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眼中的經濟危機史(1)

經濟觀察報 記者 蘇琦

被危機殃及的年代

1929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在給中國造成現實中的麻煩的同時，還給中國的精英們帶來了一場頭腦風暴。對麻煩的應對和對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最后形成吊詭的歷史合力，將中國經濟送上了一條國家統制經濟的道路。

現實的麻煩主要體現在陷入危機中的日本加緊了對中國侵略擴張的步伐，最終通過策動“滿洲事變”攫取了中國的東三省。此后國聯調解的失敗，在讓中國人被迫咽下屈辱的苦果后，也加緊了自身應對一場越來越迫近的全面戰爭的步伐。這種努力主要體現在國防和資源委員會的成立，以協調全國之力抓緊建設和備戰。

此外，為加速從衰退中復興，美國在1933年放棄了金本位，又于次年通過《白銀法案》，宣布將白銀在貨幣儲備中的比例提升到1/4。此舉大大拉抬了全球銀價，加速了中國的白銀外流，進而令“廢兩改元”后中國的銀本位岌岌可危，最終在1935年被迫放棄了銀元，改行有管理的通貨——法幣。法幣改革的實施，削弱了地方銀行的實力，大大加強了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金融管制能力，這與國防和資源委員會的產業整合能力相結合，加大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力度。

與此同時，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們也紛紛反思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 “弊端”，稱贊蘇俄“有計劃”的工業化的好處，而馬寅初、王云五等人更提出“統合經濟論”，提倡在國家的規劃下更有目標地發展經濟，避免工商業的無序競爭。在這些物質和思想準備的基礎上，抗戰期間戰時經濟的需要更強化了經濟的國有化傾向。

及至抗戰勝利后，眼看 “經濟統合”的成果被四大家族攫取，預期中的國家資本主義演變為大官僚資本主義，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們頗有一種“悔不當初”之感。國民黨之在知識界“失寵”，除了政治上的不民主外，經濟上的化“國”為“家”也是主要的肇因。

再次令人感到吊詭的是，四大家族聚斂起來的巨額財富在解放后被沒收，成為國有資本的主要組成部分，從而為一個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經濟體制的建立奠定了前提，進而為計劃經濟的實施鋪平了道路。

反觀獨立后的印度，盡管尼赫魯特別心儀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但面對頗有實力的、憑借其《孟買宣言》在精英層中贏得相當號召力的私有經濟部門，只能采取競合模式，終其一生的努力，雖于國有經濟有所壯大，但印度經濟始終是一個混合所有制經濟，而未能演變成一個以國有部門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體。

隔岸觀火的年代

1973年6月29日深夜，美國頭號資本家老洛克菲勒的孫子、大通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和他的妻子佩吉與中國總理周恩來在中南海進行了一場會談。那天下午，戴維剛剛同有關部門簽署了一份協議，使大通成為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銀行的第一家美國代理行。

據戴維回憶，那天晚上周恩來最感興趣的話題是國際經濟和貨幣形勢。周恩來向他問及了美元的疲軟以及美國的高通脹率和國際匯率的波動問題——“對于美國的經濟問題可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總理似乎十分擔憂，并讓我解釋一下國際貨幣體制?！?

戴維·洛克菲勒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講起，講到馬歇爾計劃，五六十年代以美元結算的國際貿易的迅猛增長和隨之產生的歐洲美元市場。他還談到60年代中期因約翰遜的“大炮加奶油（同時增加軍費和福利開支）”財政與預算赤字政策造成的美國通貨膨脹。這些政策導致了收支逆差，加之歐洲美元市場的抽離作用，最后迫使尼克松決定放棄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比率，事實上宣布了美元的貶值，布雷頓森林體系也隨之破產。

在這一個小時的基本情況介紹即將結束的時候，戴維總結說，給美元帶來麻煩的是錯誤的經濟政策，而不是美國經濟的根本痼疾，“如果我們實施更加審慎的經濟政策，美元還會再次堅挺起來?！?

戴維形容這是一次“喜人”的會談，周恩來總理的濃厚興趣和友好態度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過，戴維回憶說，周可能太注重禮貌了，沒有糾正他的錯誤看法，因為他懷疑周實際上認為，困擾美國、西歐和日本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嚴重問題，并不是他所說的冒進政策，而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存在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肯定是包括周恩來在內中國精英層在當時的普遍認識。然而，令顧準等中青年經濟學家感到困惑的是，盡管資本主義陷入了“滯脹”的泥淖，但類似1929年那種 “資本家往大海里倒牛奶”式的生產過剩性危機畢竟沒有重演。雖然官方版本教科書還在喋喋不休地說資本主義的危機并沒有結束，還在以這樣那樣的形式不斷出現，但過去那種主要從實體經濟出發的“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式的解釋模式顯然已經過時了。

在某種程度上，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衰而不亡”、“腐而不朽”讓中國的經濟學者們開始反思西方市場經濟的活力所在——由市場形成的供求決定著資源的匹配，盡管有波動，但是效率很高，而且其波幅已經因凱恩斯主義而有所熨平。以此為出發點，中國改革派經濟學者開始沿著從 “按價值規律辦事”到“價值只能由價格來體現”，再到“市場是形成價格的最理想場所”的路徑朝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曲折前行。

然而，總體來說，這一時段的中國經濟學者的目光尚未能脫離實體經濟的窠臼，對于西方因“貨幣管理”問題而導致的資本市場的動蕩及其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依然陷入解釋性困惑——彼此的觀照指標和話語體系實在是差別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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