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國人大財經委就收入分配問題進行多次調研，于是我們借全國“兩會“期間采訪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原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賀鏗，請他談談收入分配改革面臨攻堅問題

抓兩頭保中間

經濟觀察報：收入分配問題為什么是當下大家最關心的話題？

賀鏗：我講過一句話，收入分配已經到了極不公平的邊緣，從好多數字來看都到了很難容忍的地步原因很多，但我感覺最重要有兩個：第一個我們在改革開放相當長一段時期，從理論上講“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實際上把效率問題看得過頭了；第二，因為中國經濟其實是比較落后的，我們各級領導把過多的精力放在發展上，追求GDP上，對于收入分配方面注意不夠。我曾經到珠三角做調查，對一些市里的領導就很不客氣的說，你作為基層的領導，當勞資雙方發生矛盾，一屁股就坐在資方那邊。五六年前我在東莞，看到一個農民工月收入就六百塊錢，但他們需要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生活條件真的十分艱苦，各方面看了令人心寒，對這些問題我們很多基層領導都是視而不見。

現在中央特別重視收入分配改革問題，“十二五”規劃也提出這個目標，我想慢慢會有辦法解決的。

經濟觀察報：我們發現，對收入分配，不僅僅是收入低的人不滿意，很多企業主也不滿意，你怎么看待此現象？

賀鏗：讓所有人都滿意是挺難的，拿我們這種收入的人來講，也不是太小的干部，收入也不是很低，但我經常聽到我們這個層次的人很多怨言，為什么呢？就是這幾年來，很多人沒有加工資，很多人從這個角度不滿意。還有，雖然收入分配改革采取了一些辦法，但每個辦法都是要錢的，中國財力就是這么多，一次給離退休干部加百十塊錢，全國要多少錢？因此很難一下子就做到誰都滿意。

經濟觀察報：如果從政府機制上講，我們收入分配改革最迫切需要解決是哪些問題？

賀鏗：限制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規范公務員的收入。要抓兩頭保中間。

高收入一定要限制，我聽說一些保險公司、基金公司的高管年薪達到幾百萬、幾千萬的，聽著有點嚇人。

我們一定要注意對低收入人群提高工資。比如我們對農產品價格合理上漲不要覺得那么可怕，去年漲價因素70%是食品漲價，食品不漲價，幾億農民收入怎么上去？一個城市職工去買菜，十塊錢把今天的菜就買回來，尖椒十五塊，二十塊你很心疼，可是農民怎么辦？不過，農產品漲價同時，要注意對城市里最低工資的人給予補助。

同樣的，不同地區，為什么公務員同一個級別收入差那么遠，同樣是公務員，同樣一個級別干同樣的事，甚至更辛苦一些，這就是非常不規范的事情。而且，規范公務員收入是有帶動效應的，當官的一規范了，事業單位就跟著來了，企業也跟著來了。

經濟觀察報：目前你覺得哪項改革的阻力大一些，哪些改起來更容易一些？

記者：社會保障應該說阻力相對大，首先把社保搞好，比如說社會保險不能接轉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的差不多了，大家認識到這種保險對自己是有好處的。

“兩個同步”還不夠

經濟觀察報：現在“十二五”規劃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標，提出兩項“兩個同步”，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我們能不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賀鏗：兩個同步是必須要達到，但我覺得還不夠。比如居民的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這個是不夠的，我認為，在“十二五”期間，居民的收入增長應當適當高于經濟增長。為什么呢，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的收入增長低于經濟增長，在GDP當中，最終消費占GDP的比例一年比一年低，這也就是說收入分配當中，勞動報酬占GDP比例逐漸減小，逐漸減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為勞動者收入增速趕不上經濟增速，現在政府要把這個慢慢調整過來，必要做到勞動者收入適當高于經濟增速，通過十年、二十年把這個情況調整過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決收入兩個同步，甚至讓居民收入高于經濟增長，恐怕也要一個較長的時間，但是一定要做。

經濟觀察報：就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以及三次分配問題，我們知道前段時間發改委做過一個方案，政府只是打算在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上做出調整，不準備在初次分配大動干戈，你如何看待這個事情？

賀鏗：初次分配政府所能采取的手段是有限的，但是不動干戈是不行的，要動什么干戈？第一就是要提高最低收入的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盡管企業家可能不滿意，但是這是要做的。第二對于一些利潤較薄、但容納勞動力多的企業，進行有選擇的、階段性減稅。這樣做有什么好處？一是提高了工人的收入，二是減低了企業家的成本。

經濟觀察報：你意思是說使用財政手段促進公平？

賀鏗：對于財政和貨幣政策，我在很多場合都講一個觀念，貨幣政策是要保障經濟增長，財政政策主要功能是促進社會公平。比如農村發展落后，我們要把支撐的重點放到農村；西部中部發展滯后，我就要用轉移支付的辦法向西部中部轉移。政府不要老用財政資金搞建設，而是讓更多的社會資金去發展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