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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醫院甚于“招待所”
    周其仁
    14:40
    2007-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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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哈爾濱二醫的天價醫藥費案鬧得沸沸揚揚,似乎為“市場化醫改失敗”論提供了鮮活的證據。不過讀了有關報道后,我問了一個問題:在一擲千金付天價買醫療服務的“顧客”沒有得到醫院善待的同時,他們的天價消費行為,是不是也損害了其他一般求診患者呢?(見本報2006年3月20日47版《天價醫藥費損害他人嗎?》
        我的問題,集中于天價消費行為的后果,而把支撐“天價消費”的收入來源是否正當、是否合法、是否靠公家報銷等因素暫時隔開。我問,即使收入來路正當、不靠公費報銷,那揮金如土、看來“離譜”的天價消費行為,會不會損害其他普通的消費者?
        探查到的結論,是四個字——“要看條件”。我寫道,在“市場準入自由和方便,商業創新的自由和方便”的條件下,天價消費不容易損害他人。因為市場迫于競爭的壓力,可以細分不同的消費層次,直到對每一個消費層次都提供物有所值的商品和服務。在此條件下,“有人在高級酒樓享用海鮮大餐,并不損害我在大排檔里吃陽春面”。但是反過來,倘若行業準入的門檻過高、服務供不應求,就是另一回事了。
        為此,我特別舉出“招待所的市場之路”作為參照。招待所本是政府機構,過去按財政預算和招待標準執行“公務接待”任務??墒墙洕案慊睢敝?,實際的公務招待標準屢屢超出財政預算許可的范圍,逼得招待所面對一個尷尬的挑戰:靠什么來對付超支日益嚴重的公務接待任務?
        出路就是“允許招待所經商”。就是說,讓原先“只認級別不認錢”的公務接待系統,變成“也認級別也認錢”的雙軌制。要知道,那時中國的商品經濟剛剛發端,一切與要素流動有關的服務一概嚴重短缺——出門難、吃飯難、住宿難,沒有一樣不難的。政府招待所遍布全國城鎮要道,占盡地利之便,外加揮之不去的等級制神秘色彩,一朝對公眾開放,不免生意滔滔。
        總之,雙軌制招待所的“商務模式”非常成功。它可以高價滿足高端的市場需求,也可以獲得財政以外的資源來彌補嚴重出超的公務接待。教條的理論家認為水火不相容的“行政”與“市場”兩套制度,現在經由一個機制在招待所里完美相連:本來單憑政府財力難以維系的按等級分配享受的體制,由于對市場開放而獲得了新的生機。
        在這樣半官半商的場所,優質飯菜和服務的提供,并不完全服從“出價高者得”的市場邏輯。由于賣家之間的競爭嚴重不足,所以無論買家怎樣競相“出價”,其實都要負擔一部分對“公務招待成本”實施補貼的義務。比較起來,“出天價的”的客人還容易得到招待所的熱情關注,因為他們對招待所擺脫困境的貢獻比較大;一般“平價消費”的客人呢?常常只好對不起了。反正只要供不應求,總有愿者上鉤的。在這個招待所故事的另外一面,邏輯也很清楚,種種公務接待的超標準享受,無論當事人是否心知肚明,只要不是來自財政開支追加的補貼,就一定來自招待所對普通顧客的克扣。
        對我來說,一個可靠的實例在手,稍加簡化,就有助于舉一反三、認知復雜的真實世界。所以讀到哈爾濱天價醫藥費案的報道,我的第一反應就是“這難道不正是一個招待所”嗎?是呀,牌子都是“政府辦”(“公立”是也),顧名思義都應該公益為本、為人民服務??墒?,“公”字當頭的組織,在內瓤里已經發生了一個變化,那就是部分“公費消費”——無論“公費招待”還是“公費醫療”——遠不是正規的財政開支可以負擔得起的。出路也一樣,就是允許政府的招待所和公立醫院開門經商、以商養“公”,以應付與財政能力脫節的公費需求急速增長的現實壓力。
        只有一點不同,也是上文講過的,即公費醫療比之于公費吃喝,在量上大到難以比擬。以萬元人民幣計賬的大吃大喝,不是沒有風聞,不過終究還不是那么多;可是萬元一次的疾病檢查和數萬元一次的單項診療,聽來卻稀松平常。況且,后者事關健康生命,開支再大,一般人也不會往腐敗那里想。由此,公立醫院的尷尬行為,在數量上就令招待所望塵莫及。以下文字是去年寫下的,現在要向讀者再一次表達一下。
        “當今我國的醫療機構,比當年的政府招待所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任何一個地方集中了優勢醫療資源的機構,高干、準高干、‘低干’、關系戶和普通患者統統在一起就醫就診。不需要我來說,……醫療是高度依賴關懷、關心、注意力的服務,醫護人員的精力有限,服務的品質更可以天上地下。當醫院格外精心地‘招待’權力人物和天價消費者的時候,普通患者的‘陽春面’怎么還可能物有所值?”
        進一步,我們來回答“天價消費是否損害他人”的問題。我說得明白,“不是天價醫藥費當事人故意要損害他人,而是在當下醫療體制的約束下,他們的行為在客觀上可能損害沒有能力支付天價的患者。以哈爾濱醫大二院這次事件為例,我們要問:身為退休教師的患者進了高干病房,高干病房的服務負擔是不是因此加重了?這加重的高干(大款)服務壓力,是不是要靠非高干醫療服務來做“貢獻”?在這種情況下,同一家醫院為普通患者服務的資源是不是因此就減少,醫師接見普通患者的時間是不是因此更短,而注意力也更難以集中?再試問,當事人讓‘北京的專家、護士長來會診了一百多人次’,這些醫護人員原來在北京的服務對象應得的服務,是不是要被大打折扣?”
        結果當然誰也不滿意?!俺鎏靸r”的不滿意,因為他們覺得在醫院里根本得不到可與其他消費場所相比的關照。普通患者更不滿意,因為他們不但在醫療服務的優先順序里排名靠后,而且一旦醫院無法滿足所有患者要求的時候,向他們提供的服務往往價高質次,同樣涉及健康生命的患者權利,常常要遭受到“公費醫療”和“天價消費”的雙重擠壓。醫療服務弄得民怨四起,不是無緣無故的事情。
        不過,當年紅火的“招待所模式”,后來還是結束了。其中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在政府招待所之外,街市上的飯店酒樓餐館越開越多。賣家競爭激烈了,服務資源動員得充分了,誰還一定要到招待所來做貢獻?今天哪位朋友有意到政府賓館里過過癮,人家當然還是歡迎的。但是,越來越多的普通消費者,完全可以在“招待所”以外的龐大餐飲旅店的市場體系里,找到自己中意的消費場所。在這個約束條件下,招待所就是立志“黑”顧客,怕也不容易了。整體看去,叫不叫“市場化”無所謂,反正“招待所模式”落花流水春去也。
        不幸的是,“轉型招待所”的體制特色,在當今“公立醫院”里仍然得到了最完整的保留和發揚光大。問題是那樣的普遍,指控個別醫院和醫生的道德,未免文不對題吧?我們不妨還是到最重要的約束條件里去尋找事情的原委吧——迄今為止,雖然頂了“市場化”乃至“過度市場化”那樣一頂大帽子,可是怎么算,我國醫療服務領域還是“招待所”太多太多、市場組織太少太少。
        問題集中了:為什么市場化的餐飲住宿服務后來得到了充分發展,而在同樣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和改革開放環境里,醫療服務體制卻“招待所”依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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