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尚未開春，寒氣很重，25歲的青年女工黃曉菊獨自來到北京郊區的小湯山療養院療養，她的關節炎又犯了。關節炎已折磨了她多年，使她步履艱難。這一次是最為厲害的一次發作，她幾乎不能行走，膝蓋、踝關節全是腫的，深入骨髓的疼痛令她的心情更為抑郁。

與此同時，21歲的大二學生潘也在苦悶中度日。幾個月前，潘喝下濃縮來蘇水自殺，被搶救過來，重新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

那本是一個振奮的年代。劉少奇在含冤死去十一年后得到了平反，全國下半旗致哀；最高人民法院開始審判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華國鋒辭去職務，“兩個凡是”的時代終結。

年輕人熱切地尋求表達和發言的機會。1979年北京西單出現大量大字報，對中國政治體制提出看法和要求，號稱“西單民主墻”，于當年年底被取締。1980年北京各高校學生直接競選區里的人大代表。在潘印象中，那是他所見識過的選舉活動中最火熱的一次——“火熱到什么程度？火熱到人人都可以報名、自薦。經常在一堂課快結束時忽然闖進來一個人，走到講臺上就開始講我是誰誰，我的競選主張是什么。學生還成立了北京高校競選聯盟。這場學生運動規模雖不大，但質量很高?！?/P>

那又是一個苦悶的年代。文革不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靈的荒漠。那一年劉心武發表了《愛情的位置》，一位當時還在農村插隊的知青給作者寫信說，當他在田野里干活時，忽然電線桿上的高音喇叭里開始廣播《愛情的位置》，聽見“愛情”兩個字他嚇了一大跳，“覺得發生了政變”。

面對外在世界眼花繚亂的變化，從荒漠狀態中驚醒過來的人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社會的困惑首先落到了青年人的身上，他們還未形成穩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剛剛接受了一個個被強加的價值理念，隨即就眼看著這一個個理念不斷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們的生活基礎，如今卻造成了他們無法填補的內心空虛。

《中國青年》雜志社的編輯們覺察到了年輕人這種普遍性的苦悶。1980年4月，黃曉菊和潘分別接到《中國青年》馬笑冬和馬麗珍兩位編輯的約稿邀請，二人各寫了一篇文章，后來被合成一篇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以讀者來信的方式發表在《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署名的時候，編輯從他們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個字——“潘”和“曉”。

這篇并不算長的文章開頭便是一種絕望的口氣，“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然后“潘曉”歷數了自己在家庭、單位、朋友、戀人面前所遭受的挫折，作者發現，《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已經不合時宜，葛朗臺、聶赫留道夫式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卻比比皆是，社會公開宣揚的理想和道德在現實面前是那么蒼白、可笑、缺乏說服力。

由此潘曉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只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么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

但潘曉還是感到困惑，“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潘曉的困惑也正是許多年輕人的困惑。很快，潘曉的來信引起了無數年輕人的共鳴?！吨袊嗄辍烦掷m發表討論文章，總共8期，一直到當年的第12期，共收到讀者來信6萬多封，有數千萬人參與了這場有關社會倫理與人生觀的大討論。這是一場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全民性大討論，是改革開放后中國青年接受的第一場思想洗禮。

就這樣，潘曉，一個半虛擬的人物，一個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勇敢者，一個與現實格格不入的孤獨者，一個探求人生意義的困惑者，成為了1980年最為深入人心的人物。

黃曉菊、潘，這兩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從此被一個共同的名字——“潘曉”聯系到了一起，1980年他倆曾有過會面，卻并沒有給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短暫的照面之后，他們走著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二十七年后，當他們回過頭來看這場人生觀討論，二人的看法也相去甚遠。不過，他們懷著不同的感情、或情愿或不情愿地承認，他們的人生都因為這場討論而發生了某種改變。

二

潘和曉，是性情截然不同的兩個人。

那時的黃曉菊還很美麗，身材苗條，經常穿一身與眾不同的中式對襟裝，那是她扯來布料請裁縫按自己的主意做的。她熱情開朗，一遇到相投的人便恨不得向對方掏心窩子。她性情激烈，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工廠都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叛逆者，25歲的她已經有過幾次因不滿的言論而被好友告發的經歷。

那幾年外在世界變化劇烈，她心目中那個“非常之人、偉大的人、真正意義上的男人”——毛澤東已經過世，然后是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改革開放啟動，中國歷史轉向。黃曉菊當然關注這些變化，但她真正關注的不是政治，而是個人的根本問題——人為什么活著？活著有什么意義？她希望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

在廠里，她經常向同事們提出一個開玩笑式的選擇題，“假如我有機會得到毛主席或阿蘭德隆的接見，兩者只能選一，你會選哪一個？”那時正是《佐羅》風行全國的時候，阿蘭德隆迷倒了無數男女，對這個問題，很多人陷入了兩難?！捌鋵嵉浆F在為止，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么選擇”，她笑著說。

她參加了工人俱樂部的文學創作班。他們往往在下班后聚在一起探討人生問題，她的發言總是尖銳而慷慨激昂。她引起了一個前來參加活動的人的注意，這人是《中國青年》雜志的編輯馬笑冬。

在小湯山的一個月里，黃曉菊跟新相識的病友也是走到哪兒討論到哪兒。在那里她還遇到了被稱為“中國的保爾柯察金”的吳運鐸。她苦悶，煩躁不安，總覺得這樣活著是不對的，她有許多理想，她想成為影視編劇，但那時沒有這個專業，她想當一名心理咨詢師，但要考數學，她對數學毫無信心。她還想當記者、譯制片配音、律師、教外國文學的老師。但因為身體不好，她只能接受分配，到一家殘疾人工廠——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當一名女工，在低陋的廠房里與身患各種殘疾的人為伴。

潘則是一個孤僻的問題青年，1.87米的高個兒，異常地瘦。這位北京經濟學院數學系計算機程序設計專業的大二學生，從小寄居在親戚家，深有寄人籬下之感。他說自己是 “抵觸社會，背叛人民”，實際上他高度關注社會，1976年“四五運動”時，他天天泡在天安門廣場，1979年西單出現民主墻時，他又幾乎天天泡在那兒。

他極其敏感，自尊心極強。上大學后，學校第一次舉辦越野比賽，誰都不知道誰的底，那是1978年12月，其他參賽者都穿著小背心小褲衩，只有潘一人穿著長衣褲，他想的是“萬一丟臉就神不知鬼不覺地中途開溜”。結果他超過一個又一個人，快到終點時，他的同班同學說，前面還剩一個人了。他沒有開溜，獲得了亞軍?！斑@長跑放大了，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在各行我的先天條件都不是很好，所以盡量低調”，他說。

三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描述的種種挫折，大部分都是黃曉菊的親身經歷。

黃曉菊是跟著外公外婆長大的，那是一個革命家庭，外公外婆都參加過抗日戰爭。五十年代初母親去內蒙古支邊，與當地一位解放軍連長結婚。一歲半時父母把她送往外婆家撫養。

外婆家在北京兒童醫院對面的一棟兩層的紅色筒子樓里。雖然父母不在身邊，但在外婆家，她得到了眾星捧月般的寵愛。

“我不管信起什么來都特別熱烈特別認真”，她說。在她上小學和初中時，共產主義的美好遠景曾令她激動不已，她覺得生活應該是那樣，人人平等，各取所需，各盡所能。她每天狠斗私念，自我批判，去街上貼大字報，渴望成為黃繼光、雷鋒那樣的英雄人物。夜里聽到廣播說毛主席發表了新的文章，就毫不遲疑地起床，去參加游行。有時坐在公交車上，她會突然旁若無人地大聲念起毛澤東語錄來。

她喜歡看書。文革后期，一批世界名著開始秘密流傳開來，《紅與黑》、《簡愛》、《約翰·克利斯朵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說等等，她都看了。

“這些書多好啊，它跟正常人的思維更接近，有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很豐富。而革命狂雖有激情，但多空洞啊，激情過后什么都沒有，沒有人性的東西?！?/P>

那時她已是十六七歲的大姑娘了，“那個時候，男女同學互相不說話，如果喜歡的話都以特別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吵啊，打架，不能有正面的表達。老師、家長都嚴令禁止談戀愛，說這是骯臟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

黃曉菊不再這么認為，她對一個要好的女同學講起 《簡愛》和 《紅與黑》，并說，“怎么能說愛情是骯臟的呢，我覺得挺美好的啊”，女同學聽得直點頭。女同學家境不好，特別樸實，黃曉菊經常帶些大白兔奶糖分給她。她喜歡跟樸實的女孩子交朋友。
不久后，政治老師組織全班同學發起了一場 “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批判對象就是黃曉菊，罪名是看黃色小說。

政治老師剛說完，她看到那名女同學騰地站起來，換了一張義正辭嚴、非常革命的臉：“我揭發黃曉菊，讓我看資產階級小說，還給我買糖，收買我！我們貧下中農不吃你的臭糖！”

黃曉菊氣極了，哐地一下摔門而去，絲毫不管班上正開著批判會。

從此后，班上只有極少的同學敢再跟她說話。突如其來的背叛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她震驚、焦灼、困惑，孤立無援，甚至自我懷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壞，可能自己真的是資產階級了吧，《紅與黑》里的東西跟革命肯定是背道而馳的啊?！?/P>

她的中學時代就是在這樣不斷挨批中度過的。先是被揭發，然后是接受批判，沒完沒了的煎熬。她看書，寫日記，批判自己，就這么過來了。

數年之后，她看到劉心武的《班主任》，才想到政治老師可能也是挺變態的，可能也是因為自己的生活出了問題而把氣撒在學生頭上。

更多年之后，她才看清了這件事的影響——它殘忍地毀掉了她對別人乃至最親近的人的信任，“人心怎么那么險惡，怎么那么壞，一個小女孩背叛另一個小女孩，站起來忽的那張臉，那么無辜那么小的臉，居然翻成了那樣，太可怕了”。

18歲，因為嚴重的關節炎，黃曉菊幾乎走不了路。她因此而免于下鄉插隊，并分配進了殘疾人工廠。在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流水線上，軋衣服，繞線，她都干過。后來她學會了修補毛衣的技術，能把落針的地方不露痕跡地修補好，還帶了徒弟。她在羊毛衫廠一待就是八年。

生活的流水線給她帶來了新的反叛和背叛，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她的初戀。她喜歡高大的、陽光的男孩，當然還得能跟她探討人生。她的初戀戀人正是這樣的。這段戀情持續了一兩年，他們連手都沒有拉過，經常談論人生問題。她覺得非常美好。

后來她的戀人悄然離開了她。她去他家找他，卻發現住的已是另外的人家。連告別都沒有，他就出國了。留下她獨自傷心，一直耿耿于懷。

四

潘的情況更糟。

潘1959年生于北京，父親是原國家航空部機關干部，母親是醫務工作者，他是老大，有個弟弟。全家在支邊建設中遷往青海，潘寄居在北京的親戚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從此對很多事抱敵視態度，就像馬太福音說的，我來，并不是叫地上太平的?！?/P>

二十來歲時的潘 “集無政府主義、相對主義、虛無主義于一身”，“除了順從最高統帥外，所有人都可以反”。他憤世，乃至厭世。

1979年春節，他沒有回家，一個人在學校過年，整天在雪茄煙和烈性酒里昏沉度日，被極度的孤獨和絕望所包圍。5月31日晚，這個大學一年級學生，在操場上喝下了濃縮的來蘇水，被及時發現送至醫院。醒來后的潘對醫生說的第一句話是，“我不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P>

1980年4月，輔導員找到潘，讓他參加《中國青年》雜志社來校了解青年思想狀況的座談會。他在座談會上一言未發，會后被特別叮囑 “不要走”，《中國青年》編輯馬麗珍與他單獨談了近四個小時。隨后他應邀寫了一篇關于人生觀的文章，與黃曉菊的合在一塊兒發表。除了學校和 《中國青年》雜志社，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也是潘曉，他近乎刻意地保持低調。

但在1980年7月，潘被校方帶到北京一家醫院檢查。一個實習大夫給他下了診斷：重型精神病。1981年2月2日，校方黨組給潘父母致信，要求潘自動退學，潘的家長簽了字。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潘退了學，由此對父母產生了不滿，退學后立即割斷了與家里的聯系。

“開始時，我住在北京火車站候車室。一次，我發高燒，連續三天滴水未進，更沒有食物充饑，只是倒在長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著墻到盥洗間喝了些涼水，回到那椅子上繼續坐著，直到退燒才走出候車室”。兩年中找不到工作，他要過飯，當過搬運工，睡在橋洞和火車站。1983年他被牽涉進一樁盜竊案，正趕上“嚴打”，坐了三年半牢。他不希望有人去探監，出獄時也沒有通知家人。

此后他什么活計都干過，房地產，廣告公司，圖書出版，軟件，計算機設備，營銷，“坑蒙拐騙都干過，五花八門”。他還一度在中華英才網開設“老潘信箱”，為年輕人解決就業及人生困惑?！耙徊涣羯襁€蒙了個良家婦女，還生了個孩子”，兒子如今12歲。

早年寄居，大學被逐，以及之后的牢獄生活，使他覺得自己永遠是個邊緣人，“我在社會中的競爭力非常差，大學未畢業，什么都沒有，剩下的就是觀察思索能力及勤奮，彌補了自然的劣勢”。

潘認為，那場人生觀討論是他人生中的災難事件——“人生觀討論使我失去了正常人的福利資格，生活權利被剝奪了。1980年，當所有右派摘了帽子，我卻被驅出校門，顛沛流離?！?/P>

“我現在還在為歷史、還在為那場討論付出代價。有人說我應該和《中國青年》雜志打官司，又不是我自己想參加那場討論。如果正常畢業，當時包分配，大學生很稀缺，進國務院部委的不少，可能也弄個官當當，現在沒這個機會了。都是這場討論，弄完后又把我轟出來?！?/P>

五

潘曉討論也沒有給黃曉菊帶來多少好運。

這封來信掀起了令人始料不及的熱浪，甚至引起了國家領導人的關注。1980年6月，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來到《中國青年》編輯部，對這場討論予以肯定，并建議要讓“潘曉”現身出場。

潘曉不是一個人。潘曉是兩個人。潘曉是一代人。27年之后，潘曉之“曉”認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現在也覺得沒有錯，有沒有更高的道德？也許有，但我沒有找到”。但潘曉之“潘”卻說，“潘曉討論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現在世風日下的開端”

　　到七八月間，潘曉討論熱到了極點，《中國青年》將原來每期8頁的專題版面擴大到20頁，發表了許多講述和潘曉類似甚至更為悲慘的經歷的來稿；第8期還發表了武漢大學歷史系學生趙林寫的《只有自我是絕對的》一文，文中提出，“如果說學習其他學科的最終目的是改造世界，那么學習哲學的目的，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變了，世界也就變了——只有自我才是絕對的”。

那時候，越來越多的讀者和記者提出要見潘曉，還出現了很多冒充潘曉的人。編輯部把讀者們寫給潘曉的信的一小部分轉交給黃曉菊。

8月，在雜志社的安排下，黃曉菊作為惟一的“潘曉”出場，在《中國青年》的編輯部里接受了中央電視臺的采訪，20日在《新聞聯播》播出。黃曉菊在采訪中說的一句話——“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蒼蠅那樣活著”，立刻成為名句傳播開來。

節目播出后，馬上有報紙發表匿名文章，列舉黃曉菊的種種缺點，比如脾氣壞，對姥姥不好，等等。

1980年年底，形勢 “急轉直下”，開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潘曉討論后來被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端，與之并列的還有高校學生競選事件。

但黃曉菊的心情還算不錯。她跟杭州的一對姐妹書信來往探討人生問題，并成為好朋友。她還去了杭州跟她們見面，在她們家住了幾天，整日爭論不休。她還去了武漢，跟趙林聊得也頗為投機。她發現自己的困惑不僅僅是她個人的，而是許多人共有的，這讓她感覺好多了。

當年，她離開了工作八年的工廠，在《中國青年》雜志社的幫助下，進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發行部，不久后又成為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資料員。她結婚了，但由于她的“大女人”傾向，她離了婚，只身帶著三歲的兒子生活。

“一定要自己主宰自己，不能沒有我自己的意志，這是我人生的一個最主要的調子，我是個大女人，天生的，沒辦法，弄得滿身都是硬傷和內傷”。她說。

不久后，她又失業了，南下海南，當過記者、保姆和廣播電臺熱線主持人。1993年，她回到北京，開起了服裝店。

六

“潘曉”討論已經過去27年，當年喊出“人生的路呵，為什么越走越窄”的人，也一路有驚有險地走到了今天。潘和曉，都已是中年人了，各自經歷了失業、離婚，閱歷甚豐，但那些人生的困惑并沒有退去，甚至在加劇、加深。

潘從2002年起投身電視行業，并迅速地找到了感覺，如今他是好幾個電視臺的欄目策劃人。他每天喝半斤二鍋頭，每天寫一篇長達幾千字的時評，用郵件發給數十人，并自嘲為“垃圾郵件”，從不間斷。他的頭發已變得稀疏。他拒絕消費，不買車，不買房，不旅游，不用手機。

“不可能解答困惑，反而是加劇了?！彼f，“人生的道路不存在寬窄抉擇，而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實人生選擇機會并不多。既然放到這世界上，有機會體察喜怒哀樂，就要學會如何淡定地去把握?！?/P>

黃曉菊已經52歲了，上樓梯時，要很費力地往上挪腿，她的關節炎還沒有完全痊愈。

她是個熱情四放的女人，說話語速很快，斬釘截鐵，即使微笑也幅度很大。她喜歡一切直接的、激烈的東西：咖啡，川菜，現代舞，爵士搖滾，實驗話劇，哲理書，有特色乃至夸張的服裝。

她用心修飾了眉毛，穿一衣銀灰的羊毛衫裙，身材有些發胖。說到1980年時，她的眼睛流光溢彩，“那時我才95斤，是個美女呢！”隨即又笑，“見到我是不是有些失望？很多人想像中潘曉應該是憂郁的、內向的?！?/P>

前兩年，她的初戀戀人從美國回國，雙方見了面，多年不能釋懷的黃曉菊終于可以當面質問了，“為什么不告而別？”對方驚奇地答，“難道我沒有告別嗎？我記得向你告別過的呀?！倍嗄甑鹊降木故沁@樣一個回答，那一瞬間，黃曉菊覺得生活真是荒唐，讓人哭笑不得。

由于用心不夠，她的服裝店從最多時候的八家縮減到現在的兩家。她的大部分心思仍然放在一直以來的追問上。她跑去看實驗話劇《活著還是死去》，這個名字吸引了她；她正在看克里希那穆提的書，心生疑惑，“他要我們停止思慮不要多想，這怎么能做到呢，怎么能不想呢？”

她還有文學夢，寫過十幾萬字的隨筆。

“主要興奮點還在于探索人生，雖然沒什么結果，跟商品社會也不搭，還有人覺得當了半生潘曉也沒得到什么名利，這是干嘛呢？但它是我生命本身的呼聲，我一定要想明白，那怎么了，誰也攔不住，要是想不明白，我的靈魂會不安，心里會難過，當然要探討了，這是生命本身的訴求，這就是意義，這就是最大的意義?！?/P>

“開始覺得會有正確的、明確的答案，后來知道不會有，永遠不會有，可能每個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好了，對自己而言是正確的?！?/P>

潘和曉仍是那樣不同。潘認為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這一撥獨生子女為主的年輕人，即所謂八零后，沒有責任感，沒有合作意識，沒有精神追求，不關心國家大事，只關心自己。而黃曉菊在與自己兒子的相處中感到了一種驚異，兒子22歲了，正在當兵，喜歡玩電子游戲，曾對母親苦苦追問人生意義的做法表示不解——“想這些干什么，過得快樂就行了”。黃曉菊覺得，像兒子這樣單純地追求個人的快樂幸福，“也沒什么不好，雖然我自己辦不到”。

七

對于當年那場波瀾壯闊的人生觀討論，也許還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在這一問題上，潘和曉的態度也大相徑庭。

潘曉討論提出了兩個很有名的觀點，一個是潘曉來信中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另一個是隨后武漢大學學生趙林的“只有自我是絕對的”。在多年來集體至上、國家至上的整體氛圍中，這種對個人與自我的強調和推崇無異于一種革命。

黃曉菊的觀念一直延續著這種思路，“盡可能地忠于我自己，我生活中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離婚，都是如此”，“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現在也覺得沒有錯，有沒有更高的道德？也許有，但我沒有找到”。

作為最知名的“潘曉”，黃曉菊經常被人問到在干些什么，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知道他們內心有種期待，我那時有那種想法，好像我現在應該有一個更大的想法，不應該是現在這樣子，就這么安于自己的狀態，有這個潛臺詞。其實我始終沒有放棄這種努力和探求?！彼f，當她覺得自己的思考比較成熟時，她會寫點什么，以不負這些人的期待。

潘則毫不客氣地對待潘曉討論，“當人們對它歌功頌德、戀戀不舍時，我就沒有一點感恩戴德”。

撇開個人恩怨，潘對它也是批判有加。他認為，從過去的大公無私說教，到絕對的自我，是一種矯枉過正，“潘曉討論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現在世風日下的開端。社會上對于那場討論，很少從這個角度去清算”。

“所謂自我才是絕對的，我感覺到應重新評價，不應停留在人物事件情景的回憶上，不應停留在對過去的感懷上，應該看到它特定的歷史背景。它是在一種荒漠中出現的，在一場浩劫之后，一定會出現放蕩、墮落。這些毒素會找個突破口，即便沒有潘曉討論，也有會其他的突破口，這是必然的?！?/P>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也算是打破了堅冰，打破了意識形態的禁忌，但當它釋放了惡，這個社會卻根本沒有把它收回去的本事，這才是可悲的?！?/P>

“這一二十年來，這種價值觀走到了極致，物極必反。什么是自我？自我是否應受到約束？是否應該在一種人類的良知、法律的約束下？人終于回歸到自我，回歸到的是什么？是回歸到魔鬼的一面，還是天使的一面？如果只回到魔鬼的一面，就太可怕了。經過27年，中國社會給了當時提出的響當當的口號一個非常切實但非?；囊粋€回答。我們看到的是喪盡天良的不法商販，看到的是可以為區區小利制造毒奶粉?！?/P>

27年后，漫長的生活依然沒有吞噬黃曉菊，也沒有撫平潘。這個因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革而日新月異的國家，依然沒有為27年前那場大討論提供足以令人心服的解讀。我們一直被那個簡單的命題所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