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金融新秩序的推動力(2)
事實上,中國巨大的市場一直是亞洲國家對外貿易的重要目標市場;中國與亞洲特別是港澳臺的經濟合作,是人民幣貨幣區域化形成的經濟基礎;我國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企業的規模和效率不斷提高,受資源的約束,開始加快對外投資的步伐。
這個時候有意識的推動人民幣區域化,也將與我國貿易和投資的擴張實現良性互動。
挑戰與策略
不過,盡管經濟金融的發展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可能性日益增加,但人民幣完全國際化還存在著眾多的障礙與挑戰。
從經濟層面看,中國經濟還存在比較嚴重的結構性矛盾。比如說消費比例過低,投資比例過高,外貿依存度過高,國民經濟運行的效率也需有較大的提高。
就金融層面看,一是人民幣國際流通量增長不足;二是國內金融市場深度、廣度和國際標準化程度也不夠;三是利率市場化、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資本項目可兌換等都需要進一步推進,我國的金融體系仍然比較脆弱。同時,現有國際貨幣具有慣性,新的國際貨幣要想發展甚至取代舊的國際貨幣不可能一蹴而就。
與此同時,人民幣區域化將使我國在一定程度上面臨損害貨幣政策獨立性、投機沖擊與幣值波動等風險。畢竟,現階段我國資本項目沒有完全放開,大規模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基礎并不穩固。
至于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困難。這里所說的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在資本項目完全放開、實現了可兌換后,具備國際貨幣的功能。屆時,人民幣國際化的負面影響可能體現在五個方面,諸如“特里芬難題”、影響宏觀調控、不利穩定性、國際收支失衡和可能的國際化逆轉。
所謂陷入“特里芬兩難”,即貨幣受到世界信任,在國際計價、交易和價值儲藏中廣為運用,世界對該國貨幣的相對需求大幅增加,表現為該國貨幣升值,產生貿易逆差。在逆差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引起其他國家對該國貨幣的信任危機,進而削弱了其作為國際貨幣的基礎。
其次是人民幣國際化將明顯增加宏觀調控難度,削弱國家調控物價和GDP增速等經濟目標能力。再者是人民幣國際化將不利于和干擾我國經濟的穩定性,使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變得容易波動甚至動蕩。
此外,中國在本幣國際化之后理應承擔起平抑世界經濟波動的責任,對外供應人民幣的責任可能導致中國貿易收支狀況趨于惡化,國際收支失衡。
最后,如果人民幣幣值不穩定,可能遭受國際化逆轉風險,即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出現反復甚至出現被其他國際貨幣替代的風險。
推進和實施人民幣國際化“三步走”中的策略步驟必須是相互銜接、相互交叉進行的。尤其是各個階段要與資本項目的開放,也即人民幣可兌換相配套、相銜接、相呼應。也就是說,人民幣可兌換與國際化可交叉或同步進行,互為促進。當前,國際社會十分關注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表。
最近中央支持上?!皟蓚€中心”建設的文件中明確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不難看出,上述政策表述中已經暗含了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乃至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表?,F在要做的是將時間表進一步細化,以及對各個時點、各個路徑階段的利弊進行充分的論證。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戰略必須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進程相一致。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諸多制度性缺陷進一步凸顯,成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痼疾。
央行行長周小川關于將特別提款權(SDR)發展成“超主權儲備貨幣”的重磅言論在國際社會激起了千層浪;西方媒體解讀該文顯示中國對美元主導地位的不滿。
但是,在可預見的時間范圍內,由哪一種貨幣取代美元幾乎不現實,在今后最可能的國際貨幣格局是“一極多元”。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既符合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根本需要,也符合世界整體金融和經濟利益。
為此,應推動儲備貨幣結構多元化。積極擴大特別提款權的使用范圍,爭取人民幣成為SDR籃子貨幣之一。增加中國在IMF等國際組織中的份額,加強國際金融衍生品的監管,改變不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推動建立包容有序、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
(吳念魯,國際金融專家。曾任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盧森堡分行行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國際金融研究》雜志主編,現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博導,北京交通大學中國產業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等院校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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