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宇:外資在華30年
一
1978年到1991年，這段時間可以看作是中國利用外資的一個起步階段。如果真正細分，1986年才可以看作正式的起步階段。
“你們為什么只同我們談技術引進，而不談合資經營？”1978年，應邀訪華的美國通用公司董事長墨菲如此詢問當時主持接待的李嵐清。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在撰寫 《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一書中，記錄下了這個生動的片斷。
這也是改革開放之初，有人第一次提出了“合資”的概念。
在改革開放的最初設想中，鄧小平的策略是主動“引狼入室”，即通過“引進國外巨額資本密集投入”的方式來拯救中國已趨于癱瘓的經濟。在1978年6月22日的一次談話中，鄧小平提出了 “膽子放大一點”，“搞它500億”的觀點。之后，他親自去日本、新加坡等國進行招商引資。
正是這種想要和世界接軌的急切心情，換回了當年78億美元的外資引進協議合同，其中有一半是在年末的10天時間內搶簽的。
1979年7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之后，相關部門又陸續制定并頒布了很多法律和法規，給利用外資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真正意義上的首家合資企業，是1980年4月由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和香港中國航空食品公司合資成立的北京航空食品公司。
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成立，這標志著中國利用外資工作進入探索和試驗階段。
當時基本沒有獨資，都是合資合作，外商也不敢獨資。中國完全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根本就搞不清楚獨資是怎么回事。
剛開放的時候，什么也沒有，外商來了之后就住招待所，北京飯店就那么一個，還是接待國賓的。投資者進來之后找一個住的地方都沒有。正大集團的席國民，是最早來大陸投資的外商之一，他曾回憶自己第一次去深圳考察的情景，住在深圳市委招待所，里面什么都沒有，洗手間也沒有，一間屋子只有兩張床。
有了需求，就會有項目。開始規模大一點的投資基本上就是幾個飯店，如廣州的白天鵝酒店，都是幾百萬美元的合作項目。制造業的合作也有一點兒，最早是深圳的制鞋制衣。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對外開放漸次推進，初步形成從沿海地區向內地推進的格局。
這一階段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特點是強調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的示范作用，利用外資的優惠政策，華人華僑投資的帶動效應，“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蓬勃興起。
但這一時期，中國大陸絕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資來自于港澳臺地區，而來自于歐美日的跨國公司投資所占比例很小。
外商直接投資是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之一。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建設資金極度匱乏的條件下，外資的利用大大減緩了資金不足的矛盾。
二
第二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到2001年，基本上算是逐步增長。
在我國利用外資取得初步進展的同時，對利用外資的批評甚至責難也聒噪而起。這就是所謂外資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一時間，外資又開始在國門之外躊躇不前。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1992年春天，鄧小平第二次南巡，并發表了重要的講話，明確了大膽利用外資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全國掀起了吸引外商投資的新一輪熱潮。
1992年是中國對外開放從進入過渡到擴大的階段。外商投資大規模涌入，對外貿易持續增長。
統計數據顯示：1992年到1994年，利用外資從突破100億元，很快就擴大到200億元、300億元。那時候一年就有幾萬個合資項目，當時哪個地方不引進外資就好像思想不解放似的。這樣一方面開始有了比較大規模的制造業，有了幾千萬、幾億美元的項目，整個外商投資水平較以往相比上了一個層次；另一方面就是服務業開始開放，1992年、1993年之后開始有商品零售、外貿企業、外資銀行，那個時候叫做試點式開放，這是一個大的突破。
以全球500強為代表的大型跨國公司紛紛來華投資，上世紀80年代初來華投資的絕大多數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企業。但在這一時期，制造業或是服務業的巨頭，例如通用汽車，西門子、摩托羅拉、IBM等等都進入中國。
外資企業成為緩解中國就業壓力的巨大泄洪閥，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是外商看好中國市場的重要因素。有數字顯示：57%的外企認為勞動力資源是其投資獲利的主要源泉，93.4%的外企對中國的勞動力資源感到滿意和基本滿意。中國平均吸收1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便可創造2900多個就業崗位，有效地緩解了中國就業的壓力。
但是這種情況沒幾年，國內開始害怕了：1993、1994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20%，政府著手治理整頓經濟過熱。然而經濟過熱壓了一年，通貨膨脹卻沒有壓下來。投資下來，為什么通脹還沒有壓下來？看來看去發現只有外來投資那個時候翻了一番，于是外資立刻成了“眾矢之的”，成了引發通脹、沖擊民族經濟，吞沒民族品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罪魁禍首”。
這就有了第一次外資大爭論，當時的《經濟日報》很大的版面都是抨擊外資。有一次國務院18個部委開會，基本上只有2個部委支持引進外資，其他16個都是持反對態度的。這種激烈的爭論一下就把外資的勢頭打落下來了。
三
第三個階段就是加入WTO至今。
利用外資的高潮就是兩三年的時間，到1995年的時候，中央治理整頓就結束了。但是它的慣性在延續，還是在增長的，不會一下子就掉下來。
通常大家都把加入WTO之后算作一個單獨的階段，其實在利用外資上并沒有實質性的突破，也并未出現1993、1994年的那種高潮。
2001年沒有很大的變化，從數量上找不出來像鄧小平南巡以后外資一下子增長了一二百個億的高峰。之前普遍的輿論認為加入WTO對中國吸收外資是利好。而加入WTO之后，并沒有提供這種投資機會，整個環境也沒有太大的改變，政策上也沒有更市場化。外資只是還在增長而已，并沒有出現人們所期待的高峰。
服務業這一塊兒有四種形式：金融、銀行保險、電信、分銷貿易，當時說有一個過渡期，之后就開放。加入WTO之后，對外商投資來說基本上沒有什么意義。2006年到過渡期，你審視一下就會發現：我們所謂的“新開”還是那個試點開放的地點，只不過原來叫做試點開放，現在多了一個時間表。
2006年又開始討論外資的利與弊。和十年前沒什么區別。
當時有個例子，德國說希望與中方一個企業合資，大家便理所當然地認為德國人居心不良。當時一個管外資的處長，親口對我說，不管中央批不批，他是堅決否定，即使丟了“烏紗帽”也在所不惜。那個時候這個企業連流動資金都沒有，而且市場確實需要新產品，但是企業沒錢搞技術改造，最主要是當時貨賣得很好。當時只要有流動資金，生產就能維持運轉。企業沒錢，不合資就會死，但那時就是企業死也不讓外資進來。
再反過來看現在，又在炒糧食安全，外資控制豬肉價格。剛好我前幾天還參加養殖行業的會議，對養豬這塊也了解一些，中國整個養豬行業最要命的問題就是沒有商業化，這樣豬肉的質量就沒有保障。要是由幾個大企業成規模的來做，還會敢隨便添加東西么？大企業養豬的飼料是非常嚴的，因為投資幾千萬、幾個億的資金是關系企業存亡的。但是農民不會管這些，他關注喂什么會長膘，哪個收入高，這是控制不了的。
中國到現在為止對外資沒有一點基本的認識，到底利用外資干什么？外資進入中國已經30年，中國仍沒有穩定的外資政策，也沒有對外資最基本的正確認識。外資能解決什么問題，什么東西是用法律來管的，什么東西是需要政府用政策來監管的，什么東西應該是讓市場來做的，這并不是多么高深的理論。
很多專家出來說，現在中國不用利用外資了，因為利用外資的基本理論就是“雙缺口”，彌補發展中國家的儲蓄和外匯的缺口，現在我們不需要了。但是，中國的利用外資和一般的利用外資是不一樣的，中國首先是體制不同，然后是特點不同。中國的企業最主要的問題是轉軌，這個時候需要市場力量越大越好，不管是民營的外資的，越大越能推動你轉軌，因為加快轉軌是中國最大的利益所在，轉軌慢了就有很多東西損失掉。
當然熱錢是一個問題，但是熱錢涉及的不僅僅是一個外資的問題，監管是一個要命的事情。假如僅僅是并購品牌，搞產業化，這個是沒有問題的，這是投資實體經濟。中國現在害怕外資并購民族企業的龍頭企業，這種擔心是很荒唐的。
（本報記者 張斌 實習記者 劉丹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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