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江：后奧運中國經濟的機遇與挑戰

記者：現在不少主流經濟學家都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比如林毅夫、厲以寧，認為中國經濟在奧運之后不會衰退，至少還可以持續繁榮10~20年。他們的論據主要是奧運經濟的容量與中國經濟的整體相比較還是很小，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靠的不是奧運。對此您有何看法？

王一江：對中國奧運后的經濟形勢，我覺得更加準確的提法可能是：機遇仍然廣闊，挑戰更加嚴峻。在分析后中國經濟中奧運的機遇和有利條件這方面，我基本上同意他們的分析。中國有廣闊的國內市場，有眾多的人口，有地域上和發展層次上的縱深，有黨和政府發展經濟的決心和路線，有全民發展經濟意志和參與，有總體有利的國際環境，這些有利因素，使得中國經濟有再繼續持續和較高速度增長20年的潛力。

但是，歷史告訴我們，潛力和現實之間，不能完全劃等號。要把潛力轉化為現實，還需要有些條件。什么時候潛力能實現或不能實現，這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記者：您覺得需要哪些條件，才能使潛力轉換為現實的經濟成果？

王一江：最重要的還是體制能不能理順。

中國很多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比如人口和領土方面的優勢，一直都是存在的，但中國經濟卻長期停滯不前?？偨Y歷史，我認為最大的原因還是在于體制沒有理順。

比如在滿清王朝時，它也不想落后挨打，但是它解決問題的辦法主要局限于學習西方怎樣造輪船，搞洋槍洋炮，甲午戰爭和后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證明在傳統的集權體制下光學習西方的技術是不能發展經濟和富國強兵的。后來中國政治上分裂，軍閥割據，中國發展經濟的潛力就更不能得到實現了。

新中國建立后，分裂作為阻礙經濟發展的最大因素消失了，但又產生了至少三個新的因素，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一是由于認識水平的限制，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好心辦壞事”的問題。具體例子是，我們想盡快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工業強國，提出了超英趕美的口號。歐美的強大是幾百年發展的結果，我們怎么在很短時間內趕上和超過它們呢？當時的主流思想認為，我們不學它們搞市場經濟，通過計劃經濟的方法，可以做到。計劃經濟曾經使蘇聯通過強力的國家，在很短時間內成為了一個超級大國，我們也可以做到。除了“好心”，想讓經濟建設的速度快一點，中國專制傳統所造就的習慣思維，也與計劃經濟體制一拍即合。這種思維習慣的一個特點，就是大家喜歡國家多管事。

二是意識形態和政治斗爭，也成為了經濟發展的破壞性因素。文革中，極左思潮提出“寧可長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其實，“姓社姓資”的問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一直是一個關鍵問題。那時，農民都不理解，為什么他們平常養雞種菜就是小資產階級，就是資本主義尾巴，但到了逢年過節，政府為了保障城市的供應，又挨家挨戶去收他們的雞蛋和豬，說多賣雞蛋多賣豬肉是愛國。從1949年到1979年，這種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轉換為政治力量和法律體制，嚴重限制甚至破壞了經濟建設，那時候，大家買東西都要憑票，每人多少尺布，多少香煙，多少雞蛋，多數肉，多少糖，多少米，多少面，多少油，多少油，國家都要嚴格限制，大多數老百姓總是處于饑餓和半饑餓的狀態，處于絕對的貧困和營養不良的狀態

三是對形勢的嚴重誤判，在準備大打早打，打世界大戰的指導思想下，把中國經濟變成了一個準戰時經濟體制，強調獨立自主，自給自足，不但國家這樣，甚至每個省都要能各自為戰，這導致了缺乏與世界的交流，在國內也把很多企業搬到交通不便的內地，把大量資源投入到挖防空洞。

這些歷史經驗說明，體制不理順，經濟發展的潛力是就不能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實際成果，給人民帶來經濟實惠。

那么，什么樣的體制，有利于潛力的實現，能夠推動經濟的高速發展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并不需要中國再去摸索和探索；我們這個世界上，已經有了眾多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我們可以總結他們的共同經驗，把它作為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為我所用。在這個共同經驗中，有兩個核心成分，非常重要，也非常容易看到：一是建立市場經濟，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手段；二是融入參與和融入國際經濟體系，通過學習別人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通過資本和貿易的交流，迅速增強自己的實力。所以，在需要建立什么樣的經濟體制這個問題上，我們并不覺得有什么特別奧妙、神秘和費解。當然，在理順經濟體制這個問題上，也有我們非常不理解的問題，那就是政治體制、政治決策過程，是如何阻礙或者推動我們理順經濟體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意義在于，我們終于在理順經濟體制方面，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幫助我們在多方面理順了經濟體制和經濟關系，帶來了一系列制度的變革和創新，造就了中國經濟發展歷史上最輝煌的30年。

奧運以后中國經濟的前景如何？持續發展20年，我們有諸多的有利因素可以實現這個目標。但我們制度中又確實還有很多地方沒有理順的地方，在妨礙經濟發展，妨礙我們實現這個目標。有一些重大問題，如果處理不好，讓它們積累并爆發出來，我們的經濟發展也可能受到嚴重的挫折，我們經濟發展的潛力就不能轉化為現實的經濟成果。這兩方面的力量，哪個會占上風呢？這要看我們的政治領導，能否總結和堅持30年的成功經驗，用創新的思想，進一步理順經濟體制和經濟關系。

記者：目前最有可能積累和爆發的問題有哪些？

王一江：最根本的，還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能不能理順問題。這個問題不理順，中國經濟中下效益問題和分配問題就不能很好理順，投資中的問題，消費中的問題，銀行的問題，等等，就會層出不窮。

政府和社會、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是個老問題。理順這個關系的原則不復雜，就是政府要“放權、讓利、松綁”，這樣讓社會、民間的力量充分的動力和空間，來發揮自己的能量，創造財富、創造就業機會、改善自己生活。所謂動力問題，就是要做到當社會中的個人努力創造財富時，得到的好處大部分要歸自己。所謂有空間，就是政府要更多地允許個人和非公企業做更多的事情。

記者：“松綁”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已經進行了30年了，那么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問題，使這個過程沒有比較徹底？

王一江：現在有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有些需要繼續放權、讓利、松綁的事情，沒有做。比如壟斷性的行業從來沒有允許民營企業進入。第二個問題是，有些方面甚至是往回走，這是最要值得警惕的。

比如，我們的財政部，每年報告財政收入高歌猛進的大好形勢，使人搞不清他們到底是要對社會“讓利”或者至少是“平分”，還是要與社會“爭利”。最近的十幾年來，中國的GDP保持了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長，但同期的財政收入卻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五、二十，甚至三十，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了一倍以上。

除此之外，國家還有對土地所有權的壟斷，得到了賣土地的收入；有對壟斷企業的絕大部分所有權，從中獲得壟斷利潤，也從中得到資產價值增加的收益。當經濟發展導致土地價格、資產價格幾倍、幾十倍增長時，絕大部分好處都被國家得到了。我們的國家控制的資源非常多，在世界上少有這樣的國家政府能控制這么多的資源。

記者：那么在中國，國家控制的資源與人民享有的福利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王一江：從多個角度和層面看，都是一種不成比例的關系。

我們的財政支出中，真正用于民生的，不到財政支出的10％，而發達國家一般是40％至60％。政府把稅收，賣土地的收入，還有其它各種收入，大部分都用于經濟建設和行政開支這兩項了。國家控制這么多資源，不用于民生，而將其大部投入到經濟建設之中，這說明，政府角色的定位還存在問題，政府和社會的關系還沒有理順?？上驳氖?，黨的十七大已經充分強調了注重民生的問題，但即使如此，財政是否會盡快改變其長期忽視民生的做法，我們還需要看。

政府直接大規模投資于經濟建設，導致了效率和社會公平兩個方面的嚴重問題。

政府大規模投資導致低效率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政府花的是社會的錢，而花別人的錢人們通常不容易那么兢兢業業、盡心盡責。

更加嚴重的是，政府掌握這么多錢要找地方花的時候，全社會都會動腦筋來爭奪政府資源，使這個錢花得對我有利，這就使全中國都圍繞爭取政府資源展開博弈。爭奪政府資源本身不是一個沒有成本的活動，它有嚴重的成本，很多人用一部分政府資源去博政府的另一部分資源，在全國形成了十分嚴重的資源浪費和低效益。

爭奪政府資源的博弈，還一個關鍵手段，就是大打信息戰，即我們常說的“忽悠”。忽悠之風盛行，出了問題大家都要想辦法掩蓋，否則投資主體和主管部門都要受到牽連。掩蓋問題的一個方法是把更多的資源投入進去，比如用新貸款的錢去還老貸款。中國經濟繁榮的底下，銀行到底有多少呆帳壞賬，企業到底有多少不良資產，社會到底有多少項目是成功的或不成功的，都被掩蓋起來，沒有任何人講得清楚。這也是中國經濟未來最大的風險。

政府收入不之間用于民生，使得人民當前福利不能得到有效提高。這么多的政府資源用于投資，其所導致的嚴重浪費和低效率，必然嚴重損害人民群眾的未來福利。

記者：政府控制資源，怎么會導致社會不公平呢？政府從中產階級收了稅，絕大部分又沒有直接用于民生，所以，在中產階級的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同時，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并沒有相應增加。

最后，我們前面說過，政府控制了這么多資源，全社會必然會圍繞著爭奪這些資源展開博弈。政府資源到手，個人一夜暴富，這不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特色嗎？控制資源的政府官員中，存在著不法分子，他們通過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獲得個人財富，其交易的空間是與其控制的資源多寡成比例的。

所以，政府控制的資源過多，導致的不僅是經濟效益的損失，同時還有社會公平、收入公平的損失。

記者：有人說，中國經濟在奧運之前不會出問題，但奧運后可能有問題，是因為中國政府希望把問題拖延到奧運之后再去解決。所以有人擔心。

王一江：我們在分析后奧運經濟時，不能只看到有利的一面，也不能只看到不利的一面。我們剛才談到很多有利于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因素，認為潛力能否轉換為現實，要看我們能否繼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優良傳統，繼續理順經濟關系。同時，我們也談到潛在的風險，這些潛在的風險會不會轉化為現實的風險，導致中國經濟的嚴重挫折，也要看中央的經濟政策能不能通過理順關系，提高效益，降低和化解風險。

記者：政策要理順制度最大的麻煩在哪里？因為畢竟30年過去了，問題也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王一江：很多專家學者都曾經指出，一個龐大的政府機構是有自身的利益的。要一個部門把它控制的資源讓出去，誰愿意？已經形成的部門利益，是我們進一步理順關系的重要障礙。政府部門與其它組織和個人一樣，有一種本能的傾向與沖動，就是希望自己能多掌握權力，多控制資源。這“一支筆”的權力能不能被遏制，被改造，就是看中央的認識和決心，在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的改革方面，拿出什么樣的辦法來。這方面，有一個不容樂觀的因素，即，建國60年來的歷史表明，經濟形勢好的時候，重大的放權、讓利、松綁這類改革措施不大容易出臺。

記者：這么說，如果將來形勢還是一片大好的話，新的改革措施還是不容易出臺？

王一江：至少克服部門權力阻礙改革的難度會大很多。也不能說一定不會出臺新的改革措施，因為也存在幾個促使新政策出臺的有利因素。比如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體制，還有怎樣把政府變為服務型政府的理念，都已經深入人心，也是新一屆黨和國家領導人反復強調的概念。但這些主流認識轉化為政策，仍然存在阻力，其中一個阻力就是現實生活中，各部門都有控制資源的沖動。綜合兩方面的考慮，我們說，有利的因素是主流認識比以前高明多了，不利因素是部門利益的本能訴求，在這兩個力量的角力中，最終的決定性因素還是中央有沒有堅決改革的意識和決心。我們要關注兩會，就是要看它們能出臺一些什么具體的政策來落實十七大的精神。十七大提出的又好又快地發展經濟，建立和諧社會，這些都是目標，手段是什么，政策是什么，還沒有具體化，因此人民代表大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代表們的聲音和意見，就顯得非常重要。

記者：你覺得又好又快發展經濟、建設和諧社會的關鍵是什么？

是理順經濟體制，擺正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比如說，在降低污染、保護環境方面，政府干預的力度應該加大，政府要加強立法、監督和執法，加上經濟手段，對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實行更嚴格的限制。

但是擺鐘一下擺到另一面，就嚴重了。比如政府希望收入分配變得更加公平，如果實現這個目標的主要手段就是多收稅，就有可能南轅北轍。因為，如前所述，稅負會主要落在中產階層的頭上，促使中等收入群體的分化。本來，和諧穩定的社會結構要求做到兩頭小，中間大，社會中大部分人屬于中產階層。但如果稅負太沉重，會使中等收入者變得更窮。打著幫助窮人的旗號來收稅，收完以后錢又不花在窮人身上，沒有向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的教育，醫療保障，社會保險，失業保險，問題就更加嚴重

記者：有人認為正是政府的大規模投資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否則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中國的經濟會慢下來嗎？能慢下來嗎？

王一江：政府投資確實可以讓經濟發展速度在短時間內加快增長，把經濟推上去，但問題是，以政府投資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是低效率的，它導致資源分配不合理，也導致社會風氣的腐敗，使經濟生活中和社會生活的各種矛盾會加劇

歷史上并不是沒有過政府強力推動的經濟快速發展的例子，但這些例子的結局都是，輝煌幾十年，然后是問題爆發、發展停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最終逃脫這個規律的案例。這樣的例子有前蘇聯，東歐國家和日本。從世界也向我們提供了很多實現經濟持續性發展，實現社會穩定的案例，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民間控制絕大多數資源，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于民間投資和創新。所以，借鑒世界各國的成功經驗，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后奧運時代的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什么樣的制度條件，這個問題的答案也不神秘，就是政府要進一步放權、讓利、松綁。

記者：奧運會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嗎？

王一江：我感覺它不會成為一個分水嶺。當然，奧運會之前，政府會更加謹慎小心，采取各種措施，保證經濟不出大問題，但奧運會后，政府肯定還是想看到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政府有多大能力實現這個想法，取決于它還掌握和使用多少資源。目前，政府的財政收入還在不斷增長，政府干預的能力還很強，所以中國經濟可能不會很快出現大的問題。低效益經濟增長中積累的問題，一般要等到政府用自己掌握的資源去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達到極限的時候，政府的錢都花光了，它補漏洞，掩蓋問題的能力到頭了，經濟中積累的問題就爆發了。

記者：那現在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豈不變成了一件好事？

王一江：這不叫好事，錢多了，政府作為投資主體的功能會進一步得到強化，隨意干預經濟的傾向也會進一步加強，最后形成一種叫騎虎難下的局面：你掌握了這么多資源，上了這么多項目，管了這么多事情，繼續管下去，問題和矛盾會進一步積累，不管了，你已經管的事情攤子撂給誰？

按照政府自身運作的規律和特點，政府越管越多、越管越寬的趨勢很有可能會繼續下去，經濟中的低效率、各種問題的積累也會繼續下去，這個趨勢很可能要難以為繼的時候，才會停下來。我們最好不要等到這個游戲玩不下去了，經濟發展已經遭受嚴重損失了，再來反思和改變現在的做法，最好是政府能充分認識到這個潛在風險，采取一種軟著陸的辦法，通過進一步放權、讓利、松綁，盡快讓民營經濟壯大起來，將政府作為投資主體推動經濟發展的功能弱化下來，一方面做到輕徭薄賦，另一方面把政府用于投資、隨意干預經濟、拍腦袋決策的錢騰出來，轉移到改善民生上，讓廣大民眾子女的教育問題、社保問題、醫保問題等等，都能在經濟形勢大好的時候得到重大改善，為市場的進一步發育和成熟創造條件，這樣就可以逐步化解矛盾，不使之最終形成危機。這樣做，騎在虎背上還是有可能下得來

文章來源：08年3月3日中國經濟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