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中國”拯救“藍色美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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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時，我們在華盛頓的中國房東做了豐盛的火雞大餐邀我們同吃。房東夫婦已經移民美國20多年，在華盛頓特區旁邊的弗吉尼亞州擁有一幢三層高、帶塊小草坪的房子，距離特區市區大約也就相當于北京的中關村到二環內。一家四口，兩個兒子還小，沒有上大學，夫妻二人各有工作，還租出地下室給3個房客，除了工資外，每月至少有1500美元房租收入。

我記得一部美國電影里說：但凡擁有幢房子加塊草坪的美國人，都覺得自己是中產。按這個標準，我覺得我們房東當屬中產家庭。雖然女主人對周邊的打折店如數家珍，但碩大的房子和滿屋子隨處不有的食物和衣服，讓我覺得，這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物質過剩的富裕家庭，看不出絲毫受經濟危機影響的痕跡。

但在吃火雞大餐時，我問起這個話題，餐桌上的房東和來做客的房東弟弟，卻都表達了悲觀和不確定感。

房東的弟弟也移民美國10多年了，在一家全球頂尖的IT咨詢公司工作。得知我們是來報道金融危機的記者，他對我說：寫寫我們公司啊，我們公司去年的股票是7美元，今年跌到了3分錢，已經退市了。所幸現在還沒裁員，但我不知道下一步會怎樣。

我于是問他們，我說其實我這趟在美國，最想搞清楚一個問題：在這場金融危機中，最受影響和傷害的，究竟是哪部分美國人？有人告訴我，最受影響的是富人，窮人本來啥也沒有，本來就吃最便宜的食物，買最便宜的東西，沒什么可失去的，是這樣么？你們IT業怎么也會受影響？房東大哥家，肯定算是中產階級嘍，看不出來受影響啊。

“不不不，誰也不敢說自己不會受影響。即使現在還沒有影響，也不意味著之后不受影響，反正我自己不敢這么想，說不定哪天就突然失業了……”房東大哥說。

今年夏天時，我和世界銀行北京代表處的張春霖老師吃飯，他說他從美國回北京的飛機上剛看了一本新書，很有意思，建議我有空把它翻譯出來。說好了我抽空去他那里取這本書的原版，結果我一耽擱就是幾個月沒跟張老師聯系。這趟臨來美國前，我在網上訂書，發現張老師推薦我翻譯的這本書，剛出了中文版，于是立刻買下。

說來好巧，第二天書還沒送來，先收到紐約時報網站的最新消息：這本書的作者，剛得了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沒錯，就是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他這本新書原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中文版被取名為《美國怎么了》，英文原名成了中文譯本的副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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