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新時代，對亞洲有什么啟示(1)

《里斯本條約》是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歷史性超越

首先我想說，《里斯本條約》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歐盟就完成了所有27個成員國議會或公民公決批準，這絕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曾經書寫過“歐洲夢”的地方的當代歐洲人辦到了。這是歐洲各國整體利益的現實需要，也是人類歷史進程中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背景下邁出的充滿智慧和勇敢的一步?！独锼贡緱l約》的生效，是對奠定“主權國家”（民族國家）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的又一次歷史性超越。

國家主權和民族國家的概念和作為世界秩序的國家主義體系，是從843年查理曼帝國一分為三到“象征三十年戰爭結束”《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后逐漸建立起來，并隨著歐洲殖民主義運動帶到了包括亞洲和中國在內世界各地。

如今，“國家主權”意識早已深入人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國、荷蘭全民公決否決了的《歐盟憲法條約》。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捷克總統克勞斯才一再地為批準《里斯本條約》設障，向歐盟發難。盡管與《歐盟憲法條約》相比，《里斯本條約》少了許多國家特性的東西，如歐盟的“國旗、國徽、國歌”等等，因而27個成員國中，只有愛爾蘭對此進行了全民公決，其他國家均由議會批準。但實質上，基本保留了《歐盟憲法條約》中的內容，一旦執行，將給歐盟的組織運行機制和決策過程帶來不小變化的同時，也是對成員國“主權”的相對弱化。比如，組織層面的變化有：將新設常任歐盟理事會主席(類似總統)，任期2年半，可以連任，取消現行的輪值機制；合并歐盟外交委員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的職權，設立新的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類似外長)，全面負責歐盟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在決策層面的將發生本質性變化，這就是，將有更多領域劃入“有效多數表決制”的范疇，在司法、內政等一些敏感領域，歐盟成員國也不能“一票否決”，這簡直是對成員國“主權”的直接削弱。但同時，也將大大提高歐盟的決策效益。

20世紀的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在歐洲，維克多?雨果和溫斯頓?丘吉爾的“歐洲合眾國”理想的被重新喚起。歐洲的經驗，是果敢地走上和解共存的利益共同體(Community interest)之路。從《布魯塞爾條約》 (1948)到《羅馬條約》（1958），至《馬斯特里赫特條約》（1993），終于完成了歐洲的重新統一。這是一種尊重民族差異和文化個性基礎上的統一，歐洲聯盟與聯合國不同，它是實實在在的國家集團。而這回，被看作是《歐盟憲法條約》的替代和簡化版的《里斯本條約》的生效將使歐盟得以向更民主、更透明、更高效的方向邁進。一旦12月1日正式實施，將為加速歐洲一體化帶來實質性改變，歐盟也開啟了新的時代。

所以，從這些變化看，說《里斯本條約》，是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歷史性超越，一點也不過分。

當今世界，又一次走到了何去何從的世紀轉折點上

那么，《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奠定國家主權概念，為什么在如此深入人心的當代世界會被超越或者說需要重新整合呢？這就要對20世紀至今的歷史作一簡要的回顧，并從國家政治和地球政治兩個層面考慮問題。

從國家政治的角度上看。兩次世界大戰后，從“冷戰”到歐盟東擴，似乎很清晰地標識出這樣一條螺旋式上升的脈絡：從攻伐爭斗，到和解共生！以冷戰結束為分界線，如果說自二戰結束到冷戰終止的40年間，國際秩序形成的由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的兩大陣營斗爭均勢，由于中國國際戰略（1970年代）的改變，形成了明顯的自東向西的實力轉移；那么，在冷戰結束以來的20年間，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轉向全球化、多極化之際，由于俄羅斯改革的成功、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印度的奮起，則自西向東的實力轉移是顯而易見的。

特別是，當今世界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實體的情況是：如果說僅有200年歷史的美國，如今在其內部早已走上了和諧共生之路，而對外尚在謀求王霸之道；那么有著上下5000年歷史的中國，其內部仍然沒有跳出王霸權謀大一統的理路，對外卻（由于財政聯邦下的政府型市場經濟）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另一方面，地球作為人類公共家園，要求人類組織起保障涵蓋所有主權國家的所有公民的尊嚴、自由和安居樂業的治理機制，加倍快速地革新我們的理論思維和制度建構。氣候變化、能源安全、外層空間、族群沖突、文明沖突、網絡民主、移民、黑客、恐怖主義、重大自然災變、跨國傳媒和跨國公司帶來的去國家化、去區域化、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不確定性增加，特別是2008美國金融風暴等重大挑戰和重大機遇，這個世界已經變得“一損俱損，一榮共榮”，再不可能“一枝獨秀”。一句話，世界需要新型國際關系秩序體系，需要所有主要大國之間（而不僅僅是民主國家或權威國家），特別是公民與公民組織之間的合作，以及建立強有力的多邊制度。

那么，這種新型的國際政治秩序體系最可能的形式是什么呢？它將是一種建立在國家實力擴張基礎上的競爭體系呢，還是一種由國際規則來框定的合作體系？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到不同的政治價值觀念，更涉及到當今人類文明形態的轉型訴求。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主權國家政治價值的轉型與整合，人類很可能將“由地緣政治及其權力關系向生態政治及其共生關系”的轉型與整合。歐盟、美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五大政治實體，各自都存在自己的問題，比如美國，主要是外部“國家形象”問題；與美國經濟聯系緊密幾乎到了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地步的中國，主要是內部“社會結構”問題；俄羅斯和印度，主要是內部“經濟結構”問題；歐盟呢，主要是“歐洲夢與美國夢、中國夢、非洲夢”的融合問題。同時，不管它們存在什么樣的問題，這五大政治實體，都具備了推行“多邊主義”，同時也都將具備推行“單邊主義”、“雙邊主義”的實力，誠然，根據“地緣政治”邏輯，五大政治實體采用哪種政治策略取決于哪種政治策略對其最有利于其國家利益。這似乎無可厚非，然而，如果照此邏輯演繹下去，就是說，比如本來就是多邊建構和多邊主義的倡導者歐盟，作為奧林匹克精神發源地的歐洲也被迫繼續拖進這條以“地緣政治”為軸心表現為“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故道，如果有著合縱歷史經驗教訓的中國，不能與歐盟結成更為緊密的戰略聯盟，以共同推行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新型國家形象和國際政治新秩序，那么，古代中國“治亂循環”歷史悲劇就難保不會在今天的世界舞臺重演！

數千年來，國際關系就是權力關系，這一點集中體現在地緣政治中。到目前為止，處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地緣政治原則?，F實中在可以見到的未來，仍然如此。但是，走老的路子，確實有很多問題，這個大家都看到了，但是新路子有沒有呢？如果有，五大政治實體才可以說“對人類作出新的貢獻”。毫無疑問，當今世界需要新的智慧引領前進。

從“農耕文明”時代走過來的人類，如今正從“工商文明”走向“生態文明”。如果說農耕文明時代奉行的政治價值觀主要是經驗主義和權威主義，工商文明時代的價值觀主要是理性主義和資本主義，那么，生態文明時代的價值觀，就是天下主義和共生主義——發軔于中國古代和歐洲工商文明中期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與生態學原理，以及東西方均出現過的大同思想、烏托邦思想、大和思想。生態文明時代最終能取代工商文明時代把人類大和的共生理想訴諸現實么？因為，生態文明的突出特征是人與自然、人與人、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國家（包括國家集團和國家聯邦）的和解共生、合作共生、和諧共生。因此，人類的整個生活方式——包括經濟模式、政治模式、教育科技文化衛生傾向、價值觀念及其行為——都將面臨根本性轉變。比如經濟系統將納入生態系統而不是把生態系統納入經濟系統，倡導和諧、簡約和理性消費；在政治治理上，不再是國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而是強化人類整體利益、世界利益、天下利益的優先性，倡導全球治理和世界公民意識；工商科技發展不再是人類改造自然掠奪自然的工具，而是系統修復生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助手，人類將超越工商文明時代的資源性機械自然觀而突顯整體環境的有機自然觀；生態文明時代不僅會繼續關注普遍人權，也更強調“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責任與普世價值。

因此，那種建立在以權力關系為中心思維向度——即把現行世界政治體制劃分為“威權政體軸心”和“民主政體軸心”以及非此即彼的選擇傾向——將遠不足于適應新型國際秩序的建立。如果說“地球人的特征”，果真是循著“神圣人、英雄人、經濟人、生態人”的脈路演進，如果說包括老歐洲共體在內的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利益共同體，還帶著現代主義主權國家時代的對抗性思維方式的烙印，那么我想，一種可能的選擇，就是創建一種比“利益共同體”更加能夠承載人類共同命運并與新興的生態文明、創意經濟相適應的世界性制度，我把這種世界性制度，叫做“公民共生體”（Civil symbiosis）。

當今世界，又一次處于何去何從的世紀轉折點上。為了促進公民共生體的成長，我們不僅需要提高智商，更需要提高情商、乃至靈商，我們不是工具，我們是人，我們需要愛，不只是對自己國家、民族和利益共同體之愛，還要人類之愛，健全的人不只需要科學，還有價值，需要靈魂?？傊?，主權國家時代的無限增長、對抗性思維、強者施惡，必須被超越與整合。唯其如此，人類才能迎來同處世界公共家園的各民族的真正融合與和平。因為，真正的民族融合，必須建立在發揮個人（公眾）、政府、社會三大自組織力的基礎上。三大自組織力一個都不能少。而要做到這一點，還要在信仰的意義上，還原到每一個民族的每一位公民的良知、良心、良能的三位一體——世俗上帝！

在這個意義上，歐盟27國批準《里斯本條約》這一歷史事件表明，歐洲人再次以實際行為，率先實行歐洲區域的整合，也為世界做出了一個積極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