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歷史：只有誠實和謙卑(3)

三、后果

吳曉波的《吳敬璉傳》會產生不良的社會后果，有些已經顯現了。直接后果至少有：

第一，提供了一個不真實的經濟改革歷史圖像。媒體上已經出現“吳敬璉，一部改革開放史”這樣的報道。吳曉波對改革三個十年的關系沒有起碼的認識，對經濟學界的整體貢獻，包括老中青三代，缺乏概念和理解。沒有一個人可以反映和代表這三十年，那是一個群像。忽視了這一點，就沒有了歷史感、沒有了質感、沒有了實感。

第二，對吳敬璉本人的傷害。改革歷史尚在研究中，有很多需要重新評估的史實。包括吳敬璉本人，也會有新的有價值的東西需要發掘。而吳曉波的《吳敬璉傳》之粗陋和錯訛，很可能給年過80歲的吳敬璉帶來難以挽回的遺憾。

第三，助長了快餐式傳記的產生。以吳敬璉這樣知名度的經濟學家作傳主，吳曉波的《吳敬璉傳》開創了一個學者傳記寫作的壞先例。

第四，書中的史實錯誤，給社會留下了以訛傳訛的可能。

四、回應

吳曉波在《對于誠意的懷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紅對 《吳敬璉傳》的質疑》中指出在我的《話語權背后的責任》一文，沒有對他書中的“事實、數據、論點或價值觀提出異議”，本文前兩部分，就是對他這一點的答復。下面是對其他幾點的回應：

第一，寫作時間和作品之間的關系。吳曉波講“對我來說，用兩到三個月時間寫完《吳敬璉傳》，不是什么有難度的問題”。為了證明自己，他提到“美國的彼得·德魯克一輩子寫了94部作品，日本的大前研一從1990年至今，共出版了將近30部作品”。德魯克和大前研一都是具有原創性的人。他們創造性地思想，創造性地寫作，因為思想噴涌而高產。而為學者作傳，是完全不同的寫作，需要依賴史實，需要仔細調研，需要大量采訪，需要資料積累；要依據傳主的思想，而不是自己的思想。順便提一句，有一個關于德魯克的評語：德魯克是“在充斥著自大狂和江湖騙子的行業中一個真正的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這句話既肯定了德魯克，又從另一個側面給我們揭示了某種丑陋的社會現象。

吳曉波的《吳敬璉傳》硬傷累累，軟傷比比皆是，至少是吳曉波花時間不夠、用功不足的一種證明。

第二，所謂吳曉波的原創性。吳曉波稱，“我至少完成了三個原創性的研究工作：一是梳理了‘梁啟超（鄧孝可）—胡適（鄧季惺）－顧準－吳敬璉’這條偉大的改良主義血脈”；二是“以‘批判性精神’與‘建構性人格’來描述吳敬璉式知識分子的人格特征”；三是“我發現吳敬璉幾乎見證和參與了建國之后所有重要的經濟理論及政策爭論，我以他參與過的十多場‘論戰’為敘述的主線，結構性地描述了60年經濟改革思想的衍變歷程?！?

先說其一，他把一部自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經濟改革的歷史牽強附會，對號入座，而沒有扎實的依據和有說服力的論證；其二，吳曉波并沒有向讀者提供足夠的“批判性精神”與“建構性人格”的特征和歷史邏輯，以及支持這個歷史邏輯的事實。吳曉波在書中多次提及科爾奈的名字。但是，只要讀過科爾奈的自傳《思想的力量》的人，都會看到，作為出自社會主義國家，經歷了轉型時期的經濟學家，什么是他應有的批判性精神；其三，他把本文前面提及的封底用語 “參與了建國之后所有重要的經濟理論及政策爭論……”作為原創性研究，恰恰說明他對改革前三十年沒有足夠創造性的發掘，對后三十年也是淺嘗輒止。

吳曉波還說 “中國本輪改革才進行了30多年，……沒有人士或機構進行有條理的、及時的整理和記錄?！芏嘀匾录倪€原已是‘一地雞毛’”。這是想當然的說法。吳曉波有所不知，有不少人，包括機構都在研究改革史。他們埋頭苦干，他們踏踏實實，他們訪問、收集資料、仔細求證。我們對于中國改革的歷史書寫的期待將寄望于他們。我自己在過去一年多所寫作的八十年代的 《那些人與事》，也是一點小小的努力。

第三，關于采訪?！傲t對我的另外一個質疑是，為什么只采訪吳敬璉一個人。我的回答其實很簡單，為什么不能只采訪吳敬璉一個人？中外傳記史上，從來不乏只采訪傳主一人、其余全靠文本資料、歷史檔案的傳記?！眴栴}是，吳曉波寫《吳敬璉傳》并不僅僅寫他一個人。所以，我的回答其實也很簡單，你有權只采訪一個人，但是，你無權錯寫他人。只要你涉及他人，就要謹慎，就要負責任。我的質疑是基于我的經驗教訓，是看到吳曉波的《吳敬璉傳》中涉及他人的不公正和錯誤。

第四，所謂應景之作。吳曉波說，“《吳敬璉傳》的確是一本冒險的‘應景之作’”。不知所冒什么險：是政治風險、學術風險、商業風險，還是不能嚴肅對待歷史的風險？所謂應景，是應了中國大歷史之景，還是改革三十年之景，抑或是吳敬璉80壽辰之景？既是應景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就難逃媚俗，古今中外歷來如此。而背后，則是價值觀的問題。歸根結底是怎么看待歷史。

第五，關于專業知識。吳曉波對經濟改革中面臨的基本課題，思想演進的基本框架，經濟學家群體及其思想，了解得都很不夠，所以才發生了前述例舉的硬傷。這是需要學習的。而學習是需要時間的。這些年，我們看到一些非經濟專業的“財經作家”采用工作室、“流水線式”的工作方法，來寫作一些重大的嚴肅的題材，其產品之粗糙和出錯是必然的，不出錯是僥幸的，精致是不可能的。

吳曉波說，“歷史不是一條河流，而是幾條河流”。沒錯，但是每條河流的水，不能是無源之水。歷史不可以虛構；傳記所涉及的史實，不可以信手拈來，演義，扭曲，按照自己的意愿，粉刷和包裝。這，將是永遠不變的前提。

唐德剛先生是中國史學界的大家。他說：“胡適老師曾諄諄告誡我輩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P者不學，在個人拙作中，雖因時躋電腦時代，檢索日益方便，而不愿再循繁瑣史學之舊硨,然無徵不信之史學清規，則絕不敢逾越也?！?

今天，我之所以站出來批評，不僅因為我和吳敬璉及其傳記的淵源，更重要的是，我想實踐唐德剛先生的精神，盡我所知糾正一些被扭曲的歷史。在歷史面前，只有一把尺子，這就是真實。所以，我和吳曉波的分歧，不是別的，是對待歷史的態度的分歧。這背后，其實是價值觀的問題，是良心的問題，是能不能夠坦坦蕩蕩地立于天地之間的問題。一句話，面對歷史，只有誠實和謙卑。

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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