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三線有關的日子

經濟觀察報言詠/文

一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毛澤東站在巨幅中國地圖前問周恩來：“你說的那個地方叫什么名字？”周恩來回答道：“那里荒無人煙，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毛澤東聽罷，脫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攀枝花市是“三線”地區崛起的30多座新興工業城市之一。

“三線”的概念出自毛澤東的戰略構想。他把全國劃分為前線、中間地帶和三類地區，分別稱為一線、二線和三線。三線地區位于中國腹地，離海岸線最近都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國土邊界上千公里，四面有連綿起伏的山脈作天然屏障。用今天的概念來說，它基本上是指不包括新疆、西藏和內蒙古在內的中國中西部，涵蓋了13個省和自治區。川、滇、黔和陜、甘、寧、青俗稱“大三線”，各省份自己靠近內地的腹地俗稱“小三線”。

對與“蘇修”“美帝”必然有一場惡仗要打的某種戰略設想，給軍工產業的發展賦予了迫切性。在戰爭的陰影之下，廣袤的中西部地區第一次在國家計劃中占據了空前重要的位置。中央為之投資了2052億元，最高潮時，400多萬人來到大西南和大西北的深山峽谷、大漠荒野，建設了1100個項目?！皞鋺饌浠臑槿嗣瘛?、“好人好馬上三線”是那個時代的寫照。

這場轟轟烈烈的建設，決策于“文革”之前，進行于“文革”之中，是“三五”、“四五”兩個五年計劃的中心任務。如果算上后來的調整改造，可以說是延續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它也是中國經濟史上又一次大規模的工業遷移過程，其規?？膳c抗戰時期的沿海工業內遷相比。

三線建設已經走入歷史，后人對它的評價褒貶各半。一方面，項目過于偏僻和分散，為企業后來的經營發展帶來巨大不便和浪費，投入之巨與收獲之限不成比例，因此被認為是“在錯誤的時間和地點進行了一場錯誤的建設”。另一種看法則是，它在客觀上縮小了東西差距，是中西部地區工業化的重要助推器，其積累的物資也為今天的西部大開發打下了基礎。

三線，中國工業化道路上一個特殊的標本。

二

經歷了三年大躍進，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初中國的經濟面臨嚴重困局。1962年當陳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最早提出 “先抓吃穿用”思路時，在一旁聽會的秘書等工作人員，反常例地鼓起掌來。

1963年設想“三五”計劃時，中央領導人的初步共識是，扭轉長期以來過分強調工業的思維定勢，把農業發展放在第一位，努力解決吃穿用問題。

然而，大躍進的激情與傷痛撫平未久，人們大干快上的熱情很快就復燃了。

在1964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明確表示了對“三五”計劃初步設想的不滿，指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入侵”。

這一年，敗退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借大陸經濟困頓之機仍試圖反擊，南面越戰逐步升級，西面中印邊界軍事對峙，北面中蘇邊境也事端不斷。同年8月2日，美國驅逐艦“馬克多斯”號在北部灣與越南海軍魚雷艇發生激戰，美國派出第七艦隊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戰火燃燒至中國南部邊界。

這一事件讓毛澤東更堅定自己的判斷。在隨后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他兩次指出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侵略戰爭?，F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于備戰，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后方。

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保證。這標志著三線戰略決策的正式確立，“三五”計劃指導思想從 “解決吃穿用”徹底轉變為“以戰備為中心”。

三

攀枝花鋼鐵基地是“三線”建設的重中之重。毛澤東曾說，“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不放心。沒錢，把我的工資拿出來”。

要建一個150萬噸的鋼鐵廠，起碼要5平方公里的廠址，但攀枝花連1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沒有。最后，技術人員在金沙江邊上一個2.5平方公里的山坡上，依山勢設廠，采用臺階式布置，設計出攀鋼的藍圖。

隨后，成千上萬的建設大軍云集金沙江畔安營扎寨，不分晝夜地開工建設。當時攀枝花沒通鐵路，一切生活、建設物資都要經成都或昆明運到現場，運量大，路程遠，道路崎嶇，山高溝深，這一艱巨的任務得到北京、遼寧、山東、河南、安徽五個省市共1500輛卡車的支援。由鞍鋼、武鋼、重鋼等地調來參加攀鋼建設的職工，到1965年達到8萬人。

攀鋼基地只是“三線”建設期間1100個大中型項目中的一個縮影。

由于地理的原因，“三線”建設重點在西南，兼顧西北。另外兩個重點項目，一個是貴州六盤水煤炭基地，一個是連接四川和昆明的成昆鐵路。

成昆鐵路經過四川西南和云南北部的崇山峻嶺，沿途地勢險惡，約有1/3的車站沒有適合的安身之地，只能建立在橋梁和隧道里。全線修建橋梁991座，相當于56座武漢長江大橋的長度。

承建這條鐵路的鐵道兵部隊，付出巨大的犧牲。今日乘坐火車經過成昆線，車窗外還能看到聳立著的烈士紀念碑，全長1100多公里的鐵路沿線，共有1000多座烈士墳塋。

攀枝花鋼鐵基地、六盤水煤炭基地、成昆鐵路的開建，帶起了“三線”建設的第一個高潮。經過一年多的實踐，原來設想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有可能提前完成。國家計委向中央提出修改“三五”計劃草案，設想大幅度增加鋼鐵、煤炭、有色金屬、電力、石油、鐵路的生產建設指標，到1970年三線的鋼鐵生產能力將接近當時東北的水平，煤、電、有色金屬超過當時東北的水平。

但不久，火熱的建設因“文化大革命”爆發而處于停止狀態，直到1969年中蘇在邊境珍寶島發生嚴重的武裝沖突，再次掀起了大規模戰備高潮，因“文革”而停頓的三線建設項目復工。

1970年是“三五”計劃的最后一年，為了盡快扭轉“文革”造成的倒退趨勢，從年初起經濟建設掀起了一場躍進。當年的全國計劃會議確定的基建投資額比前一年增長了46%。大部分“三線”項目在這一時期開工或建成。

在制定“四五”計劃草案時，中共中央依然基于對國際形勢估計過于嚴重的判斷，要求“狠抓戰備，集中力量建設大三線強大的戰略后方”。1970年全國計劃會議要求“堅決貫徹林副主席的指示，以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

1970年計劃用于大三線的建設投資和大中型建設項目均占全國計劃內投資和大中型項目的一半以上，三線地區國防科技工業的投資比“三五”計劃期間的年均投資增加了48%。

這導致了國民經濟在上世紀70年代初出現了職工人數、工資支出、糧食銷量 “三個突破”的失控局面。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后，周恩來主持兩年經濟調整，對極左思潮進行了批判。1973年中共中央兩次修改“四五”計劃的高指標，逐步調整了以戰備為中心的戰略，開始強調經濟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線地區并重，大規模的三線建設進入收尾階段。

四

在計劃經濟時期，高投資意味著促進經濟發展。這一時期在西部地區初步建成了一大批軍事工業基地。西部地區的經濟水平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得到縮小，在交通運輸方面，從1965年起相繼建成川黔、貴昆、成昆、湘黔、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段等十條干線，加上支線和專線，共新增鐵路8046公里，占全國同期新增里數的55%。

在基礎工業上，三線地區建立的湖北第二汽車制造廠，陜西汽車制造廠、四川汽車制造廠的汽車年產量已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到1975年，三線地區煤炭產量已從1964年的8367萬噸增加到21200萬噸。獲得投資最多的鋼鐵工業方面，除了攀枝花鋼鐵基地外，還有以重慶鋼鐵公司、重慶特殊鋼廠、長城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為骨干的重慶、成都鋼鐵基地。而隨著這些工業基地的開發，攀枝花、六盤水、十堰、金昌、西昌這些過去的山溝野嶺也變成了今日的鋼城、煤都、汽車城、鎳都、航天城。

但軍事工業的盲目上馬和擴大，也嚴重擠壓了民用工業。片面強調“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也給這些項目的建設帶來了不便和浪費。曾參與二汽籌建工作的陳祖濤經歷過選址的困惑，當時選址小組在鄂西北和陜西南兩地踏勘了10多個縣，將廠址初步定在周圍環山的十堰。但“小計委”一位領導前來視察后很不高興，對他們說：“你們怎么選的地方，我們的原則是要進大山，你這是大山嗎？中央關于‘三線’建設的精神你根本不了解，你們要再往大山里走，到秦嶺那里去選廠?！?

二汽的選址小組只好再向西，進入一望無際的秦嶺山系?？疾炝艘淮笕?，覺得這樣的地形實在不適合建大型汽車工業基地。幾經爭辯之后，二汽的廠址最終還是定在了十堰。但陳祖濤始終覺得十堰只是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相對合適的地址，他對把幾萬人的大廠建在山溝里的顧慮是：建設成本的賬誰來算？當時相當一批人對二汽廠址選擇大山溝里不滿意，要求到武漢，最次也要到襄樊。

山西南部坦克基地的建設，分散在兩個地區四個縣，綿延120公里，僅鐵路專用線就要建設100多公里，外加公路70多公里。江西一個炮彈彈體廠與彈殼廠本應建在一起，但被分建在相距150公里的兩處，建設了4年多，投資超過原計劃730萬元，職工人數超過原計劃1/3，1972年生產只達到設計能力的25%。難怪有人說，這不是打人民戰爭，是打人民幣戰爭。

當戰備形勢緩和之后，一些三線企事業單位深深陷入封閉的地理環境中，自身難以為繼。從八十年代起，國家開始規劃項目調整和搬遷，一些對原料依賴性強的加工企業搬到產糧、產棉區和礦產資源比較豐富的中小城市如孝感、咸陽、寶雞、沙市附近；一些生產家用電器、日用消費品、自行車、摩托車、汽車、拖拉機等機械、電子產品的企業，搬到人口較為稠密、有廣闊消費市場、也有地方加工協作工業的中等城市，如襄樊、漢電德陽、綿陽、天水附近：還有一部分技術密集的現代化科技企業和科研機構，搬到武漢、鄭州、成都、重慶、西安、蘭州、長沙等科研教育集中、信息交流頻繁的省會大城市附近。到2005年,國家共規劃安排調整項目201項，三線建設調改工作全部順利完成。

五

不過，在那十來年里，在進行大規模三線建設的同時，中國的對外引進工作也并沒有止步。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后，中美、中日間的堅冰被打破，國際環境出現好轉。中國政府決定抓住西方國家在當時的經濟危機中急于尋找出口市場、商品價格較低的有利時機，針對國內需求，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解決老百姓穿衣吃飯的迫切問題。

1972年初，李先念、華國鋒和余秋里聯名向周恩來報送國家計委《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提出化纖方面擬從法國、日本進口4套裝置，約需2.7億美元，放在四川、遼寧、上海、天津，建成后可生產纖維24萬噸，約合500萬擔棉花，可織布40億尺；化肥方面進口2套30萬噸大型合成氨廠項目，建在四川和大慶。報告很快得到周恩來和毛澤東表示同意的批示和圈閱。隨后冶金、機械、電訊、民航、鐵道等部門都提出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包括進口1.7米連續式軋板機和成套化工設備。

在這些項目引進順利進行的基礎上，1973年初，國家計委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報送了《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提出在三五年內，集中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單機設備和新技術，支援農業，加強基礎工業和輕工業，確定引進26個大型項目，其中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纖、3套石油化工、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等項目，用匯約43億美元，故稱“四三方案”。陳云當時感慨說，如果有人批評這是做“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吧！

復出后的鄧小平對這批引進項目也非常關心。1975年他請谷牧在上海金山主持召開一個現場會，國務院各部委、“四三方案”所有引進項目的負責人都參加了，對引進項目的實施起了很大推動作用。

通過這些引進工作，中國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老百姓穿衣吃飯的迫切問題，也取得了對外部世界了解和學習的機會，為建立較先進的工業和經濟體系打下了基礎，為后來的對外開放發揮了先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