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新時代，對亞洲有什么啟示(2)

亞盟之路尚遠，但各國還得積極準備

在說亞洲一體化之前，我們中國人很容易想到早在2千多年前，在東方，被稱為華夏九洲大地上，也經歷了一次“天下大戰”，最后也走了政治上的大一統，但那是強權消滅民族差異和文化個性的一次統一。此后，中國還經歷了多次這種我們中國人稱之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分合循環”或“治亂循環”。歷史是一種存在或一種背景，無論悲劇、喜劇或正劇，我相信，中國人2千年來的經驗，和歐盟的經驗一樣，非常值得今日亞洲和世界過于沉湎于經濟得失的人們重新總結和評價。

關于亞洲聯盟，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全球各地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勢不可擋的潮流，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最顯著的標志——區域貿易協定（RTAs）在過去15年中出現了爆炸式擴散的背景下，漸次提上亞洲人議事日程的。然而，即使是熱衷于談論“亞盟”的亞洲人，似乎對于歐洲一體化中的“超主權”保持著某種程度的警惕或矜持。

自從歐洲人把“主權國家”的世界秩序強迫亞洲各國接受之后，亞洲人于20世紀初開始學會了用“國家主權”的概念，“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即每當歐美國家在國家體制、文化傳統、外交方略、人權狀況、經濟模式上用自己的標準來評價甚至批評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時，亞洲和中國都很嫻熟地用“干涉國家主權”來回敬對方，而在亞洲各國國內，把國家主權與人民主權對立起來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所以，從理論上講，按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理論,一體化通常由六個階段組成的每一階段，即:優惠貿易協定(PTA)、自由貿易區(FTA)、關稅同盟(cu)、共同市場(cM)、經濟同盟(EU)、政治經濟同盟(PEU)，都似乎有讓人感覺與“國家主權”之間存在一道鴻溝的嫌疑。

正如有的論者所指出的，這是因為，亞洲擁有世界最古老的文明，最豐富的資源，也擁有世界最為多元的文化，亞洲各國人民對自己國家和文化的熱愛，都或多或少國家主權掛上了鉤。與此同時，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以來，宗教和文化的沖突，意識形態的分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歷史形成的領土遺留問題，卻使這個大陸充滿了爭端和沖突。內部的不團結，經濟和文化的弱勢，也使得亞洲頻頻遭受外來勢力的侵襲。各亞洲國家間的差別非常大，既有發達國家又有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之間也是參差不齊。文化之間的差異就更大，拋開所謂“大中華文化圈”，還有東南亞、南亞次大陸、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亞各民族的文化傳統間的差異，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等諸多宗教文化之間的差異、分歧乃至矛盾。在經濟上，亞洲雖然是世界上成長最為迅速的地區，但一直未擺脫對以歐洲、美國為主體的世界經濟體系的依賴，亞洲各國之間的投資和貿易量，遠低于亞洲與歐美之間。亞洲內部，矛盾和問題重重。

僅就中國而言，作為一個擁有完整國民經濟體系的大國，一時間，大概不會和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聯盟達成“經濟一體化”協議的。這一點和美國極為相似?！皝喢恕蹦繕说膶崿F比起“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來，難度要大得多。而離開經濟一體化這個基礎，“亞盟”恐怕只能是天方夜譚。

不過，從20世紀的最后幾年開始，特別是自1998金融風暴到2008金融風暴，從2003年SARS到這次甲型H1N1以來，非戰爭的超出國界“人禍天災”的破壞力，不僅警醒著世界，也警醒著亞洲，在經濟、社會、衛生等各個領域中再也不能缺乏一種普遍合作的精神和國際機制、區域機制。于是，一股區域和次區域合作的潮流已在亞洲清晰可見。學界指出，雖然這些合作距亞洲一體化及亞洲聯盟還相距甚遠，但這是實現更遠大目標的必由之路。

中國著名國情研究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在2002年就提出，實現亞洲經濟一體化，建立自由貿易區分“五步走”的構想，即：第一步，中國積極參加東盟自由貿易區。第二步，建立中國、日本、韓國和香港自由貿易區。第三步，在前兩步的基礎上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第四步，吸收南亞各國，建立東亞與南亞自由貿易區。第五步，參與和建立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區。他還認為，實現亞洲經濟一體化的五個步驟，既可以分別進行，也可以同時進行，其最終實現大體需要十至十五年的時間。如今，我們從近年來東盟與中國、日本、韓國“10+1”、“10+2”、“10+3”的合作機制一步步形成常態的趨勢看，這一構想正在艱難而部分地成為現實。

而且，與歐洲不同的是，亞洲各國在非經濟領域的政治、政黨合作方面，反而似乎來得更簡單易行。2004年第三屆亞洲政黨國際會議通過的《北京宣言》，得到來自亞洲46個亞洲國家中的35個國家，81個政黨的贊同,亞洲合作機制由此從市場行為轉向政黨行為、政府行為,“亞盟”是方向,不是口號。似乎真的使世人看到了從“東盟”走向“亞盟”的曙光。于是，有人提出“亞洲聯盟之路”，應當從“東亞經濟一體化”起步,走“東南亞聯盟”到“東西亞洲聯盟”，再到“亞洲聯盟”和“泛亞洲聯盟”的漸進之路。同時，從全球戰略考慮，中國可以主動表示歡迎美國參加到促進東亞共同體和“亞盟”的建立中來。

所以，亞盟之路尚遠，但各國還得積極準備，亞洲人決不缺乏合作的智慧，決不缺乏變化的智慧，決不缺乏共濟、共棲而共生的智慧。

推進“東亞一體化”，解決中國的“臺海問題”

我個人也對“亞洲聯盟”抱積極樂觀的態度。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我不但認為，中國應當更加主動地推動“亞洲聯盟”進程，積極推進“東亞共同體”或“東亞一體化”，而且，我心中還存著一個愿望，這就是通過推進“東亞一體化”，解決中國的“臺海問題”。

2008年5月以來，在海峽兩岸積極推動下，“臺海關系”或“臺灣問題”問題的解決，取得了諸多積極進展。但由于海峽兩岸的政治上的敵有對關系多年來談判也沒有實質性結果，沒有從法律機制上，即解決并未從根本上消除。我想，根據國際關系準則，最好能有雙方共同信賴的第三方充當調解人，比如聯合國而不是美國或者其他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歐盟、非盟、阿盟），可能就是充當調解人最佳角色。因為，只有聯合國才可能做到不帶利益交易的善意協調。

但這樣一來，首先要大陸一改過去30年的政治立場，即從堅決反對到主動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當然是有前提條件的，比如雙方簽訂軍事和平協定）。其實，這在國際上也不泛先例，一是前蘇聯在聯合國就有四個席位（蘇聯、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二是以前的西德和東德都分別是聯合國成員，三是歐盟這個國家集團（所有成員都是聯合國成員）），四是聯合國成立之初當時的國民政府在派遣出席第一屆聯大代表時也包括了當時的陜甘寧邊區政府代表（一說中共代表）董必武。從這些先例來看，國家的分裂或統一，政治的分體化或一體化，與是不是聯合國成員，并沒有必然的關聯。我們大可不必在這個問題上鉆牛角尖而時悲時喜。

海峽兩岸的政治集團，都應當以造福兩岸人民為念，以兩岸和合共生為懷，向歐盟尋求和解共生、合作共生、和諧共生的智慧，向聯合國而不是向美國或俄羅斯或日本尋求現實的政治幫助，向亞洲國家謀求促成“亞盟”的政治、經濟、文化實現，并說服日本、韓國、東盟、印度等國，參照歐盟把總部設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市的經驗，把未來亞盟的首都設在臺北市，從而創造條件在國際化和去地區化的背景下，使臺灣問題得以自然而然的平和解決。眾所周知，比利時在歷史上并不是一個國家，它大部分地區屬于法國，一小部分屬于荷蘭的一部分。歐洲人有好戰的一面，但同時在解決內部糾紛方面，也顯得富有智慧而有容乃大。這是歐盟得以成為現實的先決條件。如果中國政府在積極推進“東亞一體化”乃至“亞盟”的同時，通過勸說東亞及亞洲各國把“亞盟總部”設在臺北市，這樣做，也真正顯現出大中華兒女的智慧、勇氣和慈悲心。

如果在成立“東亞共同體”，乃至“亞盟”或“在亞盟建都設在臺北市的問題”上，日本、韓國、東盟、印度的工作一時不好做通，那怕考慮將業已成形的“上海合作組織”功能的擴大，也是值得的。

特別是大陸方面，如果能夠用這種主動積極的策略來處理臺海關系，那么，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首先在處理自身與其他聯合國成員的關系上，也相應主動積極得多，比如，大陸方面再也不需要對任何國家（包括那些太平洋小島國）因為在外交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而“表示贊賞”（感謝）了。說來這是件近乎滑稽的事情。只要我們承認統一必須“尊重兩岸人民的意愿”這樣的政治前提，承認如今不再是少數政治人物或者哪幾個政黨私下交易作出決定后把某個結果交給人民被動接受的時代，那么，我想大陸“從堅決反對到主動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這一政治立場的改變，一定會大大促進兩岸人民彼此的全方位了解和交往，加上聯合國的善意協調，最后形成一個兩岸人民都能共同接受的政治走向。我想，這是我能想象得到的關于臺海關系走向的一條最好的政治路線圖，即：“大中華兩國一制，到大中華一國一制”。

如果臺海敵對關系結束了，我們堂堂一個大國政府，都六十華誕了，哪還需要人家承認不承認??？！而對臺灣來說，由于國際空間的重新展開，臺灣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對外交流發展上，也勢必獲得大大降低成本的利好結果，從而增加對大陸的好感和信任。中國政府如果這樣做了，一定會在海峽兩岸人民心中得分，在世界人民心中得分。所以，即使從臺海統一的角度看，中國也應當積極推動亞盟之路向前延展，再延展！

錢宏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世界共生價值研究院院長 中歐社會論壇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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