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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一個鄉黨委書記的千禧年

    馬國川

    當千禧年的第一縷陽光投照在中國城市興奮而激動的面龐的時候,也投照在中國廣袤農村的每一個角落,無數破敗墻體上,粗大的標語更加刺目——

    堅決打擊抗糧抗稅的壞分子!

    喝藥不奪瓶,上吊就解繩。

    ……

    但是李昌平既沒有感受到 “迎接新世紀”的歡樂氣氛,也沒有注意到身邊的這些標語。他正開著一輛“桑塔納”到處游蕩。他是在“郁悶”中進入2000年第一個黎明的。

    這是他出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第二十四天,再過一個月就是農歷春節,可是他手里竟然沒有一分錢,只有一個黑黑的大窟窿:鄉政府債臺高筑,不是欠銀行的——銀行已經不敢借給他們了,而是從私人手里借來的高利貸。好多人圍著他討債,他只能說好話、陪笑臉。然而,面對鄉里的三百六十一個工作人員,空話和笑臉就失去了任何意義:他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領到工資了。

    “年關”如期而至。這位新任黨委書記終于借來一筆錢。他拿出干部名冊,不論級別高低和資歷深淺,每人發兩千元,另附一張“白條”。

    然后他回過頭來,付給堵在門口的債主們利息?!氨窘?一定還,一定還。政府不會欺騙人民!請放心,請放心!”言之鑿鑿。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本金什么時候能夠還上。

    過去的17年中,李昌平親身經歷了農村改革的全過程。

    1983年,二十歲的李昌平從湖北省機電學校畢業后,回到洪湖邊的家鄉——周河公社工作。兩年后,李昌平被任命為監利縣周河鄉黨委書記。

    那還是一個物資短缺的時代,也是一個熱情勃發的時代。剛分到土地的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中國農村呈現出勃勃生機?!澳菚r候,農民收入持續上升,農民收益一是靠糧食等大宗農產品增產增收,二是靠非農業收入,包括鄉鎮企業和外出打工?!?/FONT>

    李昌平執政下的周河鄉幾乎村村有漁場,每村每年從每個漁場提留一二十萬元。鄉里有農工商總公司,下面有八九個企業,從事農產品的加工、營銷,農業生產資料(桐油、油漆、漁網等)的生產,以及服裝生產等等,鄉鎮企業的年上繳提留達幾十萬元。

    這一時期也恰恰是中國鄉鎮企業的高速增長階段。1988年,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到9495萬人,這是鄧小平也沒有預料到的收獲?!澳菚r候,鄉鎮企業為什么能蓬勃發展?因為那個時期的農民集體有權用土地發展鄉鎮企業,農民可以分享土地非農用資本收益?!焙髞?,離開家鄉的李昌平在對中國近六十年的土地政策進行研究后認為,1977年到1988年的土地制度對農民最有利。

    但是,就在“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聲飄蕩全國的時候,身處田野的李昌平卻知道,事情在悄悄發生著變化。

    1988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鄉(鎮)村企業建設用地,“必須嚴格控制”。從此,農民要辦企業,必須到城里的工業區去,農民使用土地辦企業,要經過“國家審批”,先將土地變為國有土地,然后再高價買回來。這不但剝奪了農民分享土地非農用資本收益的權利,也限制了鄉鎮集體企業和村辦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從第二年起,國家對鄉鎮企業采取“調整、整頓、改造、提高”的方針,減少了稅收、信貸方面的支持和優惠措施,政策上也明確規定“鄉鎮企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應主要靠農民集資籌措”,“進一步提倡鄉鎮企業的發展要立足于農副產品和當地原料加工”。鄉鎮集體企業、村辦企業從銀行貸款變得十分困難。同時,國家給予沿海地區很多外企“超國民待遇”,這對于內地鄉鎮企業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李昌平更直接的感受是,鄉鎮部門開始增多了,工商、稅務、漁業、林業站等等建立起來,每個部門都靠創收存在。開始周河鄉政府只有八九個干部,可是到1993年李昌平擔任周河鄉的黨委書記時,他發現,吃財政的干部已經超過了百人。

    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使得“財權上收、事權下移”。中央收走了更多的稅收,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醫療等事務逐步下放給基層政府。農村教育、醫療、生產資料等成本的增加,導致農民負擔很重。而越來越多的吃財政的干部都要工資,“我們只能找農民要,所以干群關系十分緊張?!崩畈秸f。

    “剛到鄉鎮工作的時候,能做很多事情,我覺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時候,我是有抱負的??墒堑搅?0年代,年紀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工作經驗增加了,但是事情卻辦不好了。到處得罪人,只有欺侮農民?!?BR>李昌平決心做些事。

    精簡機構、清退編外人員、減輕農民負擔、治理亂收費……今天的人們把這些都稱為改革,而且給予高度評價。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深知農民疾苦的李昌平從不否認自己的農民情結,但是他對自己當年的改革評價并不高,“一切都是逼出來的,上面不給錢,不改不行了”。

    1996年,李昌平的改革在周河鄉取得顯著成效。三年前,該鄉是監利縣經濟最落后的鄉鎮,是年,該鄉成了全縣農產品加工和集散的主要基地,財政收入進入全縣26個鄉鎮中的前五名。李昌平成了減輕農民負擔的“英雄”,全省優秀黨員。但是,他卻遭到了全縣執法收費單位的集體發難。更讓他感到痛苦的是,一旦他被調離,一切又立即恢復到原樣。

    在痛苦和迷惘中,一起突如其來的事件差點斷送了他的仕途。

    1997年春季,監利縣政府頒布命令,要屬下農民將全年稅費的四分之一在當年5月繳納。按照既成制度,稅費本該在收獲以后交納,監利縣此舉顯然違背成憲,但是沒有任何人提出質疑。

    從官員的立場上來看,連續多年行此寅吃卯糧之舉,實在是掩蓋財政破產危機以及維系官員生存的無奈之舉。當時,所有本當由政府舉辦之事,諸如維護道路、擴建學校、修復被洪水摧毀的壩橋閘渠、建設縣城賓館和機關干部住宅、購買官員轎車等等,全都不能實現,甚至連干部工資也不能按期足額發放。征稅期限不符合生產周期,適逢鄉村青黃不接、又需投入大量生產資金的季節,政府與民爭利已成常態。雖然前一年監利南部十個鄉鎮遭遇水災,顆粒無收,湖北省委書記已經明確要求給災區減免稅費,況且“災民免繳皇糧”在我們國家也是自古而來的傳統,可是在二十世紀末的監利實行起來卻不容易,因為如今的農民“稅費”并非“皇糧”,而是地方官員的衣食,所以監利不僅不肯減免,反而要求農民提前繳納。

    柘木鄉茶卜村有個婦女朱長仙,也被勒令交出八百元。她搬出省委書記“受災免稅”的承諾,要求政府先行退還去年拿走的八百元,至少也應將那一筆錢用來抵交眼前稅費。這一要求從制度和道理上來說都可成立,可是她的那筆錢早被官員花完了,登門的收費干部當然不允。于是發生口角直至肢體沖突,干部在盛怒之下將她的丈夫捉起來,關到小學校里,說是“辦學習班”。朱長仙當即喝農藥自殺,她的尸體被農民抬到鄉政府。然而這還不是“茶卜事件”的最高潮。七天之后,在監利縣的另外一個村莊,一個小學教師也因不堪沉重稅賦而自盡。這兩件事情恰巧發生在7月1日香港回歸日前夕,牽涉政治大局的穩定。所以當日就有指令傳達下來:“從重從嚴從快”懲處肇事官員。

    時任柘木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雖然遠在數百公里的武漢學習,但是當時的縣委書記要求他“自請處分”。于是李昌平寫下了辭職報告,雖然事件調查組的成員說這是監利縣委的“丟卒保帥”之舉,但是在李昌平的報告里沒有冠冕堂皇的大話,而是充滿了“負罪感”,“和朱長仙的生命相比,給我這個黨委書記一個處分算得了什么呢?”李昌平被撤消了黨內外一切職務。

    在辭職報告里,李昌平這樣寫道,“如果給我處分能促進中央政策的落實,能讓農民相信黨,我愿意接受任何處分。誰叫我是共產黨員!”可是事隔三年,當他回到黨委書記崗位上來的時候,卻發現他所擔心的局面不僅沒有絲毫改觀,反而更加嚴重。

    走在正月里的農村,他看到的不是過年的喜慶。一些農家的大門緊鎖,悄無聲息,主人都在外面打工,過年也沒回來。另外有些農家有人聲,但不是笑聲?!暗教幎际枪侨夥蛛x,擁抱泣別的場面。那些可憐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雙腿不放?!边@位黨委書記的“桑塔納”也被攔下。農民說想搭車,他一點頭,就擠上來五個人。他問他們為什么要背井離鄉,一個人說:“你們當官兒的心太黑,不出去沒有活路?!彼悬c不相信,覺得這些人也許就是城里人常說的“無賴”,或者是官員們口中的“刁民”。

    然而一路上的情景卻讓他淚流滿面?!俺扇航Y隊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滾滾的洪流勢不可擋。不管是什么車,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統統攔下搭乘。如果是客車,一定要擠到裝不下最后一個人為止。如果是貨車,就放上稻草,像裝貨物一樣裝人,直到裝得不能再裝為止?!?/FONT>

    當他走進角湖村黨支部書記李先進的家時,他發現這位少年時代同學的家仍然是兩間熟悉的瓦房,那還是十五年前蓋的,已經破敗不堪,仿佛隨時就要倒塌。十五年前這位同學結婚時置下的黑白電視機,今天仍然是他家最值錢的電器。李先進的母親雖然只有六十歲,看上去卻像八十歲的人了,讓他不敢相認?!斑^去只愁沒有糧食吃,現在好了,糧食不珍貴了,愁的事也多了”,這老太太說,“愁孩子讀不起書,愁看不起病,愁穿不起衣,愁交不起稅……”。不過李昌平知道這是真話,他上任這兩個月來,親眼看著他的親姑媽和親姑爺有病不治,慢慢死去,還親耳聽到侯王村的侯家老漢1999年交了七百元的“人頭稅”。他的上級說,這“人頭稅”是增加財政收入的“好經驗”!侯家老漢跑了十幾里來找李昌平,只為了問一句話:“請問李書記,中國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歲的老人交人頭稅?”

    憑著對家鄉父老的了解,他知道這李家老太和侯家老漢永遠不會是那種“刁民”,可是就連他們也是怨氣沖天了。一個說:“老了,政府不僅不養我們,還要我們這些老人養政府!”另一個說:“這個政策要變一變,再不變,老百姓可是沒法子生活了?!边@場面令李昌平震撼,多年以后還記憶猶新:“我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淚水。農民太苦了!太可憐了!面對他們,我總有一種負疚的感覺?!备屗缓醯氖寝r民對官員的敵對情緒??磥硭^去聽的那些報告并非實情,下級糊弄上級,而他的上級不是真糊涂,就是在裝糊涂。

    1962年春天,陜西戶縣農民楊偉名寫下《當前形勢懷感》。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民面對 “瀕于破產的農村經濟面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如洶涌狂濤,沖擊心膛”。在文中,楊偉名概述當時國民經濟形勢特別是農村經濟形勢時說:“目前我們已經承認 ‘困難是十分嚴重的’。而‘嚴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農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現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騰代替了遍野歌頌,生產凋零代替了五谷豐登,饑餓代替了豐衣足食,瀕于破產的農村經濟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榮?!彼|疑:“同是在黨和人民政府英明領導下,何今暗而昨明?”他指出:“看來形勢是逼人的,不過困難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關鍵在于我們能否把當年主動撤離延安的果斷精神,盡速地應用于當前形勢,諸如一類物資自由市場的開放,中小型工商業以‘節制’代替‘改造’,農業方面采取‘集體’與‘單干’聽憑群眾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膽考慮的?!?/FONT>

    初夏,這封近萬言字的建議信發向了公社黨委直至黨中央。因為文中有“一葉知秋,異地皆然”之語,故又名《一葉知秋》。這篇文章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一葉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戶縣城關公社的同志也講希望,他們講單干希望……共產黨員在這些問題上不能無動于衷?!备骷壒ぷ鹘M接踵而至,楊偉名被迫作了違心的檢討?!拔母铩敝?,楊偉名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5月5日晚同妻子雙雙服毒身亡。

    37歲的李昌平還不知道楊偉名這個人,更不知道他的未來命運。此時他只想選擇一個人傾訴自己的話?!白罱K我選擇了一個特殊的傾訴對象”,他后來在一本類似自傳的書里回憶這個晚上的情形,“當我提筆寫下‘總理’兩個字時,淚水頓時溢滿了我的眼眶”。

    這是2000年2月10日的午夜。

    “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痹陂W爍的燈光下,李昌平寫出當代中國農村史上最觸目驚心的一段文字。他告訴共和國的第五任總理朱基,農民不再熱愛土地,因為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種田虧本。官員本來是按照土地攤派稅賦的,現在只好轉而按人丁攤派,叫做“人頭費”。中央政府稅收體系中沒有這個名目,可是干部執行此項制度卻格外認真?!皢适趧恿Φ陌耸畾q的老爺爺老奶奶和剛剛出生的嬰兒也一視同仁地交幾百元的‘人頭’費?!北M管如此,鄉鎮政府依然債臺高筑,每年從農民那里弄來的錢,除了償還債務利息,還不夠給干部發工資的,因為依靠稅費養活的人在過去十年里增加了兩倍。于是去借更多的高利貸,去農民頭上搜刮更多的錢來還債。如此年復一年,政府的債臺愈高,百姓積怨日深?!斑@樣下去,黨的基層組織和政府怎么運轉啊?”李昌平感嘆:“現在真話無處說,做實事求是的干部太難,太難啊?!?/FONT>

    信寫完了,心情平靜下來的李昌平在猶豫中過了三個星期。黨的制度雖然允許任何一個黨員直接上書最高領袖,但李昌平知道,這個舉動不會被他的上級原諒。他對上級仍然抱著一點希望??墒窃诳h委隨后召開的一次宣布當年農民的稅費數量繼續上漲的會議上,當他直言不諱地說農民負擔過重并引發了惡性循環后,卻無人回應,縣委書記甚至說:“今天的會議很不正常,這叫正氣不足啊?!?/FONT>

    “我沒有理由不把給總理的信發出去?!崩畈阶叱鰰鰰r這樣想。他對自己的直接上級已徹底絕望。

    中央調查組來了。

    那封4000多字的信發出還不到一個月,中央調查組就來到了監利縣。調查沒有找縣領導,而是直接與李昌平接洽,走訪村民,發現情況比信中所反映的還嚴重。在閱讀了調查報告后,朱基總理批復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雖非全面情況,但問題在于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作全面情況,而誤信了基層干部的“報喜”,忽視問題的嚴重性。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也對調查報告作了批示,強調要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當年6月,湖北省決定在棋盤鄉、監利縣進行改革,“取得經驗,在全省推廣”。2000年8月《南方周末》頭版的大幅報道,使得李昌平成為一個新聞人物?!赌巷L窗》的總編輯秦朔還專門寫了一篇短文,稱他是“一個時代的發言者”,還說“每一個時代都在尋找為它的命運而殫精竭慮的發言者”。

    但化解債務、精簡機構、減輕農民負擔,無一不是與利益集團做斗爭。李昌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他成為了該縣“不穩定的核心”。來自地方的龐大調查組使李昌平陷入尷尬的境地。他終于不能忍耐,辭去黨委書記職務,而且決心選擇離開家鄉。后來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如果給朱基總理寫信時是抱著希望的話,那么,辭職時是絕望的?!?/FONT>

    離家的前夜,李昌平獨自跑到長江邊,放聲大哭。

    在一些人眼里,他是英雄;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他是失敗者。因為李昌平被迫辭職離鄉、南下打工去了。
    這一年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教授曹錦清將其在黃河沿途所看、所聽、所談、所思,結集為《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并出版;第二年,于建嶸的博士論文《岳村政治》出版;2002年,李昌平出版了 《我向總理說實話》。這些關系“三農”的書籍都引起不同程度的轟動,“三農問題”日漸成為學界和政府共同關注的話題。

    在 《我向總理說實話》的前言里,李昌平寫道:“回首農村工作的17年,對農民好事做得太少,壞事做得不少,于農民,我是有罪的”,“我,農民的父母官,應該無數次下地獄”,“我現在懺悔我的過去,我怕懺悔晚了,上蒼不原諒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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