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湯向陽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至少，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當“市場經濟”這一概念被以空前高的概率提及時，與之相伴隨的說法是：“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

然而，30年已經過去，我們依然在談論，在一個法治社會里，政府在面對市場時，是否應該守住自己行為的邊界。

盡管有未決議題，李成，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和資深研究員，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自己對于中國建設法治社會仍持“樂觀”愿景。他“樂觀”的理由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在不斷向前發展，社會階層在逐漸多元化，中產階級開始崛起，律師階層不斷壯大，私營經濟得到發展。這些嶄新社會元素的出現和成長都將成為推動法治社會建設的主動力。

李成說：“孫中山百年前曾經說過，‘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其實，法治的全球發展也是浩浩蕩蕩，不可阻擋的。”

中國也不會例外。

法治的作用在于遏制權力過分膨脹

經濟觀察報：法治社會的定義，或者說構成要素，是什么？

李成：法治社會的最大要素是憲法的至高無上。任何黨派、政治團體、利益群體都不能凌駕于憲法。保證憲法的至高無上是法治社會的最基本理念。此外，司法必須保持公正、獨立，法官判案不受黨派、利益群體的影響。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還是其他領域，都應該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經濟觀察報：法治社會中，政治與法律、公權領域與私權領域的界限在哪里？

李成：以美國為例，一方面，總統來任命最高法院院長，決定一定時期內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司法仲裁的走向；但是另一方面，共和黨和民主黨的輪流執政。大法官判案時并不一定考慮任命他的總統的意見。比如說，在奧巴馬的醫療改革過程中，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投票支持醫改，但他事實上是共和黨總統任命的。這說明了兩點：首先，司法獨立不受黨派背景的影響，黨派的交替可以保證司法觀點的平衡，不會出現太開明或者太保守的一邊倒的情況。第二點是，大法官原則上不受政治和黨派的影響。

可喜的是，中國現在也在講司法的獨立性，談尊重法律，談維持憲法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比較開明的知識分子更將法治理念作為新一輪思想啟蒙的重點。這是中國長治久安的必然途徑。如果沒有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沒有司法的獨立地位，將是一種非?？膳碌那闆r。司法的獨立性、憲法的至高無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避免暴力革命的一個好辦法。

政治和法律是無法完全分開的。但這兩者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政治是關于權力的淵源，分配，行使和制衡。司法的獨立性、憲法的至高無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三大原則可以限制權力的濫用，從而保證公權領域和私權領域之間一個合理的界限。另外一點是，當司法解釋出現矛盾時，應該有專門的憲法法庭的仲裁而不是通過權力的運用來解決這些矛盾。

政府應當維護憲法的獨立性

經濟觀察報：在法治社會里，政府和市場發揮功能的界限在哪里？

李成：中國以前的增長模式，比如說依靠人口紅利、廉價勞動力和高出口都已經成為發展瓶頸。經濟轉型的發生需要法治的保駕護航。比如說，轉型的方向之一就是大力發展服務業；它要求法治、信譽來保證各方的相關利益。沒有健全的法制，社會經濟就會一片混亂。

政治、經濟和法治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中國在80年代就提出：“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但是現在法制的不健全，一些壟斷導致了腐敗。這促使我們反?。赫降讘撚卸啻蟮臋嗔?？權力太大就會造成不公正，阻礙經濟的發展。因此，政府應當在社會經濟中發揮一定的促進作用，比如說縮小貧富差距，但是它也要維護憲法的獨立性。如果沒有法治帶來的公正，就會導致腐敗和壟斷，市場也會失靈。中國政府推行《反壟斷法》，討論了13年才推出，這暴露了其中的很多問題。

現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處于一個矛盾比較集中的時期。“法制不健全”是矛盾集中點，市場的作用沒能得到完全的發揮。這個問題的解決要取決于新一代領導人維護法律尊嚴的魄力。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中國領導人有受法律教育的背景。

經濟觀察報：如果一個政府管得過多，會出現什么情況？如何避免政府越權？

李成：美國建國時，漢密爾頓和其他制憲精英曾提出“壞政治”的兩種情形。第一種是政府的權力不足；第二種是權力過大。政府無權會造成無能政府，不能做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包括處理社會矛盾、保護弱勢群體、建立稅制和社會保障系統等。政府權力過大則會導致社會和市場無法發揮作用，進而造成壟斷、專制和集權政治，比如說中國的“文革”和前蘇聯的斯大林政權，都是這種集權主義的情形。

理想的狀態應當是在這兩種情形之間找到一種平衡。政府有權力，但是要受制于憲法約束、民主選舉、媒體監督等。媒體的監督可以曝光政府腐敗、權力交易和專制。同時，利益集團應該是多元化的。這可以遏制政府權力的過度膨脹和個別利益集團的壟斷。

現在美國正在進行大選。一天我在搭計程車時問司機，他會投票給誰，他說他是個窮人，當然投的是民主黨；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有錢了，他就會投給共和黨。當然，貧富并不是決定投票的唯一因素，宗教信仰也會左右人們的投票。但這說明了兩點：民眾可以通過選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法治則可以維護社會的穩定，避免出現暴力。這兩點都可以幫助避免政府越權。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民眾的權力完全不加控制，也會對社會穩定造成威脅。

民主和法治在發展進程中互為因果

經濟觀察報：憲政、民主選舉的制度和媒體監督在推行過程中是否有先后之分？你如何看待民主和法治可以分開這種觀點？

李成：憲法、民主和媒體三者都很重要。法治往往要先行；這點很關鍵。但是并不是說，只有等到法治非常完美的時候才開始搞民主選舉和開放媒體。這三者的協調可以是一個漸進互動的過程。通過健全法制保障民主選舉；在這一過程中引入媒體監督。三者的發展可以有先后，但并不是某一個做完美了，其他才能跟進。因為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這就需要法制、民主以及媒體監督不斷改進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每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完全可以根據各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來決定具體的推行方式。

我不同意民主和法治可以分開這種觀點。有中國學者曾提出中國可以只要法治，不要民主，并且提出新加坡模式作為例證。這是行不通的。公民的民主參與選舉可以不斷健全法治。一個只有法治沒有民主的國家其合法性是遲早會受到挑戰的。每個國家的政治發展都有其歷史背景和途徑依賴。但民主法治在其發展進程中往往互為因果。

經濟觀察報：建設“服務型政府”是中國近年來政治改革的方向之一。你如何看待中國政府提出的這一議題？

李成：這個提法很好。但是關鍵要讓民眾相信它能實現。一個好的政治概念，最終還是要民眾來評價。如果只是說說，最后就只是一句口號而已。但是如果它能帶來一些切實的變化，那就是一件好事情。

中國的臺灣地區也曾經歷過政府從統治的工具到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大陸也有很大可能性將這一目標變成現實。過去20多年里，中國的社會經濟在不斷向前發展，中產階層崛起，律師階層不斷壯大，私營經濟得到發展，利益群體出現多元化。這些都是20年前沒有的現象。

總之，中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都在發生深刻變化，但司法獨立和憲法的至高無上卻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等實際上暴露的都是政法體系的一些問題。但是現在的領導人都在講法治。這就好比一場賽跑。如果法制的建設速度趕不上社會變化的速度、趕不上社會對“限權”的要求，整個社會就會出現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沒有一個公正的法律保障體系，沒有一個人是絕對安全的。

法治社會的實現不能只靠大人物或者強勢人物的推動，實際上它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不得不走的路。各種利益群體的互動是必然的選擇。要知道法治不僅遏制權利的過度膨脹，不僅保護弱勢群體，在很大意義上也是在保護精英群體。

這就要說到利益群體的定性問題。利益群體是褒義詞。每個社會都有利益群體，它應當是多元化的。有的利益群體強勢，有的利益群體弱勢。但是成功者和失敗者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互相開放與互動的；精英的形成渠道，或者說社會上升的流動渠道，應當是開放的、可變化的，而且是多元的。但是現在中國社會的精英形成是有障礙的，最近幾年好像在變窄。公務員考試的錄取比例只有1.6%，而大量的大學畢業生還在一門心思考公務員。這與20年前政府官員下海的浪潮完全是兩樣的情形。

法治的潮流不可阻擋

經濟觀察報：在建設法治社會這一議題上，中國可以從亞洲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學習到什么？

李成：中國社會的法治傳統還是比較薄弱的。一直以來“德治”講得較多，“法治”則相對較弱。由于法制的不健全也造成了很多的社會及經濟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沖擊社會的道德理念，造成不必要的社會動蕩，出現社會“越維越不穩”的現象。因此，現代社會里，法治很重要。

亞洲國家中，日本的議會議員大部分都是律師出身；中國的臺灣地區政界人士在上個世紀70年代多是技術官僚出身，但到了90年代則以律師為主。中國的政界搞法律出身的也有增多的趨勢。中國的法律教育在過去二三十年里是發展很快的。全國各個大學，包括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中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還有綜合性大學里600多個法律系，每年要培養10萬左右法律系畢業生，包括本科生和碩士生，全職生和在職生。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從重慶李莊案就可以看出，律師地位在提高。雖然與法治社會的要求還有距離，但是民眾的壓力和來自法律界的壓力會促使中國朝著這個方向走。律師群體的從政、參政比例也在不斷提高。這會使得中國地方出現的檢察院長和公安局長是同一個人或者是同一個圈子的人現象改善或者改變。法院的獨立性會得到提升。最近頒發的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對這些問題有很好的新的闡述。

在任何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矛盾都是必然的。最重要的是要通過法治，而非暴力的、革命的手段來解決。中國目前提出的“和諧社會”有其很實在的積極意義，但這一概念不應停留于概念層面，不能使“和諧”只是成為口號。

儒家文化強調“德治”，強調領導人的主持正義，而非法治。在一定歷史時期也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到由于更多依賴于某個領導人（即人治），當掌管政權的領導出現問題時，就會產生各式各樣的問題，當矛盾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進而發生暴力反抗甚至革命，或者政權的更替。事實上，在日本、韓國、新加坡這些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地方，在這幾十年來都經歷了很好的法制建設。這使得儒家文化在這些國家受到了很大的挑戰，但是也證明它不應該成為實現法治的障礙。

亞洲其他國家和拉美國家的法治都說明法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孫中山百年前曾經說過，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其實，法治的全球發展也是浩浩蕩蕩，不可阻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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