慶模式”在某些話語體系中，已被一些一般認為屬于“左翼”的學者和民間政治愛好者們賦予了更高的意義，認為它代表著中國的某種發展方向。對“重慶模式”的爭議，已漸漸發酵變化為“主義”之爭。

重慶之外，近來另一支聲勢頗壯的“主義”，是理論家張木生最近力倡的“回歸新民主主義”，黨內外應和者亦多。“新民主主義”與《共同綱領》，在某種程度上是六十余年前中國共產黨能夠取得絕大多數階層支持的政治理論基礎，是建政之基。如能確如提倡者所言，“新民主主義是個筐，好東西盡可往里裝”，那么更加強調自由、民主、包容的新民主主義，在當下亦不乏積極意義，“退步原來是向前”。

有爭議總是好事，因為人所皆知，中國堅持了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道路，如今處在一個膠著狀態，改革目標、改革動力、改革資源均已有所匱乏。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諧社會與科學發展觀之后，在新的十年，中國會打什么旗走什么路？小平同志的“不爭論”，已為改革護航三十幾年，通過新爭論，形成新共識，將是改革得以持續和深入的必由之路和基礎。

但是，不管是什么主義，有些問題總是要解決，就是那些有利于進一步推進社會的自由、法治的制度化保障，所謂“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腳踏實地”。問題集中在“權”、“利”、“法”，它們總走在主義之前，而通過解決問題，或可以逐步達至主義。

比如眼前而論，兩會剛結束，如果詳加觀察可以發現，就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這兩個中國根本政治制度來說，空間顯然尚大。誰來議，怎么議，議什么，均存改進的余地。

代表比例的城鄉平權改革，是一個進步。但是代表的身份構成，代表產生過程中的競爭性選舉，代表以及代表大會的職業化、常任制，這方面的改革都尚未破題，如果“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確實已進入下一個十年議程，這些都將是平穩有序推進改革的切入口。這些東西，其性質其實并不存在是“資本主義代議制”還是“社會主義代議制”的問題，而是“代議制民主政治”本身夠不夠完善的問題，可以搞，應當搞，不該不搞。這些東西完善了，公民權利、憲政法治、社會分配等等問題，才可能在一個平臺上得到充分討論、博弈、推進，才可能構成既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又要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

至于“利”，“重慶模式”能夠得到一些人的激賞，與其提出要改革社會分配方式之間有甚深關聯，雖然其中更多的只會停留在“提出”。那樣的路自然難走通，但社會分配的改革，經濟領域的打破壟斷、扶持社會資本、還富于民，任何主義難以回避。

至于“法”，民智漸開，升斗之民亦知有“人權”在。立法，偏向于限制權利，還是保障權利，越發含糊不過去，不再能免于物議乃至杯葛。刑事訴訟法修訂爭議，已是個明證，以后多半還會有，還會更激烈。爭議了幾十年的“憲法司法化”，也難再回避開。

總之，下一個十年，或將是各種主義與問題交織的十年，或將是告別“不爭論”的十年，或將是曾貫穿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重歸中國政治舞臺的開始，僵持還是穩健，混亂還是活力，怎么判斷，其實全在于從什么角度去看。下半年執政黨的十八大要開、“中央領導集體”要換屆，是大事，但我們并不指望種種的主義和問題在這會上就能亮出底牌，乃至拿出路線圖，有爭論挺好的，起碼便于有主張者發出聲音，便于執政者廣納博采。中國的路雖然難，但在大方向，“國家政治更民主，市場經濟更自由，治理模式法治化，社會組成公民化”，這些總歸是大勢，變不了。符合這些大方向的“治道”，對于中國的未來來說，就是“理性、建設性”的，就是我們一以貫之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