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部，仍相對粗放的經濟增長與社會治理方式遭遇瓶頸，社會的
這些事與勢，要么是“俱往矣”，要么是“現在進行時”，對歷史可以緩一步再總結，但對未來，起碼新的十年，我們和世界現在就已抱著強烈的好奇及猜測，并各懷期待。未來正在走過來，我們正等著看——
特別撰稿 全國政協常委 胡德平 在新的歷史時期，我以為，黨和國家面臨的兩個最基本課題，第一個仍舊是下定決心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包括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改革，也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第二個就是如何進一步落實社會主義憲政法治，依憲依法執政治國。
改革不可廢，承諾不可棄
對于改革，我想說一句話：“改革不可廢，承諾不可棄。”全黨、全國人民都在思考中國共產黨在新階段改革中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我們要追求有效率、繁榮、改革發展的局面，同時也不能減弱我們黨的責任，不能減弱中國共產黨對全民的承諾?！?a href="http://www.ok153.com/2012/1103/235589.shtml">全文】
依憲治國：現實與愿景
切實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
經濟觀察報：今后的幾天，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將要召開，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將換屆，并且今年還是1982年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作為憲法學家，你對“依憲治國”在新十年的前景有何看法？
童之偉：談依憲治國,你這個角度選得很好!依憲治國是實行憲政的一項具體要求,依憲治國就是落實憲政，實行憲政必須依憲治國。普通公民沒有治國的問題，國家領導人和執政黨才有這個問題。所以在黨的十八大召開之時，有必要討論這個根本問題?！?a href="http://www.ok153.com/2012/1103/235590.shtml">全文】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至少，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當“市場經濟”這一概念被以空前高的概率提及時，與之相伴隨的說法是：“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
然而，30年已經過去，我們依然在談論，在一個法治社會里，政府在面對市場時，是否應該守住自己行為的邊界。
盡管有未決議題，李成，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和資深研究員，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自己對于中國建設法治社會仍持“樂觀”愿景。他“樂觀”的理由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在不斷向前發展，社會階層在逐漸多元化，中產階級開始崛起，律師階層不斷壯大，私營經濟得到發展。這些嶄新社會元素的出現和成長都將成為推動法治社會建設的主動力。
李成說：“孫中山百年前曾經說過，‘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其實，法治的全球發展也是浩浩蕩蕩，不可阻擋的。”
中國也不會例外?！?a href="http://www.ok153.com/2012/1103/235592.shtml">全文】
如果說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受益于改革紅利、開放紅利和重化工業化紅利，下一個十年，中國經濟可能會出現哪些重要變化？
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他認為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發展提出的內在要求是，要從以前的外延追趕增長轉向內生平衡增長。這意味著過去的宏觀政策、產業政策、監管政策都應逐步調整，譬如說金融抑制、利率管制、貨幣擴張、財政支出的結構性扭曲、行政壟斷、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政策，以及對國有部門的有關政策等等，都需要進行全面清理。這需要我們在未來十年有一個一攬子改革方案。是否能推出并執行一個涵蓋范圍廣泛的一攬子改革方案，決定著增長路徑變革的成敗?！?a href="http://www.ok153.com/2012/1103/235593.shtml">全文】
公正最終要用法律來保證
十八大召開之后，隨著領導人的換屆，中國將進入一個新的政經周期。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已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也面臨諸多問題與挑戰：社會公平的缺失、腐敗蔓延、貧富差距懸殊，社會群體事件增多……
未來十年，在社會領域、在追求社會公平的目標上，我們能做哪些改變？以往的十年又能給我們什么借鑒？就以上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吉?！?a href="http://www.ok153.com/2012/1103/235594.shtml">全文】
或許是種巧合，11月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日，也恰是中國外交部63歲的生日。
1949年11月8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在建部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說，外交同軍隊一樣，不過是“文打”而已。在外交戰線上工作多年，曾擔任過外交部發言人，駐外大使的吳建民，就是這樣一位以外國人能夠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把中國介紹給世界的“文打”官員。
在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如此緊密的當今，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已不合時宜。中國外交的主導思想，也從過去的“立異”到現在的“求同”。同舟共濟、合作共贏乃各國相處之道。
中國作為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建設中的重要參與者，未來10年，該如何在多元文明中推動共同進步？在國際關系中用何種方式表達一個大國的形象與地位，使之與全球第二經濟體的稱謂相符？【全文】
平常心處理中美爭端
理查德·庫珀 (Richard N.coop-er)是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世界著名的國際經濟問題專家。曾任美國負責國際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主席、耶魯大學教務長等職務。近日，記者就中美關系問題在庫珀教授家中對他進行了采訪?！?a href="http://www.ok153.com/2012/1103/235591.shtml">全文】
在暴力拆遷事件不斷升級的背景下，《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于2011年1月出臺。暴力拆遷的背后往往是暴利的驅動。
該條例對各方關心的拆遷補償、公共利益的界定、征收程序、強制搬遷等問題均作出了明確規定，試圖協調拆遷方、政府、被拆遷方三者關系，在維護公共利益的同時，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權人的合法權益。
新條例將“先補償、后征收”作為一個原則確定下來，取消了行政強制拆遷，改變有關行政部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狀況，縮小了政府使用強制權獲得土地的范圍，也給民眾維護自己權益增加了一些渠道。
但是，新條例中“公共利益用地”如何界定依然有待明確。近年來，城市房屋拆遷的土地70%是用于商業利益用地開發，而地方政府卻是以“公共利益用地”的名義強制征收拆遷。此外，新條例只涉及了對房屋使用權的補償，沒考慮到土地使用權方面。另外，只規定了國有土地上的征收、補償辦法，對于數量更大、矛盾更多、更集中的集體土地的征收還無法可依。
服務型政府是以民眾為中心的政府，而不是以政府自身為中心的政府。作為一種新型的政府模式，服務型政府在政民關系、公民權利、政府職能、制度框架等諸多方面有著特定的要求。
隨著經濟發展，曾以計劃經濟為基礎構建的審批型和全能型政府的模式并無法充分和靈活地加以應對，因此“服務型政府”這一理念應運而生。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增強政府服務職能，首要的是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政府職能從“全能型”轉向“服務型”。
建設服務型政府不僅需要理念上實現從“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轉變，最為重要的是讓更多公眾參與，建立有效的交流互動，在政府的決策、執行和評估過程中體現出民眾的意志和訴求，完善相關問責機制，最終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理想狀態。
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是，政府對微觀經濟直接干預依然過多，規范、監管市場秩序的力度不夠，公共服務職能弱化，政府“越位”、“缺位”和“錯位”并存等現象依然存在。
按照中央黨?！秾W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的說法，預算民主是中國的預算改革的目標，即政府的收入和支出預算應該遵循民主原則，并將政府所有的收支行為都置于人民及其代議機構的監督之下，他認為，在我國現有的制度框架下，實現預算民主的最佳途徑，就是由人大審查、批準預算。
近兩年來，國務院和財政部已經多次敦促中央直屬部門和地方政府公開自己的“三公經費”數據和財政預算執行情況。這些事實說明，決策層已經意識到要從預算公開、財政透明來推動中國的政府體制改革，大方向是應該肯定的。
預算民主原則不僅是《預算法》之重要原則，也是《預算法》其他原則產生的基礎。我國現行《預算法》尤其是預算實踐還存在諸多問題，使得達到通過預算規范、控制政府財政收支行為之目的存在困難?！额A算法》從啟動修改討論至今已逾8年，去年年底《預算法》修正草案才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今年6月底又進行二審。草案公布之后，專家學者最為集中的批評，是沒有體現預算審批權、監督權和行政權相分離的原則，全國人大作為立法機構，審查與修正政府預算的權力在草案中并未得到具體落實，修法未能充分體現預算民主的制度精神。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機制之一，當今世界各國普遍實行，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反腐敗“陽光方案”。
中央層面上，我國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從1988年立法動議至今，雖然民間的呼聲日漸高漲，卻仍然沒有得到有效的推動與落實。地方上，繼新疆阿勒泰的“吃螃蟹之舉”之后，浙江慈溪、湖南瀏陽、寧夏銀川、江蘇淮安、徐州賈汪等地也先后躋身官員財產公開行列，但都沒有獲得持續效果。公眾與媒體的熱切關注卻讓試點的官員們擔心可能將新生事物“扼殺在搖籃中”。 然而，財產公開始終還在摸索階段。中央黨校教授、長期致力于財產公開的林認為，一個完整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應包括“申報、調查審核、公開、監督、問責”5個環節，而目前地方的探索審核和問責依舊是缺位的。
盡管很多人認為，在中國當下，財產公示制度的操作難度非常大。但是不能否認，財產申報公開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未來法制化趨勢已不可逆轉。
現實障礙是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如何真正破冰，從頂層設計的創新到立法循序推進，從政策環境改善到強力問責落實，這一系列問題都亟待解決。
“中國模式”的話題起源于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總量的爆發式增長，令人炫目的成績引人深思：中國經濟崛起的秘密在哪里？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能夠創造如此優異成績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獨特的經濟和政治體制：它有一個強勢政府和有著強大控制力的國有經濟，因此能夠正確制定和成功執行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這種發展經濟的特有道路被稱為“中國模式”。
自“中國模式”論浮出以來，爭議一直不斷。倡導者認為正是由于有這種獨特模式，中國經濟才能連續數年高速發展，并且在全球經濟危機的狂瀾中屹立不倒。在他們看來，2008年的金融危機正是“過度市場”導致的結果。
但質疑“中國模式”論的學者則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之所以充滿生機與活力，正是因為政府和市場邊界的逐步厘清，政府的放權讓民營經濟、個體經濟有足夠的動力和空間釋放能量，把政府強勢參與看作是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是本末倒置。相反，政府過多參與經濟活動會帶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比如，政府權力過大導致的尋租空間、行政壟斷導致的準入不平等、不當產業政策導致的資源配置浪費等等，2008年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就是一個例證，它雖然讓中國迅速復蘇，但通貨膨脹、過度投資等負面效應均在幾年后呈現。
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如何？若以美元國際化的水平為標準100，則人民幣只有2至3。行至今日的人民幣國際化尚處于區域化階段。
“計價、結算和價值儲藏”是國際貨幣的三種主要職能。決策層希望通過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全面展開”這項制度安排，推動另兩項國際貨幣職能的形成，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其他諸如邊貿結算協定、貨幣互換協議、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離岸市場融資、在岸金融市場開放等舉措，均旨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邏輯上，政府建好“硬件”，提供結算通道后，貨幣國際化便是水道渠成的市場化過程。此前政府助推“離岸人民幣中心”有本末倒置之嫌，因為它只是利于既有國際貨幣的國際化程度。人民幣正在更為廣泛的區域使用，但在資本項目不可兌換、人民幣匯率與利率未市場化的背景下，人民幣計價與儲備的依據可能就不存在。
因此，未來的改革方向是在完善國內金融防御體系前提下，適時放松資本管制，并輔之市場化的匯率、利率政策。同時，需要厘清概念——勿將人民幣跨境使用以及建立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等同于人民幣國際化，且不要再糾結于資本項目開放、匯率與利率市場化的改革秩序之爭。
財政體制是政府間對所掌控的財力和所承擔的事權之間的劃分關系。中國目前的財政體制框架是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形成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首先中央與地方間分享收入，目前這一比例為中央集中50%左右。事權的劃分并沒有那么清晰，但現狀是地方承擔了大部分與民生相關的公共服務事務。隨著這種分稅制體制的不斷深化，地方愈發覺得收不抵支。中央將集中的收入 70%以上用于劃撥地方，稱轉移支付，但這一龐大的向下撥付的資金卻大部分為與項目配套的專項資金，即已經確定用途。這是地方最為苦惱的問題，一邊各種基本支出存在缺口，一邊是項目資金不得挪用。地方更希望增加自己可支配的收入。
十七大之后中國明確將財政體制改革的方向由過去的 “財權與事權匹配”調整為“財力與事權匹配”。雖是一字之差，但已體現改革的方向?，F有的財政體制增加了地方舉債沖動，使得地方財政風險加大。在不改變財權情況下，中央也在試圖通過其他途徑為地方解決自有財力不足的問題。未來若不改變現有分成比例，那么首先中央應通過改善轉移支付結構，大部分用于彌補地方財力缺口，而不是配套項目。同時應規范地方稅種，不能為扶持地方財力而不顧總體稅負。若要強化地稅，必須相應降低中央稅或分享稅的稅負。在事權上也應根據財力分配狀況在中央與地方間作出明確的劃分。
在2010年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發[2010]1號）文件中，明確提出了要加快農村集體土地的確權工作，而完成時間則被定為三年。
目前，這項工作正由國土資源部牽頭，會同財政部、農業部共同推進。國務院對三部委的要求是，2012年底基本完成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證確認到每個具有所有權的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的任務。這將是未來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礎。在2008年成都試點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時，便提出了“確權賦能”的演進概念，隨后逐漸成為各方共識。而土地確權，則被認為是改革推進的前提。
盡管最后期限將至，但目前來看，確權工作的推進卻稍顯遲緩。國土資源部曾在年初通報了確權工作的進展，稱已完成70%，但在之后便沒有新的信息對外公布。
異地高考是指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報名參加高考,并與當地考生享受同等錄取政策的一種升學考試方式。
在目前高考報名、錄取采用學籍與戶籍雙重認定的前提下，隨遷子女必須回戶籍所在地參加高考。而由于各省教材不同、分省命題和考試，隨遷子女必須回戶籍地參加高考又面臨難以融入的障礙，能否異地高考正在成為影響數億流動人口及其子女教育權利的一項迫切問題。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目前中國有2.2億人離開戶籍地遷居異地工作或生活。京滬深等城市，非戶籍人口已超過35%。
山東等省份已從2012年先后出臺了各自的異地高考方案，隨遷子女在當地擁有連續3年高中學籍即可享受異地高考。非戶籍人口最為集中的京滬粵三地尚未出臺具體方案。
2012年8月30日，國務院批復了教育部等四部委制定的《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意見》，要求各地在今年年底前出臺異地高考方案，準入門檻則交由各地自由掌握。
人口流入壓力較小的省份會逐漸放開異地高考，最終實現當地就讀、當地高考；京滬粵等地則會實現逐步放開和準入。
解決異地高考需要克服兩大障礙：第一，分省分配錄取名額制度下，隨遷子女異地高考可能對本地學生升學帶來壓力；第二，部分地區放開異地高考，可能會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引起地方政府對城市資源承載能力的擔憂。
城鄉差距一直是當下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最大表現。因此，過去十年，統籌城鄉發展成為“科學發展觀”中五個統籌之一。其目的是希望借此解決好 “三農”問題，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并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縮小城鄉差距。
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了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隨后，中共中央連續出臺9個 “一號文件”，“統籌城鄉發展”成為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2003年，西部的成都和重慶兩地成為 “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開始進行相關改革。
9年之后，成都等地的試驗逐漸成為統籌城鄉的改革樣本。試驗區針對城鄉之間體制機制性障礙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創新，包括農村產權、戶籍登記、社會保障、基層民主、民生建設等領域。統籌城鄉發展的政策體系和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
不過，成都等地效果顯著的試驗難以向全國推廣。盡管5年前開始實施的《物權法》，已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與宅基地使用權明確規定為物權，但是，農村土地的產權明晰化、農村資產的資本化、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等問題并未真正解決。
囿于現有的土地制度，統籌城鄉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土地制度的二元結構是改變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障礙。因此，未來需要改革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阻礙人口合理流動的戶籍制度，才更有利于城鄉一體化發展。
計劃生育是指在全國或整個地區范圍內，通過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等方式，對人口發展進行有計劃的調節。
中國政府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大力推行計劃生育政策，1978年后成為一項基本國策，隨著計劃生育政策推行，獨生子女現象開始成為中國家庭結構的主流，實行計劃生育以來，中國少增加4億多人。
目前中國的總體生育率為1.47左右，已遠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標準。在迅速從高生育率降到較低生育率后，已開始產生一系列問題和挑戰：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養老負擔沉重、人口性別比失調、失獨家庭等問題。
與最初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時的環境和條件相比，中國的人口發展態勢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部分人口指標出現趨勢性轉折，呼吁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呼聲日漸強烈，并在逐漸放寬生育二胎的門檻，像農村夫婦生育第一個孩子為女孩的、少數民族城鎮居民、部分地區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已允許生育第二個孩子，全國實際執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大約為60%。
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既要考慮公眾的現實需求，也要考慮人口發展的長期態勢，保持政策的平穩過渡和銜接，避免人口短期劇烈波動帶來的沖擊。
計劃生育管理部門也需要轉變職能，從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要求出發，進行相關改革，避免計劃生育政策調整受部門利益的干擾。
東亞自由貿易區是指由東亞國家和地區，為降低和取消關稅，減少和消除非關稅壁壘，實現相互之間的商品和服務貿易、投資等自由化而建立起來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
東亞自由貿易區成員國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文萊、緬甸、越南、柬埔寨、老撾10個東盟國家，以及與東盟已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6個國家，即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
東亞國家之間貿易依存度水平的快速提高，為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提供了經濟基礎。2011年2月26日，第十八次東盟經濟部長會議提出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名為“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2011年東盟峰會上，東盟十國領導人正式批準成立RECP；2012年8月，東盟十國和中日韓等16國經濟部長會議原則上同意組建RECP；預計2012年11月將召開的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上將正式推出。
東亞自由貿易區建成之后，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擁有占世界總人口約一半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占全球年生產總值的1/3。貿易區不僅可以促進區域內部各國之間的經濟交流，促進經濟發展，同時可以提高平抑經濟波動和增強風險管理的能力。
東亞自由貿易區是東亞經濟一體化的基礎階段，這一階段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將存在和發展數十年，并為今后設立關稅同盟，組建共同市場，建立經濟同盟，為貿易、金融、貨幣、財政等完全一體化打下基礎。
公民社會(Civilsociety，又稱市民社會)，是指由自由的公民和社會組織機構，以權利平等為基礎所形成的社會的自治組織形態。公民社會的組成要素是各種非政府和非企業的公民組織，包括公民的維權組織、各種行業協會、民間的公益組織、社區組織、利益團體、同人團體、互助組織、興趣組織和公民的某種自發組合等等。
自上世紀80年代，公民社會在中國得以正常發展，并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政府職能、擴大公民參與、推進基層民主、促進公益事業等方面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截至目前，中國正式登記的社會組織45萬個，備案的社區組織25萬個，實際存在的300萬個左右。年均增長率在8%~10%。
受限于中國特殊的制度環境，中國的公民社會呈現典型的政府主導特征，具有明顯的官民雙重性。民間組織的一些典型特征如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還不十分明顯。宏觀制度環境對公民社會以鼓勵為主，微觀制度環境則以約束為主。
為彌補政府提供服務的不足、增強基層活力和社會自治功能，大力推動公民社會發展是一個必然方向。2012年7月1日起，廣東已開始“松綁”，不需主管單位，可直接到民政部門申請登記。深圳則成為首個將建設公民社會寫入地方“十二五”規劃的城市。在國家的“十二五”規劃中，也明確提出“加強社會組織建設”。
建設公民社會首先需要改變對公民社會的一些誤解，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應當對培育和發展公民社會的戰略意義有深刻的認識；其次，培育公民社會，需要政府改變目前全能政府的定位，收縮權力邊界，為公民社會的發展拓展空間和提供機會；第三，社會組織需要更加自律、培育專業人才、改變行政本位等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
亞元是構想中的亞洲統一貨幣，其框架和操作模式受到歐元啟發，最初由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提出，冀望亞元最終誕生后，可與美元、歐元三分天下。
亞洲開發銀行曾于2006年推出“亞洲貨幣單位”，結合中、日、韓及東盟10國貨幣制定的匯率指數，因借鑒歐元的前身 “歐洲貨幣單位”，采用亞洲貨幣單位被認為是亞元的雛形。上述13國的財長亦于同年共同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即任何一方在出現緊急狀況時，簽約國需要及時提供流動性支持。
近乎所有經濟學者都一致認為，亞元成立的條件還未成熟。其中最大的障礙是區內不同經濟體發展的差距太大，特別是通脹情況迥異，如日本近年深陷通縮，而緬甸、越南等欠發達國家卻遭遇惡性通脹。參考歐元的情況，歐洲經濟貨幣同盟早于1992年便簽訂條款確立歐元成立，但直至2002年歐元才最終發行，十年相隔是為了給不同國家壓抑通脹。
曾任外經貿部副部長的龍永圖指出，歐盟的經驗證明，統一貨幣的前提是必須先統一關稅、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龍永圖斷言，推行亞元起碼還有50年的時間。
香港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近期表示，歐元面世之初曾掀起亞元的討論熱潮，但歐債危機暴露了不同主權國家使用單一貨幣的問題，建議再次探討亞元時先汲取歐盟的教訓，現階段亞洲區內的合作重點應聚焦在經貿方面。
具體操作上，亞元的建立還需要設立中央儲備基金和中央銀行，應對區內經濟發展不均，和承擔貨幣適度供應的角色。此外，初始匯價和清算的技術性問題也需要解決。
2005年，在中美關系方面，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提出：“美國和中國是國際體系中兩個重要的利益攸關的參與者。”一國行為超越本國國界，影響國際社會，無論其有益或有害，均可稱“攸關”。美借此提法避免為中美關系貼上“好”或“壞”的標簽，也回避了國內遏華派與接觸派的爭論。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也最為復雜的雙邊關系之一，雙方在各個維度都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不同利益。過去的兩三年里，中美高層進行了很多交流對話，雙方還在一系列全球和地區議題上展開合作，如全球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會議和核安全問題。盡管雙方有很多的交流和合作，但是戰略性的不信任仍在增加，貿易糾紛數量也在增長。同時，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而不是合作伙伴。在今年的總統選戰的激烈辯論中，“中國”也是重要議題，雙方都把矛頭指向了亞洲，試圖利用中國問題贏得政治加分。
長期來看，中美經貿關系仍然是中美關系中的堅強支柱，應該互利共贏，目前的一些問題是正常摩擦，不應過于將其泛政治化。中美兩國應不斷增進交流與合作，推動中美關系健康穩定向前發展。簡言之，一個強大的中國對美國是有好處的，一個強大的美國對中國也是有好處的。
這是由國防大學教授戴旭提出的一個概念，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海陸并進，海上包圍圈以日本為起點、印度為終點，陸地包圍圈以印度為起點、中亞為終點，由海到陸形成了一個C形包圍圈。目前，這種說法還存在較大爭議。
處于崛起之中的力量，總會對已經存在的更為強大的勢力產生某種擔憂，擔心后者如何看待和應對自己的發展壯大。中國正處于這種擔憂之中，特別是隨著美國高調重返亞太，中國各界的焦慮感明顯上升。
關于地緣沖突，中國與周邊不可避免會鬧別扭，這種摩擦可能來自冷戰思維，也可能來自發展過程中的碰撞，或者對不同文明的不同理解導致的誤讀。中國應采取不同的方式，協調不同國家的利益訴求，這也是爭取和平發展機遇的一種辦法。如，中日釣魚島爭端既反映了東海地區地緣政治形勢敏感度的不斷升級，也折射出中日在東海地緣政治的博弈。雖然中國處理類似問題有多種選項，其中不排除強化軍事威懾力和武力的選擇，但通過外交途徑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始終是不應放棄的首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