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走不出的“五四”(1)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馬國川

走出五四

經濟觀察報：作為一個人文學者，你一直在關注和研究五四。你是如何與五四對話的？

陳平原：我1978年春上大學，趕上思想解放運動，那時候，我們模仿五四“新青年”，談啟蒙，辦雜志、思考中國的命運。后來念研究生，學的是中國現代文學，那就更得跟“五四”對話了。其次，我在北大讀博士，畢業后長期在這教書，而對于北大人來說，“五四”是個永遠值得追懷的歷史時刻。無論學術、思想還是文章趣味，我都自覺跟五四新文化血脈相通。第三，這也與我近年關注現代中國大學命運有關。最近十幾年，在文學史、學術史之外，大學史成了我另一個論述的焦點。在我看來，大學不僅僅是生產知識，培養學生，出科研結果，出“大師”，大學還有一個義不容辭的責任，那就是通過知識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革里。這是我心目中“好大學”的一個重要標志。五四時期的北大，就是一個典型，它抓住了從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折這么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將其“才華”發揮到淋漓盡致。別看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學，真有北大那樣的機遇、那樣的貢獻的，還真不多。

經濟觀察報：僅僅是在介入社會變革的意義上，都比不上北大。

陳平原：對一個關鍵性的歷史時刻，深度介入、有效介入，完成某種社會變革，五四時期的北大，讓后人歆羨不已。我所學的專業，促使我無論如何繞不過五四這個巨大的存在；作為一個北大教授，我當然樂意談論“輝煌的五四”；而作為對現代大學充滿關懷、對中國大學往哪里走心存疑慮的人文學者，我必須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見與偏見。在這個意義上，不斷跟五四對話，那是我的宿命。

經濟觀察報：但是1993年你寫了一篇文章呼吁“走出五四”，為什么要“走出五四”？

陳平原：就像所有光輝的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一樣，五四當然也有其局限性。就拿學術研究為例，我曾經說過，五四所建立起來的那一套學術范式，可以簡要地概況為：西化的思想背景；專才的教育體制；泛政治化的學術追求；“進化”、“疑古”、“平民”為代表的研究思路。這一“范式”，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文化建設，發揮了很大作用，但也產生了若干流弊。政治學家討論激進主義的利弊，歷史學家重評儒家文化的功過，文學史家反省平民文學崇拜，所有這些，都是力圖在學術層面上“走出五四”。

經濟觀察報：與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中國思想學術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走出五四”是否與此有關？

陳平原：應該說是有關系的。受歷史情境制約，有些問題，我們沒有辦法公開討論，有時甚至無法或難以“直面慘淡的人生”。但是，90年代的學術轉折，不完全是政治環境的問題，也有其內在理路。八十年代流行宏大敘事，有理想，有激情，想象力豐富，但論述上稍嫌空泛。我們滿腔熱情做的，就是用西學來剪裁中國文化；那些對于傳統中國痛心疾首的批評，有真知，也有偏見。最大的貢獻是，我們用濃縮的辦法，重新接納洶涌澎湃的西學大潮，把被人為切斷的將近半個世紀的西學發展史接續起來了。所謂“走出五四”，其實是想清理我們自己的思路。八十年代的口號是“撥亂反正”，返回哪里？一開始想返回到五六十年代，后來發現，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是建立在五四那一代的論述思路上。于是，我開始清理從晚清到五四建立起來的那一套學術范式。

經濟觀察報：你為什么把晚清和五四捆綁在一起討論？

陳平原：90年代以前，學者普遍關注五四；90年代以后，很多人轉而關注晚清。我的立場有點特別，談論“五四”時，格外關注“‘五四’中的‘晚清’”；反過來，研究“晚清”時，則努力開掘“‘晚清’中的‘五四’”。因為，在我看來，正是這兩代人的合謀與合力，完成了中國文化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這種兼及“五四”與“晚清”的學術思路，使得我必須左右開弓——此前主要為思想史及文學史上的“晚清”爭地位；最近十年，隨著“晚清”的迅速崛起，學者頗有將“五四”漫畫化的，我的工作重點于是轉為著力闡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復雜性。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這么說？

陳平原：我可能是最早有意識地把晚清和五四捆綁在一起，來加以認真辨析的學人。因為我始終認為，就年齡而言，晚清和五四是兩代人；但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學術的轉折關頭，這兩代人面對同樣的問題，其知識結構與思想方式大同小異，可以放在一起討論。這還不算他們之間有很多人是“誼兼師友”。大家不要以為，五四的時候，梁啟超他們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不再發揮作用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和夏曉虹主編的《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既談論“為人師表”的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也涉及“橫空出世”的傅斯年、羅家倫、鄧中夏、匡互生等，還有就是梁啟超、康有為、章太炎、嚴復等人，同樣在“五四”中發揮作用。兩代人之間，有區隔，但更有聯系，尤其是放長視野，這一點看得更清晰。他們的工作目標大體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話文、接納域外文學等，很多想法是一脈相承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共同完成了這個社會轉型。因此，我更愿意把這兩代人放在一起論述，既不獨尊“五四”，也不偏愛“晚清”。當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點，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間，總是會有縫隙，有矛盾，甚至互相爭奪生存空間和歷史舞臺。問題在于，今天我們所理解的中國思想/學術/文化/文學的轉型，是在他們手中完成的。正因此，大家不太談晚清的時候，我會強調晚清的意義；大家都來關注晚清，我就轉而強調五四的意義。在我看來，晚清與五四，本來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