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夢”：曲折中的崛起

經濟觀察報 吳曉波/文

任何一制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制度，亦絕不能歷久而不衰。一項好制度，若能永遠好下去，便將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來努力變革了。——錢穆

1949－2009年，共和國經濟建設六十年——這是一張徐徐展開、不斷被修正的“藍圖”，它的主題是“強國”。

無法否認，這是一次偉大的崛起，甚至算得上最近的半個世紀中，人類史上最值得驕傲的一場進步運動。不過，它的道路卻是如此的曲折，而時至今日，變革的任務仍未達成。站在時空坐標點上，回望我們行走過的經濟史，挪威人亨利克·易卜生說過的那句話竟是如此真切：“每個人對于他所屬于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計劃體制的形成與瓦解

六十年以1978年為界，河東河西，涇渭分明。前三十年，我們建成了一個計劃經濟的體系，后三十年，我們將之逐步瓦解，走向市場經濟的新體制。

客觀而論，建國者以計劃體制為建設理念，既是意識形態所決定的，也是當時國情所迫。

1949年時的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和手工業國家。國民收入中的68.4％來自農業，工業僅為12.6％。受戰爭影響，全國交通運輸通信等基礎設施破壞殆盡，主干鐵路無一條能夠全線通車，勉強能通車的鐵路只剩1.1萬公里。全國人口中的80％是文盲，現代科技幾乎為一片空白，國庫里的黃金被蔣介石劫往臺灣。真可謂內外交困，開國之難，好比另一次長征。

更棘手的是，物價飛漲人心動蕩。1949年的前八個月，全國的貨幣發行額從185億元增加到了4851億元，增加了25倍，就在開國大典后的一個多月里，京津物價漲1.8倍，上海漲1.5倍，民間資金幾乎全數用于瘋狂投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政權采取了強硬的管制政策。先是關閉了上海的證券交易市場，全面打擊金融投機商人，繼而對每一個重要的原料領域均進行國營化壟斷。當時的經濟決策者認為，要穩定物價和牽住全國產業的牛鼻子，關鍵是抓住“兩白一黑”，也就是紗布、大米和煤炭。早在1949年的9月24日，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就召開了全國棉花收購和調配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大宗商品計劃調配會議。這樣的棉花大會、糧食大會和煤炭大會形成為一個每年必定召開的制度。在全國的糧棉源頭被控制住后，各大城市隨即建立起相應的計劃管理體系。

當原料供應、產品銷售被卡住，再加上金融業的徹底國營化，兩頭一夾，中間的制造企業自然就無法動彈，成了一塊被壓扁了的“夾心餅干”，計劃經濟的宏大構架因此胚胎初成。時任中財委主任陳云便認為，對流通的控制——包括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是逐步消滅無政府狀態的手段，通過這種辦法，把他們夾到社會主義”。

這個龐大的商品供銷體系一直運作了幾十年，它在早期對共和國經濟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隨著時間的延續，其內在的體制障礙也最終成為經濟運作低效率的根源。

到1970年代，計劃經濟的體制性弊端已經畢現無遺。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的、與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絕緣”、高度集中而沒有活力的經濟體。指令性計劃經濟體系的構筑，讓產業經濟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費品實行著配給制，國有企業部門非常的龐大，普遍實行著對生產資料的價格管制，甚至火柴漲價一分錢，都要由國務院討論和批準。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走到了盡頭。

1978年拉開序幕的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全面瓦解。而變革的突破口正是從流通領域開始、在體制外全面展開的。一直到今天，眾多的工業制造和商品流通領域的計劃性體制已被打破，但是在金融及一些能源性產業中，舊體制的特征仍然非常明顯。

私人資本的“死而復活”

六十年中，私人資本在中國的命運經歷了“保護－消滅－復活－壯大”的艱辛歷程。

據薄一波回憶，在攻克北平和天津之后，毛澤東專門對他囑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資本，對民族工商業要好好保護，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樣，原封不動”，讓他們開工，恢復生產，以后再慢慢來。

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私人資本在產業經濟中的空間越來越小。1954年9月，全國人大頒布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它正式確定了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明確提出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以發展生產合作社作為改造個體手工業的主要道路。1955年10月，毛澤東在《農業合作社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一文中明確提出要讓資本主義馬上“絕種”。

私人資本在中國的“絕種”，僅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營工商業者提出了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申請。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營工商業宣告全部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已經跑步進入社會主義。1月20日，上海召開公私合營大會，宣布全市205個行業、10萬多戶私營工商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從此，中國再無私人工廠，企業家這個名詞在報刊上重新出現是在1987年。

不過，到1970年代中期，發生在農村的自由集貿活動已經呈半公開化的狀態。1974年，已經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的原大寨村支部書記陳永貴到福建省晉江市視察，在一個叫石獅的小漁鎮里，他看到了讓他大吃一驚的景象：光天化日之下，在當地的農貿市場，一群仿佛是從地下冒出來的小商小販亂糟糟地擠作一團，人們在各種各樣的攤點前興奮地交談著，彼此討價還價。據當地干部統計，當時在石獅鎮有上千名個體商販在街頭擺攤設點，其中絕大多數是無照經營。

由于道路狹窄，來來往往的小商販們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陳永貴的專車竟無法順利通行。陳觸景生情，說出了一句后來在全國廣為流傳的話：“這是資本主義擋住了社會主義的路，堵不死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

后來的史家當然給予了石獅完全不同的定論。在1978年之后，正是福建的晉江地區、廣東的潮汕地區以及浙江的溫州和臺州地區，成為私人經濟率先活躍起來的發源地。當體制內的國有企業改革陷入泥潭的時候，民間企業的活躍拯救了中國，到1987年，鄧小平說，“十年改革，中央最大的意外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睍r至今日，私人企業吸納了全國八成的就業人口，納稅占稅收總額的近一半。不過，在很多領域——主要是資源型和能源型產業中，民間資本仍然不得其門而入。

國際資本的中國意義

六十年中，對中國經濟建設起過重大影響的國際資本主要有三個：蘇聯資本、日本資本和美國資本。

自1949年之后，西方世界就對中國抱持了敵視的姿態，毛澤東則采取“一邊倒”的外交策略，當時，惟一可以尋求經濟援助的國家就是蘇聯。從1950年起，蘇聯無私幫助中國建成156個重大項目，史稱“156工程”，這些項目從工業布局、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公司治理制度等方面，對當代中國經濟的影響都是革命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56工程”的實施徹底改變了中國內陸地區的工業布局。

在對華援助時期，蘇聯展現了毫無保留的無私精神，它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和設計圖紙，僅1953年就達23噸，1954年為55噸，幾乎把他們所有的最好技術都給了中國。參與長春第一汽車廠創辦的陳祖濤曾回憶說，“整個設計都是蘇聯人做的，組織了最棒的一批人，把斯大林汽車廠所有技術科長都集中起來……1951年12月，初步設計做完了，蘇聯的設計院通知我去，把厚厚的幾十本設計書和圖紙交給我。當時中蘇雙方關系很好，這么多的設計資料交給我，既無什么儀式，也不要繁雜的交接手續，連收條都沒有。我用外交郵袋裝上設計資料，一個人搭乘飛機直飛北京。中央各部委對蘇方的設計進行審核，大家基本上沒有什么討論就完全通過了，然后蓋上鮮紅的大印，全部手續就算完成了?！苯ㄔO一汽的設備總數達一萬多臺，基本上都是蘇聯供應的。

這是現代歷史上國家對國家的最全面、最慷慨的技術轉讓?！秳蛑腥A人民共和國史》評論說，“蘇聯技術援助和資本貨物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估計也不為過，它轉讓設計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術轉讓史上前所未有的?！?

1960年中蘇關系交惡之后，中國關閉了與國際開展經濟合作的所有管道。一直到1972年，鄧小平、陳云等人短暫復出，主持了新中國的第二次大規模設備引進。當時，動用51.8億美元引進了26個成套設備項目。這一次大規模的設備引進把重點放在民生產業——與“吃穿用”相關的化纖、化肥和烷基苯項目就占了18個，占全部投資總額的63.8％，而且大半布局于東部沿海和長江沿岸地帶。它們都成為重要的工業基地，為日后的經濟復興打下了不可忽視的基礎。據楊小凱的分析，1972年的這次進口工程在日后發展為一種進口替代戰略，它一直延續到1990年代的中期。不過，楊也進一步指出，這種戰略是以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制度來模仿私有制和自由市場創造的新工業化模式，成套的新設備及新技術被大量引進，但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財產權結構、市場制度和相應的激勵機制卻仍然被視為洪水猛獸。

1978年之后，率先進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來自日本。1978年10月22日，剛剛成為中國新領導人的鄧小平第一個出訪的國家就是日本。在此次訪問中，走訪企業和鼓動日本企業家赴華投資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項之一。從此，大量日本公司相繼進入中國，它們把數百條家電生產線向中國輸出——這些生產線基本上都是淘汰下來的二手貨，不過卻很適合萌芽的中國市場。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制造業的再造從一開始就是全球產業梯級轉移的結果，而影響最大者，就是日本企業。

199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陷入低迷，而美國公司及其資本大量進入中國，互聯網經濟、華爾街的投資家、德魯克的管理思想等等，深刻地影響了一代企業家。

國有資本的興衰進退

在中國的宏觀經濟格局中，國有資本始終具有決定性角色與地位，這是一個無比頑強的傳統。

在某種意義上，當新政權誕生的時候，國有資本的強勢已是一個基礎性前提，日后發生的事實無非是，進一步的強化及壟斷。為了統一管理全國經濟，1952年7月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隨后又相繼成立國家建設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技術委員會和國家物資供應總局等機構，這些機構均下設至縣級政府，形成了一個封閉、垂直式的計劃管理體系，這是一只無比龐大、無所不在的“看得見的手”。1956年，隨著私人工廠的“絕種”，國有及集體企業成為惟一的企業生態。

在雄心勃勃、嚴密的計劃體制下，所有的工廠都僅僅是一個生產單位，國家需要建設什么工廠、生產什么產品、培植多大的生產能力，以及產品的產量和投資的規模，都由國家通過計劃直接安排。國家既在宏觀上進行投資規模、投資結構、投資布局等宏觀決策，又在微觀層面上擔負著項目決策管理任務。

這種體制的優劣在日后無比清晰地呈現出來，強大的計劃性大大提高了資源聚集的能力，能夠以 “舉國之力”辦成大事，而它所必然帶來的則是低效率、浪費和反應遲緩等等病癥，與計劃經濟并蒂而生的兩個景象是官僚主義和短缺經濟。

1978年之前，中國有過兩次重大的企業項目建設運動，一是蘇援“156項目”，二是“大三線建設”。

1964年夏季之后，隨著中蘇關系破裂及美國發動越南戰爭，中央決策層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戰爭?！睋?，決定把大量工廠從沿海搬遷到西部內陸的 “三線”地區。工廠的選址以“山、散、洞”為原則，就是工廠要建在深山溝里，布局要分散——當時的說法是，要像“羊拉屎”一樣，再則，就是要建防空洞，做到“平戰結合”，平時搞生產，戰時能打仗。從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間，中央政府把計劃內50％的工業投資和40％的設計、施工力量投入到三線建設中，累計投入資金2052億元，建成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業交通企業、國防科技工業企業、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由于三線建設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上馬十分匆忙，規模非常龐大，加上政治動蕩、管理混亂等原因，浪費和損失很驚人。

在國營企業領域，工廠沒有生產積極性，效率與效益的雙重滑坡十分驚人。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傳統工業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產業結構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使得產值增長的數字并不能反映實質性的經濟增長。在全國投資總額中，重工業所占比重高達一半左右，但生產效率、經濟效益卻漸趨低下。整個工業領域出現了“六個驚人”的大倒退——一是消耗高得驚人；二是勞動生產率低得驚人；三是虧損大得驚人；四是設備破壞得驚人；五是“胡子工程”（久拖不決、久建不成）長得驚人；六是投資效益低得驚人。在1976年，生產一千瓦電所需要的投資，竟比1966年要高三倍，生產一噸鋼所需投資則高將近兩倍，每噸運輸公里所需投資則超過40％。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的改革一直是一個艱難而頗多爭議的主題。在1998年之前，國企改革的主題是“放權讓利”，其后則開始了產權改革，隨著數以十萬計的中小型國有企業轉變“身份”改為民營，國有資本在能源型和資源型領域則形成了新的壟斷態勢。到2008年，進入《財富》全球500強的中國企業有35家，其中34家為“中字號”的大型國有（控股）企業。

利益集團與改革的三大關系

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后，有一個詞匯覆蓋了所有的主題，它成為了無數熱血國人的畢生理想，這就是“強國”?！皬妵钡募逼?，讓這個國家變得無比的焦慮，有時候甚至顯得迫不及待，在一條道路還沒有完全考察清楚的時候，都不惜鋌而走險。在很多敏感關鍵的時刻，漸進式的思想往往被視為“反動”，顛覆式革命，甚至流血暴力，成為了全民性的選擇，百年春秋，鬧劇、悲劇與喜劇交織上演。

在剛剛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采取了漸進式的變革路徑，從而成為全世界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人均GDP增長率達到6.6％，出口增長了28倍，出口占GDP的比例從 4.6％上升到26.6％。最據對比意義的是中國與日本的經濟總量比較，在196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457億元，與日本相當。而到197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當于美國的十分之一。而到2009年的今天，很多學者預測，到年底，中國的經濟總量很可能將超過日本，從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一個更讓人驚訝的預測是，如果中國能夠始終保持7％左右的年均增長速度，經濟總量將在二十年后——也就是新中國成立80年的時候，超過美國而成全球第一。

六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歸根到底可以歸結為三個利益關系的調整：一是政府利益與公眾利益的調整；二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利益的調整；三是富裕公眾與貧窮公眾的利益調整。在這些利益調整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處理三對關系：

發展與改革的關系——在共和國的一甲子中，經濟的高速成長及財富之積累，并不完全基礎于市場化的推動，譬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期間，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增長10.9％，GDP平均增長率達到9.2%——這個數字與1978年到2008年的平均數9.4％非常接近。甚至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中國的鋼鐵可以在一年之中 “躍居”全球第二。但是，計劃體制下的任何積累都要付出巨額的代價并產生驚人的負效應，國民經濟要持續、均衡地發展，則必須依賴于市場化的改革。

國強與民富的關系——“國強民富”是一個常常被順口聯在一起的成語，而事實上，國強未必民富，譬如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日本和蘇聯，而民富也未必要國強，譬如當今的北歐諸國。未來中國，變革的主題應當是，如何從國強進而到民富，如何讓全民都能夠享受到社會進步的福祉。只有在全民日漸富足與和諧的前提下，“趕日超美”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就可能是又一次的GDP“大躍進”。

大企業與好企業的關系——在當今全球的500強企業中，中國大陸企業已占到35家，中石化更是躋身前十強。但是這些入榜企業是否就代表了本輪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就？意味著中國已經誕生了偉大的企業？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為它們大多產生于壟斷行業。尋租理論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圖洛克曾論述：“在現代國家中，行業創造的特權導致的總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們追溯歷史，會發現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擁有龐大的特權行業，這也是那時進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睂Υ笃髽I與好企業的重新思考，是當今中國一個耐人尋味的命題。

如果我們再放眼得遙遠一點，在過去兩千年里，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長期維持中央集權體制的大國。對威權的迷戀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歷史性課題。全球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對權力的貪欲確實是人類的最大敵人，如果沒有制度性的約束，世上似乎沒有一個民族、一種政權可以自覺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經濟上的毀滅。

我們是否從這些教訓中得到了應有的覺醒？

這些問題，在新中國成立60年到來的時刻一一浮現出來，我們將帶著它們繼續上路。我們有遠大的前程，卻從來被苦難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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