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布蘭奇弗勞爾提出一個擊中要害的問題，如果不能弄清楚危機發生的癥結所在，就無法徹底根除危機的隱患，危機仍然還會發生。而按照他的看法，這是一個不可知的問題，因為歷史不會重演，引起危機發生癥結永遠都是在變化的。盡管如此，歷史雖不會重演，但歷史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通過危機發生前各種社會焦點問題的對比，人們發現了1929年危機與2007-2008年危機發生前的某些驚人相似之處：1928年，美國10%最高收入的家庭獲得占整個國家收入的49.29%，而2007年，這一幅度又創了49.47%的新高。1928年，1%最高收入家庭獲得占總收入的23.94%，而2007年這一占比又達到23.5%。這似乎受到某種可怕的詛咒：當收入差距累積到某個限度，危機的噩運就必然降臨。這個現象引起了美國學者（包括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的重視，越來越多的學者堅信，收入差距擴大引起的失衡就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要破解這個詛咒，就必須找到克服這種失衡的辦法。

美國加州伯克萊大學伊曼紐爾·塞茨（EmmanuelSaez）根據從美國聯邦稅務部門獲得的數據研究發現，伴隨20世紀90年代到2007年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美國收入差距也在急劇擴大，增長所帶來的收入絕大部分被收入最高的1%美國家庭分享了。美國1%收入最高家庭的收入 （通貨膨脹調整后）增長比其余99%的美國家庭要快10倍。塞茨的研究還發現，2007年，美國0.1%收入最高的人獲得了美國工資收入總額的6%，其所占份額自2000年以來翻了一番。在2007年，10%的最高美國收入階層獲得了美國全部工資總收入的49.7%，比1917年以來任何一年都高，甚至超過了1928年。從收入增量部分來看，收入最高1%的人拿走經濟總的收入增長中的52%。而其余99%的美國人的收入在1993年-2000年每年都以固定2.7%的增幅增長，而到2002-2007年，收入增長就下降到1.3%。因此，在2002-2007年經濟增長期間，1%收入最高階層獲得了收入增長的三分之二,這比自1928年以來任何時候都要高。

大約一年前，專注于經濟和政策歷史研究的哈佛大學莫斯（Moss）教授試圖考察收入差距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關系。他繪制了美國歷史上收入差距擴大走勢和銀行倒閉與金融監管演變的兩個曲線圖，他非常驚訝地發現，二者波動在時間區間是同步的，即當收入差距擴大時，政府監管放松，銀行倒閉上升。莫斯教授對自己發現感到異常興奮，他對記者說：“我幾乎無法相信它們是如此一致，二者不可思議地緊密相關?！蹦菇淌谡J為，金融放松監管、收入分配不均衡和金融行業不穩定之間一定存在某種因果關系。

一直研究收入不公平問題的世界銀行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布潤科·米蘭諾維奇 （BrankoMi－lanovic）對莫斯教授所說的收入差距、金融放松監管與金融危機之間內在聯系作出了詳細分析和闡釋。他認為，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還是在真實經濟領域，更準確地說，是收入差距的擴大。放松監管、金融行業不負責任行為雖對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加劇危機的作用，但并不制造危機的真兇，追根溯源，根源還在于收入差距導致的失衡，尤其是美國。

過去30年，1%的收入最高家庭占全國收入的比重翻番了，從20世紀70年代8%上升到21世紀初約16%。類似情形出現在1929年大崩潰之前。美國收入差距擴大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在隨后30年間不斷惡化。

收入差距的擴大導致越來越多閑錢進入金融市場尋求獲利機會，當可投資的資源最終超過安全和可盈利的投資機會時,風險也就日益增加。但受到賺取巨額費用的誘惑（參與每筆交易獲得費用）,金融業者變得越來越魯莽與冒失，基本上是把錢扔給任何敢拿的人。從消費一端來說，美國真實的平均工資25年來一直處于停滯狀態，盡管自1976年到2006年間，人均GDP幾乎翻番了，而此期間真實收入所產生的收益的一半都集中到了美國收入最高的5%家庭。

在無法提高他們的工資而又要贏得收入停滯的美國中產階級的選票的情況下，美國兩黨都競相采取更多讓他們更容易獲得信貸方式來解決由于收入滯脹所帶來購買力不足問題。這樣，美國中低收入家庭開始更多依靠更多負債來生活。美國家庭負債從20世紀80年代初GDP的48%，上升到了危機前的GDP的100%。這讓各個利益集團都皆大歡喜，高收入階層和金融行業的錢找到了出路，政治家們解決了中產階級滯漲的惱人問題，而中產階級則樂于看到緊縮的預算約束被解除了，能夠消費所有富人消費的好東西，分享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但信貸系統依靠美國龐大的赤字維系著，美國人消費的錢大多是依靠外國人的儲蓄來維持。無節制負債消費創造了虛假的繁榮，也緩解了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分化引起的沖突，但它是不可持續的，一旦中低收入借款人破產違約，整個體系就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