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內憂外患幾乎無日無之，然而高等教育在非常艱難的環境、條件下卻成就斐然，至今人們還艷羨不已。當年大學能“劫中輝煌”，與當年的校長們自然大有干系。從大學校長對一些自己并不贊成、甚至反對其政治觀點的學生的態度，便能略窺他們的辦學理念與操守。

1946年以后，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學生運動風起云涌，將這些大學校長們推上了風口浪尖。

1946年底的“沈崇事件”引發了大規模的學生上街游行示威。據幾位“抗議美軍暴行運動的積極參加者、親歷了抗暴運動的全過程”的當年的大學生回憶：“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和教務長鄭華熾都支持同學們的罷課、游行，他們共同表示：北京大學四五十年一貫作風，一向無干涉學生運動之成例，今天亦不能例外?！鼻迦A大學“校長梅貽琦、教務長吳澤霖、教導長諸士荃都表示不能強迫學生上課，不能阻止學生游行，并要求國民黨當局保障學生游行的安全”。燕京大學為美國人所辦，但“校長陸志韋表示同情學生運動，對學生罷課游行不干涉，并說：‘駐華美軍一天不走，類似之事必有其繼續發生之可能性，我們應當呼吁政府，駐華美軍立即退出中國?！保ɡ盍?、胡邦定、沙葉：《駁關于沈崇事件的一種謬說》，《百年潮》2010年第4期）

著名歷史學家、曾任中國史學會會長的戴逸先生回憶自己那一階段在北大學習，曾因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被捕，是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將他“?！背鰜淼?。因為學習成績優秀，他頗得胡適賞識，但胡適堅決反對他參加學生運動，勸他要好好學習，不要參加這些學生運動。戴回憶說：“我跟他頂起來，他很不高興?！庇捎诜e極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且當選為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理事，戴逸因此被列入國民黨黑名單，全國通緝。當他被捕后，胡適并未因他不聽自己話、甚至頂撞自己惹自己不高興而不管不問，更沒有落井下石，反而救他出獄，“幫了很大的忙”：“當時我已經被帶到特種刑事法庭。鄭天挺就跟胡適談，戴秉衡，當時我不叫戴逸，我叫戴秉衡，被抓進去了。胡適忙寫了一封信，跟他們廳長說，這是個好學生、優秀學生，跟共產黨沒有關系，我可以保證，我保釋他。由于胡適當時在國民黨里的聲望，所以我在被審了兩個多鐘頭后就被保釋出來了?！保ā肚迨啡松涸L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百年潮》2008年第1期）

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與國民黨許多高官都是往來甚密的好友，與其中一些人還有親戚關系，蔣介石本人對他也頗為看重，他出任浙大校長，即由蔣“欽點”。后來，蔣又想讓他出任中央大學校長，被他婉拒。然而他卻絕未以此作為驕橫之資，更未利用這些關系為自己謀任何利益，與“黨國”有如此之深的淵源，卻能贏得包括堅決反對國民黨的左派師生在內的全體師生的敬重，委實不易，顯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在1949年以前，作為留學美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大有不滿，但對共產黨的主張也不贊同。由于校長的身份，他對左派學生組織的“學潮”十分反感、多次公開表示反對，認為學生的首要任務是讀書。然而，在幾次學潮中，他雖反對卻走在隊伍的前列，為的是保護學生，怕手無寸鐵的學生“吃虧”。他雖不贊同甚至反對左派學生的“鬧事”，然而卻堅決反對國民黨抓捕學生，保護了不少他并不贊同其政治觀點的學生。而且一旦有學生被捕，他總是極力營救，一定要到獄中看望他們；如果受審，他一定要到庭旁聽。在1949年夏國共斗爭最激烈的時刻，他冒著生命危險堅決反對國民黨特務在逃跑前對左派學生下毒手?！皭凵缱印?，是所有學生對他的評價。

教會大學、私立大學校長不是政府任命，不聽從政府命令還說得過去。不過，燕京大學雖不是國立，可以不聽政府命令，卻是美國人所辦，拿的是美國人的錢，但校長陸志韋對學生的激烈“反美”不僅不反對，甚至公開表示同情支持。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等國立名牌大學，校長都是政府任命，本應完全聽命于政府，卻也并不遵從政府指令，而是想方設法保護“反政府”的學生，可見當時的大學校長具有共同的辦學理念與操守。他們共同的理念就是大學的獨立性和對學生的愛。

陸志韋深深認同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所以認為即便是學校的創辦者或曰“出資人”也無權干涉學生對真理的自由探索，哪怕這種探索是明確針對“自己”的。在陸志韋的教育理念中，完全沒有那種“拿誰的錢就要為誰說話”、就不能批評、反對誰的觀念。

梅貽琦在1941年4月出版的《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發表《大學一解》，表明了自己的辦學理念：“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憑藉者又為何物？師生之德行才智，圖書實驗，大學之設備，可無論矣。所不可不論者為自由探討之風氣。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于淺陋之學也?！苏Z最當。所謂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今語釋之，即學術自由（AcademicFreedom）而已矣?！薄捌洹疅o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思，其‘無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盡合時宜，乃或不合于將來，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進步之機緣，胥于是啟，而親民之大業，亦胥于是奠其基矣?！彼?945年11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對于學校時局則以為應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保S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日記1941-194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947年5月4日，胡適在北大校友聚會紀念 “五四”28周年的講話中稱贊蔡元培把一個舊式大學改造成新大學主要有兩點，一是真正提倡學術自由精神，二是不獨攬大權。5月18日，蔣介石發表《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之文告，說學生運動“顯受反動之共產黨直接間接之策動”，指責學生運動是“擾亂治安”、“干法亂紀”，表示要采取措施斷然處置。5月19日，胡適即對《華北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說蔣介石的文告對學生“很不公道”，說政府對學生的態度 “有些感情的成分”，認為學生干預政治是政治不上軌道，人們不滿現狀的結果。5月31日，他出席“北平行轅”新聞處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再次強調：“我認為青年以政治表示，不可完全抹殺。對學潮有一個歷史的看法，古今中外，任何國家，政治不能滿人意時，同時沒有合法有力的機關，可以使這不滿意得到有效的改革，這個事情總落在受教育的青年身上，也就是學生身上?！薄艾F在學生對政治不滿意，感覺生活壓迫。推敲理論，見仁見智，至少承認有煩悶的理由，有不滿意的理由?！保ü⒃浦荆骸逗m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350頁）

對當時國民黨政府在學校實行“以黨治?！?、“黨化教育”，作為國立大學校長，竺可楨自然無法公開徹底反對，但在實際管理中，他總是將這類“黨治”減至最低，而且一有機會，他就不厭其詳地宣揚學術、教育獨立。1936年為紀念母校哈佛大學三百周年，他寫了 《美國哈佛大學三百周年紀念感言》一文公開發表，在文章最后，他意味深長地寫道：哈佛辦學方針主要有兩點，“第一，主張學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謂AcademicFreedom。反對政黨和教會干涉學校行政與教授個人的主張。第二，學校所研究的課目，不能全注重于實用，理論科學應給予充分發展之機會。這兩點主張與英國大學的方策一樣，而與意大利、德意志、蘇聯各國之政策，則大相徑庭。世界各國辦大學教育之分野，在這兩種主張上，是很清楚的。有一點哈佛大學也可以昭示我們的，即為哈佛大學的校訓（Ver－itas），拉丁文Veritas就是真理。我們對于教育應該采取自由主義或干涉主義，對于科學注重純粹亦注重應用，尚有爭論的余地，而我們大家應該一致研究真理，擁護真理，則是無疑義的?！比绻f在國難當頭，他認為這種 “黨治”還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話，那么在抗戰勝利后，他認為大學就應實行民主管理。1945年9月他就發表了《戰后國家與學校諸問題》與《我國大學教育之前途》兩文，認為抗戰勝利，國難已靖，大學的辦學方針“應以理智為重，本?！笫恰Ｓ?，亦即此意。近年官吏貪污，學風不良，非道德之咎，實社會有不合理之處，今后大學應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

他認為，在戰時“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是必須的，但他提醒人們深思，在戰爭結束后 “我們的國策是人民至上，還是國家至上？”如果奉行國家至上，“大學如同車之有輪，機件之有螺釘。所以大學要標準化，課程要一律，思想要統制，大學教育要完全配合國家當時的需要，國家政策不斷改進，大學里面造就人材目的也隨之以轉變”。如果是人民至上，“則大學盡可發揮其個性，學術研究盡可自由，私立公立大學盡可并存，只要不違背為人民求幸福的大前提?！彼慕Y論是我們最高教育原則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所以“在這種以人民為前提原則之下，大學無疑的應具有學術自由的精神”；而大學最大的目標就是“蘄求真理”，探求真理就必須“鍛煉思想”。（《竺可楨全集》第二卷，上?？萍冀逃霭嫔?004年版，第370、637、636頁）

辦好大學當然是由許多條件決定的，但校長的辦學理念與操守，卻是辦好大學的必要條件。試想，如果當年這些大學校長不是盡力保護學生，而是積極配合當局抓捕那些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學潮的學生或以各種名目“整”那些有獨立思想的學生、將其打入另冊，這樣的大學能辦得好嗎？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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