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還在求學期間，天分頗高，意氣風發。高考考數學時答題甚速，竟無所事事而開起了小差，交卷時發現部分答案未謄上答題卡，即便如此，他還是考進一家重點大學。因為才華橫溢，處世不羈，他在同學中諢號“小能”。

從小能到老熊，其間不過數年，滄桑之變或因一事。老熊在大學期間交了一上海女友，二人感情甚篤。畢業后雙方談婚論嫁，女方家境普通，一大家人擠在上海的老弄堂里，遂要求老熊先置業再結婚。老熊來自湖北小城，其父母均為工薪階層，雖為“績優股”，卻難以負擔上海的高房價。老熊據理力爭，并承諾三年買房，女方家人仍舊不依，僵持一段時間后，二人遂分，令老熊哀傷不已，自此性情大變，常在友人間大肆宣揚婚姻經濟學的論調。

“婚姻經濟”的復活

老熊并不是“婚姻經濟學”理論的始創者，這個詞可能源自經濟學家陳志武。陳志武在給女兒陳迪的信中曾談到，“在20世紀初以前的中國，婚姻是一個家庭以利益為目的，為了生存而成為的一項經濟工具?！倍话倌曜笥液?，房產在決定家庭生活質量中的話語權的空前放大，似乎令其再次在婚姻關系中占到了主導地位。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認為，對房產的需求之所以被提升到如此高的地步，“一方面是因為房產具備良好的抵御通貨膨脹能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轉型期社會中高度不確定性。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職業的不穩定、市民投資手段缺乏、周圍制度環境的變幻莫測，都形成了對未來的恐懼感?！?

事實上，有房與否和房子歸屬問題，不僅成為“老熊們”進入婚姻的重要門檻，也成為家庭婚后財產分割的主要矛盾。

一個頗為直觀的斷面是，以房產為主體的婚姻家庭糾紛，甚至讓人們開始大規模訴諸于法律。

上海市律師協會民事法律委員會主任賈明軍曾做過一項調查，婚后因為房產購置、歸屬問題上出現分歧而造成婚姻破裂的比例超過10%。

“婚姻中誰來買房、房址對誰而言更方便、房產證上寫誰的名字、離婚后按何比例分割、誰拿錢誰得房，種種問題，都是我們受理案件中司空見慣的問題?！辟Z明軍說。

正是基于這種變化，2001年中國婚姻法做出重大修訂，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行業人士為新的司法解釋總結出一些特點：當事人財產爭議的重點轉移到房屋、汽車、存款、有價證券等不動產和重要動產上來，基本生活資料不再是爭奪的對象；當事人舉證的證據形式多樣，有房產證、照片，甚至錄音、視頻等，不再限于雙方陳述和其他人員的證詞。

國內專業從事房地產糾紛業務的滬家律師事務所訴訟業務部主任付忠文律師，為記者圍繞過去五年房地產問題帶給法律領域的變遷，做過如下梳理：

婚前咨詢的數量急劇增加，咨詢重點不再關于如何維系婚后感情而是圍繞房產問題，這一數據在2009年同比增加就達到了40%。

婚姻家庭涉及的財產糾紛標的額大幅攀升，由五年前的10萬元左右，增至兩三百萬元以上。標的額的增加直接導致司法判決難度系數加大，其中的主因來自于房地產價格的飆升。

動遷款的詛咒

需要看到的是，婚姻只是社會道德契約系統遭到高房價腐蝕的其中一個環節，房價飆升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動搖了中國社會的根基——家庭倫理。

這一現象在拆遷——這一遍布中國的大規模城市生長運動中格外突出，在高房價背景下，拆遷安置不僅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城市資源轉移，也造成了無數以家庭為基礎的社會心理的巨大激蕩。

2009年11月27日，著名的拆遷地北京大興發生一起震驚全國的滅門案，一家六口在家中被害，最小的年齡不到2歲。兇手竟是這個家庭的80后男主人李磊。

因為地鐵建設，天宮院村剩余的耕地以及宅基地，被規劃一次性全部拆完。而政府的補償款遠遠超過村民們的最高預期，各項費用加起來，宅基地平均每平方米能夠補償7500元—8000元。李家世居北京大興天宮院，當地拆遷，李磊一家獲得了600萬元拆遷補償。

事實上，拿到補償款的存折僅半年時間，村民們最初源自財富暴增的亢奮，已逐漸被另一種情緒所取代：僅半年時間，村里病死的、撞死的已經有21個。

拆遷造成的暴富故事，并不只發生在北京大興，在全國范圍內，河南鄭州城中村、云南昆明城中村、深圳崗廈村等地都在締造拆遷致富的傳奇。其中有的故事令人咋舌，例如經過兩年拆遷談判的深圳崗廈村改造，催生了一大批千萬富翁以及若干億萬富翁。

一夜間得來的財富，不僅帶來了諸如李磊這類心理極度扭曲的個案，如何分配帶來的矛盾，常常又被激化至法律層面。

付忠文在多年的從業經歷中，看到無數曾經同甘共苦的家庭成員，常常會為了拆遷款分配大打出手、對簿公堂，最后兄弟反目、親情斷裂。

“從法理上看，動遷安置類案件的判定非常簡單，但實際判決中的難點在于，人們對動遷款和實物補償方式的利益分割往往存在爭議?！备吨椅恼f，“試想那些工資性收入不高、由七八個人甚至10多人擠在小弄堂里的大家庭，一下子碰到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的補償，如何分配，是非常棘手的問題，法院對一些案例甚至無法作出最終判定?！?

無法承受和無可選擇的

如果說高房價，在圍繞房產財富分割問題上，造成了一系列社會群體觀念和行為的動蕩，而其對那些希望通過擁有房產來獲取城市社會身份認同的年輕群體而言，更是一片難以逾越的荊棘屏障。孫立平曾從社會學的角度，梳理了房產購置者的社會結構。他在研究中發現，居民消費的增長和進城的農村人口，并非買房人的主力。當前的買房人，主要是包括改善住房者和投資投機者在內的有房一族。在此背景下，房產更多的是以商品屬性而不是生活必需品屬性，被推到了令普通民眾難以企及的價格水平。

畸高的商品價格，往往造成市場的失衡，而生活必需品的畸高，造成的則是社會的失衡。一個被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尹中立引作高房價惡果的案例，是日前發生在代工企業富士康內部員工中的“12連跳事件”。

在尹中立看來，以這些跳樓員工為代表的億萬中國農村青年，不同于其父輩掙錢回鄉的心理預期，他們更希望從農村完全走進陌生的城市。遺憾的是，城市并未為接納他們做好準備，其間的障礙先有戶籍制度，現在變成了高房價。

在總結富士康員工跳樓現象時，華東師范大學應用心理學系主任、上海市社會心理學會副秘書長崔麗娟對記者說：“個體對社會的歸屬感，是社會心理健康的基石。正處于成家立業階段的年輕人，如果不能通過房子這一載體建立起家庭，他們的社會價值常常難以得到認可，導致其心理出現扭曲?！?

“可以想見，當比對自己微薄收入和狂飆的房價時，他們會何等絕望，自殺以換取經濟補償和內心安寧，在他們看來似乎成了最佳選擇?！贝摞惥暾f。

19世紀末，社會學家涂爾干曾有過這樣的分析：自殺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個人行為，而是對正在解體的社會的反應。由于社會的動亂和衰退造成了社會——文化的不穩定狀態，破壞了對個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社會支持和交往，因而削弱了人們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

事實上，與“農民工”群體遵循城市社會吸納和排斥功能同一邏輯的“白領新移民”，同樣經歷著類似的煎熬。

在各地城市的高度細致化的身份支付制度的設置中，大部分白領移民以高學歷所換得的，僅僅是類似居住證的“不完全市民資格”。只有當他們在城市購買住宅之后，他們才可能獲得真正的身份認同，以及附著于這一身份之上的各種市民待遇。

中國社會學會城市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陳映芳認為，在有關 “蝸居”、“蟻族”現象的議論中，有圍繞房市房價的經濟式的討論，也有主張視“人才”對象對于城市發展的重要性而加以區別對待，但這些多少偏離了市民的生活權利問題、政府對市民的社會保護責任如何落實、公共資源如何配置等社會公平問題的建構原則。

在陳映芳看來，城市政策的設計者所窺視的，不僅是白領職員們整個職業生涯的經濟支付能力，其所算計的，還有年輕人背后的父母家庭的支付能力！城市開發運動在今天的中國，不僅損害了社會公平的正義原則，它還操縱利用了中國家庭作為生活共同體的共濟互助功能，吮吸、劫取了無數家庭的養老資源。

陳映芳說：“目前，高房價城市開發體制的根本邏輯并沒有發生變化。被不斷測試和重新計算的，依然是各種社會群體的生活需求以及支付能力的極限所在，當然還有人們忍受或者批判社會不公的能力?！?

（本報記者周亞玲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