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見，當比對自己微薄收入和狂飆的房價時，他們會何等絕望，自殺以換取經濟補償和內心安寧，在他們看來似乎成了最佳選擇?！贝摞惥暾f。

19世紀末，社會學家涂爾干曾有過這樣的分析：自殺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個人行為，而是對正在解體的社會的反應。由于社會的動亂和衰退造成了社會——文化的不穩定狀態，破壞了對個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社會支持和交往，因而削弱了人們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

事實上，與“農民工”群體遵循城市社會吸納和排斥功能同一邏輯的“白領新移民”，同樣經歷著類似的煎熬。

在各地城市的高度細致化的身份支付制度的設置中，大部分白領移民以高學歷所換得的，僅僅是類似居住證的“不完全市民資格”。只有當他們在城市購買住宅之后，他們才可能獲得真正的身份認同，以及附著于這一身份之上的各種市民待遇。

中國社會學會城市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陳映芳認為，在有關“蝸居”、“蟻族”現象的議論中，有圍繞房市房價的經濟式的討論，也有主張視“人才”對象對于城市發展的重要性而加以區別對待，但這些多少偏離了市民的生活權利問題、政府對市民的社會保護責任如何落實、公共資源如何配置等社會公平問題的建構原則。

在陳映芳看來，城市政策的設計者所窺視的，不僅是白領職員們整個職業生涯的經濟支付能力，其所算計的，還有年輕人背后的父母家庭的支付能力！城市開發運動在今天的中國，不僅損害了社會公平的正義原則，它還操縱利用了中國家庭作為生活共同體的共濟互助功能，吮吸、劫取了無數家庭的養老資源。

陳映芳說：“目前，高房價城市開發體制的根本邏輯并沒有發生變化。被不斷測試和重新計算的，依然是各種社會群體的生活需求以及支付能力的極限所在，當然還有人們忍受或者批判社會不公的能力?！保ū緢笥浾咧軄喠釋Ρ疚囊嘤胸暙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