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思想中的“全球化”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語出《詩·大雅》；“柔遠人，則四方歸之”則是“子曰”。

幾千年來，“柔遠”、“懷柔”成為中國統治者理想的馭外、安撫四方狄夷之術。不過何為“柔遠”或“懷柔”，則圣人語焉不詳，于是后世帝王對 “九夷八蠻”或撫或剿、或和或戰，都統稱“柔遠”或“懷柔”。因中國是“禮義教化之邦”，所以對狄夷的撫、剿、和、戰，統統都是“宣我圣教”，“布我德威”。更廣泛些說，因中國是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國”，其他都是蠻夷之邦，因此彼此所有關系在時人眼中都只能是華夏的“柔遠”，而無所謂“中外關系”。

這樣，近人王之春以編年體形式綜述清代自順治元年（1644）到同治十三年（1874）間中外交涉和與邊遠少數民族關系的史書，就理所當然地名之為《國朝柔遠記》（也名為 《清朝柔遠記》）。王之春早年入彭玉麟幕，后曾隨曾國藩、李鴻章等轉戰各地，以“文人兼武事”的才干受到稱贊和重用，歷任浙江、廣東按察使，湖北、四川布政使，山西、安徽、廣西巡撫等職。這種經歷不能不使他對 “夷務”（后稱“洋務”）格外關心留意，大約于光緒五年（1879）撰成此書。他在“自序”中坦承編撰此書的目的是詳述有關大小歷史事件，彼此得失互證，希望以此得以消除隱患，使朝廷能夠控制狄夷，或許有益于國家的長治久安。然而，該書完整的刻本遲至光緒十七年（1891）才問世，據他說，本意不過是自己備忘之用，而未敢問世。然而由于向他借閱者越來越多，苦不暇給，于是決定刊刻發行。真實原因可能是，這類介紹外國的書在19世紀70年代的中國不僅不受重視，反而受到抵制，到90年代風氣才有所變化，他也才敢全本付梓。

全書共19卷，跨度230年，但從道光十九年（1839）至同治十三年（1874）雖才55年，卻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可見鴉片戰爭后這55年間的“柔遠”遠勝于此前的195年。不過問題便由此而來：在前190余年間，我中華“天朝”對“外藩”的政策是，如果它對天朝俯首稱臣，自然優待；如果它氣焰囂張、不服天朝的管制，“則罰滅之”，在理論上無論是優待還是罰滅，都可說是“柔遠”；而后50余年卻是國勢凌夷，列強侵逼，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所有這些明明是被人蹂躪，如何能說成是“國朝”的“柔遠”呢？對此，書前彭玉麟、譚鈞培、衛榮光、俞樾、李元度等人所作之“敘”卻有詳細的分說，讀來饒有趣味。

彭玉麟為湘軍勇將，武功赫赫，但他在“敘”中卻用《尚書》中的理論，說只有“柔”才是最完美的“不易之經”。因此，只有自身的“柔”并不夠，而且要以“柔”讓別人歸順，以自己的誠信使歸附者也變“柔”。和藹可親，就是以“柔”致勝，所以要推崇的，是以和順可親來感化狄夷的“獷悍桀黠”本性。讀完這本書，他“穆然仰見列祖神宗聲教”傳到全世界，不禁盛贊“蓋自文、武以后，柔遠之政未有若是之盡美盡善，可以行久遠而無弊者?！弊灾苤?，中國歷朝歷代的“柔遠之政”竟沒有晚清“盡美盡善”！不過，他只是自說自話地泛泛而論，并未論證為何遭受列強侵凌以來的柔遠之政，是超過文、武以后的“盡善盡美”之政。

對此，曾任云南巡撫的譚鈞培在“敘”中則明確用《易經》中“惟圣知幾，亦惟圣因天”、“知幾其神乎”的理論，說早在康乾時期，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就看到“天”要合四海為一家的端倪了。所謂“幾”是指事物運動微弱的苗頭，只有圣人才能洞察。也就是說，中國遭列強侵凌的實質是“天之欲合四海為一家”，康乾盛世時“天下承平”的中西交往只是這種四海一家的開始，康熙、乾隆才剛剛有所覺察，而外患日甚的咸豐時期卻是“天”要中國降服狄夷的正式過程。道光、咸豐年間雖然列強不斷入侵，京師曾為英法聯軍攻克、皇家園林圓明園也為其焚毀，但若對此作深刻細致的研究，這恰是上天賜給的由中國來同化世界的良機。這部“柔遠”記述的，便是“四方”歸化“中國”的歷史，所以其意義不下于《左傳》。

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的閉關狀態，使中國的大門被迫打開。面對此局面，曾任江蘇巡撫的衛榮光則從“歷史”中尋找根據，認為今日的列強就是昔日的“九夷八蠻”，仍是中國屬臣。在他的論述中，列強之所以要以船堅炮利翻山越嶺、跨洋過海一路打來，原來是為“我朝”圣主的道德、聲望折服，都是來接受指教，將要仿效中國 “德政”的，于是則四海一家。在他的解釋中，列強，竟是為聽從天朝君王的命令而來。

俞樾是晚清著名學者，他認為此書意義深遠，讀后不禁嘆服“天道”宏偉、覆蓋一切，“而我國家所以長駕遠馭、陶六合為一家者，其將在此乎！”他更是斷言，當今世界分為五大洲即印證了中國上古的“大九州”之說，但推出上古的“大九州”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說明在神農以前，世界/天下是由中國統治的。自神農以后，天下分裂，“中國”只是神州內的小九州。但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F在列強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就是為了使世界再恢復到神農氏以前由中國統治“大九州”，即全世界的狀態，中國君王將重為“大九州”之君。因為西方的“長技”只是“末技”，只有中國的文化才是世界之根本。因此，他極為樂觀地認為，這部“柔遠記”便是這種世界重新由中國 “大一統”的先兆。

而曾任云南按察史、貴州布政史等職的李元度則將西方列強侵華，說成是上天誘使他們進一圈套，認為這些人為了通商得利都來到中國，于是“漸近吾禮義之教，自然幡然大變其俗”，所以我們不必擔心西方的“教”將“奪吾堯舜孔孟之席”，結果必然是他們“幡然改從堯舜孔孟之教，然后不失乎人之性，而無犯造物之所忌?！彼麍孕?，“吾知百年內外，盡地球九萬里，皆當一道同風，盡遵圣教。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盛，其必在我朝之圣人無疑矣！”

經過他們如此這般的一番分說，明明是一部充滿屈辱的 “被蹂躪”的中國近代史，反卻成了一部“國朝柔遠”的豐功偉業記，這種阿Q式妙論著實妙不可言。若用“現代話”來說，他們倒是看到了今日的全球化趨勢，認識到地球九萬里將會有 “一道同風”的普世價值觀，但他們堅信，最終不僅要用中國文化、即所謂“圣教”來實行“全球化”，而且更是由“我朝”，即大清王朝來實現全球化的普世價值?？上?，此書刊行20年后，不僅“我朝”轟然坍塌，而且君主制這種中華“圣教”核心價值觀的制度性外化都被廢除。

有趣的是，雖經百余年歷史劇變，此種思想卻是香火不絕，近年尤熾?，F在，有人一方面置史實于不顧，否認中國傳統中“居天下之中的中國才是禮儀之邦、其他邦國都是狄夷蠻貊，有待我天朝教化（拯救）的民族文化、道德優越論”的“天下”觀；另一方面，他們實際上又承繼這種民族文化、道德優越論，提出只有中國文化才能夠救世界、要由中國來為世界制定規則、來“為萬世開太平”等等。凡此種種，與以上諸公世界將“一道同風，盡遵圣教”，“其必在我朝之圣人”、“統大九州而為之君”的高論如出一轍。相同的論調，其命運終將是相同，抑或不同？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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