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底，一直批判資本主義的山西省昔陽縣也實行了包產到戶。

消息傳到北京，剛剛賦閑、住在復興門外22號樓的陳永貴憂心忡忡。他發出這樣的疑問：“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嗎？”

出乎他的意料，大寨的絕大多數群眾表示愿意干。他們說：“砸了大鍋飯，磨盤不推自己轉。頭兒不干，咱大家干?！?/P>

25年后的今天，當時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如今85歲的吳象，向記者談起自己從昔陽到鳳陽、從山西到安徽、從安徽到北京的個人歷史。事實上，他也是在描繪著這個國家一段重大的歷史變遷。

1982年是大包干總進軍的一年。吳象說。而這一“大進軍”的到來，是一個極為復雜、曲折的過程，它在這位見證者的心中，蘊積了眾多值得珍視的細節。

一

吳象祖籍安徽休寧，生于一個徽商家庭。

“七七事變”后的那一年，16歲的吳象矢志抗日救國，一路向北，來到陜西，參加了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后他來到太行山區，從此與山西結下不解之緣。先在八路軍野戰部隊做宣教工作，后任抗日軍政大學教員，新華社、《人民日報》記者。1948年秋太原解放，吳象沒有回《人民日報》，留在山西籌辦《山西日報》。

1963年，已經擔任《山西日報》總編輯的吳象，目睹了山西昔陽大寨成為農業合作化運動典型的全過程，并為宣傳這個典型出過力。但是他沒有想到，因為毛澤東的看重，大寨從此與中國農業的命運膠著了近二十年，他個人的命運也與這個晉中小山村發生了密切關系。

“大寨一共十個小村，七十八戶，它那個地方凈是山坡，七梁八坡，條件比較困難，但是他們經過治理，增產了。山西晉中地委把它樹成一個模范，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很重視這個?！拔幕蟾锩币郧?，陶魯笳到火車上向毛主席匯報，當時選出的典型啊，工業是大慶，農業呢，有兩三個地方，比較之后，最后選了大寨。因為它是山區，因為窮，好像更有代表意義?！?/P>

在吳象看來，大寨作為一個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典范，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但是毛主席看重以后呢，慢慢地就有人把大寨人為地拔高了，不說它是一個山區生產的榜樣，而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個典型，那它就不是一個生產典型，而是一個政治典型，大寨也就以繼續革命的紅旗自居?！?/P>

1964年，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作大寨事跡報告，從此拉開全國學大寨的序幕。幾乎與此同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十年間，由于不惜代價地追求政治目標，維持所謂的“大好形勢”，農業、農村、農民所遭受的嚴重損失，自不待言。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仍有人秉持“兩個凡是”的信條，繼續在千差萬別的中國農村中大搞“普及大寨縣”運動。水分越來越大，浮夸越來越嚴重。1977年，聯合國糧食考察團到昔陽考察，聽說昔陽的皋落大隊搞得好，就要求去皋落考察。皋落糧倉有10萬斤玉米，但顆粒小，不中看，就連夜從公社糧倉借200袋玉米送到皋落充數，而把原來的10萬斤玉米說成是飼料。

兩次見過毛主席的吳象，對領袖親自制定的“農業學大寨”和“普及大寨縣”運動宗旨從不懷疑，但他卻指出了學大寨運動中存在的問題，結果被關進“牛棚”，成了“走資派”的一員。

二

1977年5月，已經復出的萬里被中央派到湖北省當“第二把手”，協助另外一個老同志工作。此時鄧小平已經“出來”，但還沒有正式宣布。作為小平的老部下，萬里去看望小平，并向他辭行。

萬里后來告訴吳象，鄧小平知道萬里要去湖北后，勸他不要急于赴任，提出要他去安徽?！班囆∑胶髞砗推渌闹醒腩I導商量，說萬里是一個解決難題的能手，讓他到湖北，不如到安徽，安徽是一個老大難?！?/P>

于是，1977年6月，萬里到了安徽，擔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在深入農村考察中，解放后一直從事城市工作的萬里，對農民的貧苦生活狀況深感震驚。他曾經回憶說：“我這個長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雖然不能說對農村的貧困毫無所聞，但是到農村一具體接觸，還是非常受刺激。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么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幢?、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么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

“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一書記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萬里說。

萬里頂著“學大寨”、“窮過渡”的壓力，制定了“安徽省委六條”，強調以生產為中心，強調尊重生產隊和農民的自主權。后來，他又突破“六條”本身不合理的條款，糾正不許聯產計酬的做法，支持農民包產到組。針對1978年安徽大旱的特殊情況，根據萬里提議，安徽省委作出“借地種麥”的決定，從而誘發了農民包產到戶的行動。

在推進農村改革的過程中，萬里深感人才缺乏。這時，有人向他推薦了吳象?？纱藭r，吳象仍因“反大寨”罪名，被關在山西的“牛棚”里批斗。萬里直接找到當時的中共中央秘書長胡耀邦，胡耀邦給山西負責人打電話，要求調吳象到安徽工作。山西負責人說吳象還有問題沒有搞清楚，胡耀邦說，先讓人出來工作再說。

吳象急匆匆來到安徽，擔任省委副秘書長。不久后，萬里出訪美國，吳象重返太原想把黨關系轉出，結果黨關系沒有轉出，人卻被山西扣下了。萬里回到安徽，得知此事，不禁埋怨吳象“是個書呆子”，他說，山西是共產黨，我這里也是共產黨，山西不給辦黨關系，我這里可以重新入黨嘛。

萬里再次找到胡耀邦，由胡耀邦第二次出面疏通，吳象才得以重返安徽。

“我當時主要管研究室，別的都不管，開會的時候就在后排坐著，不開會我就下去調查研究。萬里回來了就和他一起下去，一起研究些問題?！眳窍蠡貞浾f。

從此，吳象就被稱為萬里在安徽農村改革的“助手”和“智囊”。

三

陪同萬里在安徽考察的日子，吳象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窮”的背后是一個“左”字。

在萬里主持下制定的 “省委六條”，中心內容就是以生產為宗旨，提出要給生產隊充分的自主權。

“以生產為中心，就把許多干部嚇了一跳，說生產怎么成了中心？”吳象回憶，當時省委機關議論紛紛，有些人就說，萬里來了以后是干得很好，但是省委在大方向上有問題。還有人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會主義的江山糟蹋了!”

在內部的壓力之外，還有來自上面的壓力。吳象記得，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曾經說，“省委六條”是“條條都在否定大寨”。而面對種種糾纏與重重阻力，萬里重視實踐、講求變通的做法，讓吳象記憶格外深刻。

1978年3月份召開一個普及大寨縣的座談會，是李先念主持的。按規格要省委第一書記去，萬里不去，而讓省委（第三）書記趙守一參加，而且囑咐他：你去開會，帶耳朵，別說話，反大寨咱們不敢，學大寨我們實在學不起，聽了回來也不用傳達，我們還按我們的“六條”辦。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但一時無法觸及農業根深蒂固的弊病，會議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仍然堅持“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斑@時候萬里很強硬，他說三中全會的文件要看精神實質，不是照抄它的字句?！眳窍笳f。

不久，《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載了署名為“張浩”的讀者來信，在根據國務院一位領導的批示而寫成的編者按中，對當時的包產到組等農業政策提出了責難。因為一個編者按，這封普通的來信在很多地方引起了思想混亂?！叭f里聽到廣播，趕緊給各個地委打電話，氣憤地說：不要聽那一套，對生產負責的是你縣委，對農民秋天以后生活負責的是縣委。如果這個變了，影響了生產，農民沒有飯吃，《人民日報》給不給他開飯？是跟你縣委算賬，還是跟《人民日報》要飯吃？”

當時的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曾經用“一場拔河比賽”來概括1979年到1980年初的形勢：“那一邊是千軍萬馬的農民，這一邊是干部?！?/P>

1980年初，萬里從北京帶回新的消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將原來農業政策中“不許包產到戶”中的“不許”改為“不要”。一字之差，卻為中國農村改革之路打開了一扇門。在萬里主持的省委擴大會上，當時的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終于說出了小崗村的秘密。

會議一結束，吳象就陪同萬里奔赴小崗。萬里見到農戶家家儲存著數千斤糧食，不由贊道：“這回討飯莊不再餓肚子了！”
吳象回憶：“老百姓說，能不能讓我們搞三年??？萬里說我批準你搞五年，如果吃官司，我給你打官司去。老百姓要送他花生，說以前想送也沒有，現在非要送不行。萬里穿著軍大衣，口袋里都裝著這些花生?；貋黹_常委會的時候，放在桌上說，這些是包產到戶的成果?！?/P>

四

1980年初春，萬里調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農委主任，主管農業，后任國務院副總理。吳象隨萬里回到北京，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負責起草與整理農村材料，同時協助萬里準備文字材料。

胡耀邦對萬里期望很高，他多次引用民謠：“要吃米，找萬里!”不無幽默地說：“讓萬里管農業，是農民推薦的嘛!”而且這時，安徽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已經取得重大成效，“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勢不可擋，從滁縣、鳳陽、肥西擴展到全省，并開始在全國許多村莊蔓延開來。鄧小平也在這一年的5月發表談話，熱情支持肥西和鳳陽的包產到戶。但是爭論并沒有因此止息，包產到戶越發展，一些人反對的聲浪就越高。后來萬里在接受采訪時回憶道：“當時相當作難，可以說動輒得咎?！?/P>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著重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

在會上，“包產到戶”激起了廣泛的討論。反對包產到戶的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與支持包產到戶的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針鋒相對。楊易辰說，集體經濟是陽光大道，不能退出。池必卿則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P>

會后，吳象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陽關道與獨木橋》。文章以這兩位省委書記的對話為引子，闡述包產到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度嗣袢請蟆芬哉嫫l表了文章全文，引起極大轟動，廣受歡迎，但也有人強烈反對。有一個省當時正在召開政法工作會議，會上有人就指責文章作者是 “教唆犯”，提出應追究其法律責任。

吳象當然不會被追究法律責任，因為他的文章反映的是中央精神。由胡耀邦主持的那次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寫出了一份紀要，作為中央1980年 “七十五號文件”下發。文件對爭論近兩年的有關包產到戶問題作了初步結論，人稱“包產到戶落了戶”。吳象的這篇文章，也在四年后獲得了孫冶方經濟學獎。

就在《陽關道與獨木橋》一文發表數天以后，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共山西省委《關于農業學大寨經驗教訓的初步總結》，對“農業學大寨”作出最后的總結。一場風風火火鬧了十多年的運動就此終止。

五

進入1981年，盡管仍有少數地方領導堅持認定農民包產到戶是搞資本主義，嚴加防范，嚴厲壓制，但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包產到戶已經成為了不可阻擋的主流。

吳象印象最深刻的是，合作化以來，尤其是學大寨以來，搞了無數次運動，整了無數農民和農村干部，但是中央卻沒有因為哪一個干部抵制包產到戶而對他加以懲罰，一個都沒有。對待那些反對者，中央總是說服教育，耐心等待。

老百姓說，能不能讓我們搞三年??？萬里說我批準你搞五年，如果吃官司，我給你打官司去。老百姓要送他花生，說以前想送也沒有，現在非要送不行。萬里穿著軍大衣，口袋里都裝著這些花生?；貋黹_常委會的時候，放在桌上說，這些是包產到戶的成果

　　這一年的初春，吳象以新華社特約記者的名義，與三位新華社記者一起，奉萬里之命到豫、魯、皖的十一個縣調研，感受到了可以觸摸的歷史性轉折。他們看到，越是貧困落后的地方，活力越大，變化越快。什么瞎指揮，什么大呼隆，什么“大鍋飯”，一個包產到戶就統統沖光。

農民手里糧食多了。多年來經常下鄉的干部也從沒有見過農民家家戶戶屋里放著那么多糧。許多村莊一年巨變，兩年翻身。農民還來不及蓋新房子，完成國家征購、超購任務以后，留下大量糧食沒處存放，都堆在住人的草屋里。

胡耀邦看到他們發回的五篇內部參考文章，十分振奮，當即讓新華社將其中三篇作為通稿發給全國各報刊登，擴大宣傳。

當年12月間，萬里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各地傳來的消息，幾乎都是隊不如組，組不如戶，不包到戶穩不住，小組討論中越來越多的人發出呼吁：“應當給包產到戶上一個社會主義的戶口?！睍h紀要經反復研究修改，書記處幾次討論審查，最后通過時已經來不及在年內發出，只能作為1982年的“一號文件”下發了。

把農村工作文件作為“一號文件”下發，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第一次。

六

1982年“一號文件”最關鍵的一句話是：“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P>

由此，包產到戶被正式確認為社會主義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

在萬里的堅持下，國家農委改為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同時成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主任是杜潤生。

是年，杜潤生69歲。吳象也年屆花甲，他擔任了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一個老頭，領導八個小老頭?！碑攨窍笙蛴浾咛岬竭@段歷史的時候，他的夫人笑著插話說。

這些 “老頭”雖然不管人、財、物——農研室和農研中心的定位應該是個研究機構和參謀班子——但是他們受中央委托起草政策性文件，協調各方面關系，在農村改革中實際上發揮著重要的指導性作用。

對于“一號文件”，胡耀邦特別高興，說最好每年來個“一號文件”，書記處大多贊成，很快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共識，即每年年末召開一次農村工作會議，年初發一個“一號文件”，以顯示其連續性和權威性。

農研室和農研中心每年都組織下去調查研究，大概到七八月才開始出材料。吳象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都輾轉在全國各地的農村。
1982年，在連續三年豐收之后，農業又一次大豐收。農研室和農研中心循例派人分赴各省調查研究，綜合分析，反復討論，起草了一份文件，共有十四個問題，涉及農村改革各個方面，并提出一個驚人的論點，認為家庭聯產承包制把土地公有與家庭經營相結合，是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胡耀邦、萬里曾經擔心這些提法在書記處討論不容易通過，不料開會時，幾位曾經不贊成包產到戶的老同志，卻說原來自己擔心這擔心那，看來還是思想解放不夠，不了解農村的新變化。也有個別人不吭氣，可能心里不以為然，但是效果如此明顯，大家都贊成，也就不好再說什么了。還有位資深的老同志興奮地指出，家庭聯產承包實際上解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長期沒有解決的大問題?！眳窍笳f。

1983年的 “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隨著農業的連年增產，人心歸向日益明顯。據統計，到1983年，全國農村已有百分之九十八的生產隊實行“雙包”生產責任制，一萬二千七百零二個人民公社解體。

1984年第三個 “一號文件”指出：“今年農村工作的重點是：在穩定和完善生產責任制的基礎上，提高生產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發展商品生產?！辈⒁幎ā巴恋爻邪谝话銘谑迥暌陨稀?。

1985年第四個 “一號文件”，取消了30年來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對糧、棉等少數重要產品采取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

1986年第五個 “一號文件”指出，農村改革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必須繼續貫徹執行。

五個“一號文件”，每年前進一步。

七

記者問吳象：“您如何評價1982年以及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農村的改革？”

“那個時期中國農村改革的特點是由‘不準’變為‘不要’，再變為‘有條件的允許’，進而終于‘完全放開’，這樣一步步松綁。五個‘一號文件’沒有公開否定人民公社，但實際上，每次開會制定文件，都在消除‘左’的影響，解除公社體制束縛農民的枷鎖?！眳窍蠡卮?。

“從人民公社體制到恢復農民家庭經營，歷史繞了一個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來的起點?！眳窍笳f，“其實這是螺旋形地上升了一個層次，通過漸進式的改革，對原來僵化的農業經濟體制實行了自我完善，使之變為新型的農業體制，使億萬農民通過承包掌握了自主權，得到了實惠，得到了自由，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中國經濟也由此開始出現快速增長的局面?！?/P>

80年代中期，中國改革的重點開始轉向城市。但吳象仍然關注著農民的命運，思考著農村的問題。他的思考和關注一直持續到今天。

這位參與了中國農村改革全過程的老人，其觀點與從前一樣鋒利：“初期的農村改革，是歷史，又不是歷史，因為相去不遠，我們應該回顧這一時期，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中國人太不接受教訓了。無論革命時期，建設時期，還是現在的改革時期，都是農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P>

“三農問題現在很嚴重，怎么解決？過去的經驗教訓要考慮，根本原因就是歧視農民，看不起農民，這個問題太大了?！眳窍笳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