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多少墻需要拆掉(2)

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

賠償之后在重建經濟時，東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蘇聯體制，以強制性的國家計劃調節扼殺了經濟發展的能動性和個人積極性，大搞集體化和重工業化。從1945年到1948年，東德把3000多家私營企業變成國有企業，從1950年起推行農業集體化，雖因農民抵制一度放松，但從1958年起集體化步伐又重新加快，一年中集體化的比例就從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子達到86%，這種集體化完全是強制性的。與此同時，由于大量沒收沒有按時交稅的手工業者的資產，各種商品供應立即緊張起來，這在德國人中引起極大的反感。盡管計劃經濟可以讓老百姓勒緊褲帶盡量投資，使工業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艱難。從蘇東陣營內部看，應該說東德的經濟是成功的。到20世紀70年代，東德已成為蘇東陣營中經濟最發達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績效仍無法與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學”的計劃也無法解決人們的消費偏好和自由發展的訴求，20世紀80年代后，東德的“科學計劃”潛力近于枯竭，經濟出現停滯。1989年東德的經濟增長率僅為2%，昂納克下臺以后承認，蘇聯推行的計劃經濟 “是一種最糟糕的計劃，它不是根據市場需求來發展的”。

在西德則是另一番圖景。美國人把西德的管理權很快移交給了德國人，1947年美國實行“馬歇爾計劃”，大量資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聯邦德國憲法》通過，西德建立了既發揮市場競爭活力又注意社會平等、福利保障的“社會市場經濟”和“福利國家”體制。1950年聯邦德國的工業超過戰前的水平，從1950年到1965年聯邦德國累計投資2281億美元，促成經濟高速增長，從此開始了15年的“萊茵奇跡”。1950-1965年，西德年平均進出口總額分別增長13.3%和15.8%，1965年的貿易額是1950年的8倍，20世紀60年代西德國民總產值超過英法兩國，20世紀80年代西德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三經濟大國。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匯儲備便達到186.57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戰后兩個德國各自形成不同的經濟體系，分別加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際經濟圈。1950年民主德國加入“經互會”，70%的出口面向 “經互會”國家進行“賬面盧布結算”的“內部交流”，脫離國際前沿，缺乏競爭機制，走上封閉式的經濟發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1952年加入關貿總協定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國際分工和國際資本的流動，為經濟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市場。

而比經濟增長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實際生活。戰后東西兩邊都為應付時艱一度實行過配給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給制，很快自選超級商場滿街，市面繁榮，消費旺盛。而東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給，但商品的匱乏和單一依舊。在生活、住房、就業、醫療各方面都是西強東弱。東德為此提出“先生產好，后生活好”的口號，讓人寄希望于縹緲的未來，而西德無需口號，明擺著的“生活好”已經有力地證明它的生產也絕不差。為了抵制西柏林繁華的選帝侯大街上高檔商品和花花世界的誘惑，東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為豪的東歐最高的電視塔。但卻立即傳開了有關此塔的兩個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傳說，電視塔上部觀光大圓球的玻璃在陽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被認為是對無神論的東德統治者不滿；二是“斜塔”傳說，據說由于人們在觀光球上都擠在西邊看那被大墻阻隔的西柏林，塔都被壓得向西傾斜了。

“6·17事件”與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時，東歐各國都長出了一口氣，人們認為壓在頭上的“緊箍咒”應該松動了。但1953年5月，東德政府卻以行政命令把各企業的勞動定額一律提高10%，并且不增加工資，還威脅要開除那些以罷工示威來反對提高定額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隱藏在工人隊伍中的特務揪出來”。6月16日東德《論壇報》發表社論說，提高勞動定額是“工人階級義不容辭的責任”，激起眾怒。當天建筑工人率先罷工，6月17日東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勞斯廣場舉行罷工集會，工人們提出了罷工的九點要求：不能降低單位定額工資的數量；降低生活費用；舉行秘密和自由選舉；禁止迫害罷工工人；實行言論和新聞自由；撤走蘇聯占領軍；釋放全部政治犯；遣返所有戰俘；取消對人民的監視。6月17日罷工席卷了整個東部德國，除柏林外，騰費爾德、哈雷、萊比錫、梅塞堡、勃蘭登堡、德累斯頓、格爾利茨等地紛紛加入，總共有近272個區30萬人參加罷工，一些知識分子、復員軍人和警察也加入罷工隊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廠也沖破警察防線前來聲援東部的工人。有幾個人登上勃蘭登堡門把紅旗換成了聯邦德國的旗幟。結果蘇軍宣布戒嚴令，不允許三人以上在街頭聚會，違者按占領國戰時法論處，并先期出動了一個裝甲師來驅散游行，在沖突中軍警開槍，造成流血事件?！?·17事件”是東歐第一次表現出反對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義，為了紀念此事，西柏林把通往勃蘭登堡門的一條主要街道命名為“6·17大道”。

“6·17事件”后東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東德有人口1664萬，1949-1961年間就有350萬人逃離東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這時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里東德還算是最好的，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1958年達到8%，被赫魯曉夫稱作“社會主義的櫥窗”。蘇聯不能容忍東德成為“逃亡的櫥窗”。 1958年11月赫魯曉夫發出“最后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結果導致 “柏林危機”，反而更加劇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萬人，1960年20萬人，1961年建墻前每月就逃亡10萬人，而建墻前的兩個星期就有4.7萬人逃走。據說由于技術人員和勞動力流失，東德的損失大約達到1200億馬克。在這種窘境中，1961年華沙條約組織開會批準建墻的決定，“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墻終于豎立。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墻倒了

1961年8月東德的特種兵以“玫瑰行動”的代號迅速在東西德之間架起了一道鐵絲網，后來被鋼筋水泥所代替。從1961年8月13日建成，到1989年11月9日拆除，柏林墻一共存在了28年。在紀念柏林墻建立20周年的時候昂納克說：“由于構筑了‘反法西斯防衛墻’，我們才捍衛住了我們的社會主義成就”。但是靠高墻和火力攔截把人圈禁起來才能“捍衛”的“主義”，還是人們當年夢想的那種人類理想嗎？

柏林墻建成后人們的逃亡史變得更加血淚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樓、用重型汽車硬撞、自造潛水艇、熱氣球、滑翔機、彈射器……，許多逃亡故事都已成為廣泛流傳的經典，筆者也就無庸贅述了。只就柏林墻的隔離功效而言，從建墻前每年十幾萬、幾十萬人逃亡，到建墻后1961-1980年 “只有”17.7萬人成功逃離，每年約為八九千。

1987年蘇聯對東歐的政策改變，嚴格控制東歐的傳統被放棄。1987年《蘇聯外交通訊》刊登戈爾巴喬夫的一篇講話。他說：“我們無權教導別人，蘇聯對盟國發號施令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一切事情必須由蘇共蓋章批準的做法已經結束”。1988年戈爾巴喬夫在蘇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會議上明確否定了蘇聯控制東歐集團的原則，他表態說，“以任何方式、甚至軍事方式從外部將一種社會制度強加于人”都應該受到譴責。

在變革潮流沖擊下，1989年5月率先實行多黨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奧邊界自由通行，大批的東德居民前往匈牙利旅游，然后取道奧地利進入西德。在10月初就有近4萬人以這種方式逃離東德。10月7日是東德40周年國慶，第一個反對黨東德社會民主黨此時成立，他們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權”，要求新聞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開提出拆除柏林墻。10月9日，統一社會黨的中央委員、民主德國作協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報》發表的公開信中說：“我們必須承認現實，失敗就是失敗”，“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們必須從自身尋求解答?！逼扔谒闹芙彽拿裰骰顺?，“禁錮政策”已失去意義。10月23日，政治局委員庫·哈格在國家電視臺宣布，所有東德居民均可獲得申請護照出境，政府予以批準。11月1日開放捷克斯洛伐克邊境，大批東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周內出走的人數多達50萬，“出走潮”已成為無法阻擋的滾滾浪潮。9日晚，兩德將過境站全部開放，人們從廣播和電視上得知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墻，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們騎在墻上狂歡，手持各種工具奔向柏林墻，柏林墻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