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國經濟衰退幾率等于零(1)

網絡版專稿 實習生 吳麗 當未來很不確定的時候，有時候看看過去，會幫助我們從被經驗證明有效的辦法中吸取力量。當今這個世界，中國需要這樣，美國恐怕也需要這樣?；氐奖蛔C明有效的辦法中去，才能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題目很有意義。

改革開放是被逼出來的

在座的各位都是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見證人。我談談我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一些體會。

對改革開放，我最深刻的體會是：如果要問改革開放從哪里來的，它應該就是被逼出來的。這個“逼”，是促進人類進步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30年前的中國，處在這個被“逼”的環境中。在當時，第一，人口數量非常多；第二，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要屹立在世界，非常不容易；第三，我們原來選定的體制，困難重重。我們當然可以用宣傳的辦法，每天鶯歌燕舞，說形勢大好，但走進中國普通人民的生活，你會發現很多問題。10億人口，其中8億農民種糧食，都不能讓中國人民吃飽飯。1978年人均收入不到134元，其中絕大部分是實物，糧食、柴火都算進去，現金部分只有二三十塊錢。這就是當時的情況。只有一般的貧窮，這個力量還都不足以逼出一場改革。另外，中國一些局部地區、甚至全國較大范圍出現了饑荒，這才逼出了體制的變更。
包產到戶是30年前發生的改革。包產到戶有個前提，就是允許農民有塊自留地。自留地哪來的？就是饑荒逼出來的。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天災占3分，人禍占7分，是政策、體制、作風出了問題，導致數以千萬計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這當然威脅國家的政治安全和穩定，所以就逼出一塊小小的自留地——自留地所有權是公家的，使用權交給農民。所有在農村待過的人發現，同樣的農民在自家地里的勞動和在集體里的勞動是不同的。所以這個好制度要擴大。要擴大還要靠逼。1978年，安徽、內蒙、貴州遭遇惡劣天氣，面臨饑荒威脅，這時候大規模的包產到戶就產生了。仔細回想，摸著石頭過河，我們為什么老能摸到石頭？因為底層總有變革的要求。收入沒法提高，會沒有人想辦法嗎？生活不能改善，會沒有人想辦法嗎？中國底層不甘心，總會有人去試。

為什么1978年能開始改革開放呢？一個是客觀實際“逼”著不得不做，是底層自發的活動；另一個是得到了上層的承認，提供了合法化的空間。早在1956年下半年，溫州就已經有了農村包產到戶的改革。但在過去，經常是底層應付困難的辦法不容易得到國家上層的承認，很難合法化。不合法化，就不能持久，就不能變成制度。

改革開放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不得不做。改革要觸動傳統的觀念，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個“逼著不得不做”的力量。中國所謂有希望，就是基層總有厲害的人。都說民營企業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其實你到溫州去看，計劃體制下就已經有人在搞所謂“地下工廠”，問題是那個時候沒有合法地位，今天打一槍后天就被抓起來了。鄧小平厲害在什么地方呢？當國家處于“被逼”的環境時，他會做一個反應，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國家機器不能高高在上、脫離實際，以為只憑教條和書本就可以把國家治理好，而是要從底層的實踐活動中吸取力量。改革開放，就是這么一個底層自發的努力慢慢被國家上層結構吸收的過程。

我自己很幸運，30年前也享受了改革開放的成果，得到了回黑龍江參加考試的機會，從而可以進入高等院校學習。到了北京，又遇到一個機會。當時黨內一個開明人士杜仁生（音），他給年輕人去調查研究的機會，于是我可以參與農村改革的調查。中國這么大，底層生活這么豐富，南北方都有創造。下去調查，把調查的東西拿來，互相比較、鑒別，從中發現合理因素，然后先用短期政策承認，再把這個政策長期化，如果發現效果好，上升為法律、國家制度。這就是我體會到的改革。

現在回頭看，這么一套樸素的辦法，實際就是實事求是的辦法，我們誰也沒有想到中國就走出這么一條路了。原來在教條的想法下，這些都是不可以的。公社、公有制，那就是全盤公有，歸公的土地越多越好。斯大林的體制，是按照馬克思思想讓全社會成為一個超級國家公司，組織生產。聽起來是有道理，可以避免重復生產?？墒且粚嵺`，發現有問題。一個是信息成本太高，搞不清楚無數的消費者需要什么東西。另外激勵機制不夠，中央計劃機關下的命令需要很久才能傳達到底下去。這樣的話一層一層怎么管好工作？超級國家公司的模式，對付戰爭、對付法西斯很有效。到了今天，用舉國體制集中精力解決一個問題有效，但要讓和平時代千百萬人改善生活，這個體制就沒效。鄧小平的厲害之處在于運轉了超級國家機器多年。他曾經是中央第一線領導人，他知道信息成本之高。北方過去冬天沒有蔬菜吃，要儲存大白菜。這樣的事情年年要中央副主席陳云同志親自批意見、親自抓。沒有高級領導人抓，這個機器就轉不動。這種困難大家都感覺到了，但怎么走出來？就是要尊重下面基層的創造，大膽開放，把企業放進來，這些企業用不著層層請示，廠長、經理有自主權?；鶎涌傆行﹨柡Φ娜瞬涣T休，要求得到自主權。東南沿海屬于“戰爭前線”，國家沒有布多少企業，但是也總有一些厲害的人在工業、商業里打轉，尋找機會，甚至以當時看來非法的手段改善生活、創造市場、抓住機會。鄧小平的政策，就是從這里頭發現的。蕪湖的傻子瓜子，炒得好，鄧小平文獻三次提到傻子瓜子，就是不許黨內左的力量去隨便動它?，F在回頭看，中國從一個超級國家公司解套出來，就是因為能夠充分尊重地方、底層的實踐。中華民族，5000年文化，總有厲害的人，總有不善罷甘休的人。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這么一個底層自發的努力逐步得到國家上層結構承認的過程。

當然，這里頭是不平衡的。我們的多種企業、經濟有了發展，我們的民營企業得到了承認，這些都是今天中國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基礎。但我們要看到，這個改革的進步是不平衡的，在別的領域，比如政治領域、行政體制領域不那么配套。鄧小平說過，如果改革沒有均衡地推進，到一定時候就很難推下去。

什么東西會把中國進一步往前推呢？最近大家都討論困難，討論威脅，討論次貸危機、華爾街金融風暴，我們不應該只研究這個事件本身，而是要借機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抽象出來看待這個問題。中國經濟好的時候可以解決一些問題，壞的時候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因為壞的時候會形成一個“逼迫”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