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化解金融危機十年回首

經濟觀察報 記者 王小強 接下來的問題變成，廣東省支付危機的這個 “孩子”怎么“抱”？事后我們看到，廣東省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用了兩年的時間，化解了彌漫全省的支付機。省政府的工作小組，把他們夜以繼日的緊張戰斗，按時間順序，概括成化解危機的 “三步走”——廣國投破產、粵海重組和關閉近千家中小金融機構。這三個步聚，并非事先精心設計。應付挑戰的方式，被王岐山稱作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仡^來看，其舉措非常符合“砍樹救林”的基本原理：砍出一條防火道，阻止大火向森林縱深蔓延。

第一步：廣國投破產

具有關鍵意義的第一步，是決定廣國投破產。這決不可能是一個輕而易舉的決定。廣國投僅次于中信，是中國第二大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在國際金融界，曾經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一流的商業信譽。廣國投破產，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破產案。為了保證以專業精神執行破產，讓130余家國際債權人能夠接受，廣東省政府雇傭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畢馬威，以清算組顧問的名義，實際扮演清盤官的角色。為此，廣國投必須接受從未有過的徹底調查，與政府不清不楚的關系、令人起疑的決策失誤、嚴重的貪污腐敗、猖狂的瀆職犯罪，不得不全方位地暴露在公眾面前。廣國投破產程序的一個重要副產品，是為中國制訂完備的破產法提供了足夠翔實的案例。

1998年10月6日，關閉廣國投的決定在國際金融界引起震動。1999年1月10日，廣國投申請破產。當時披露廣國投的資產總額，相當于債務總額的60%。資產的追償率只有30%左右，債務的追償率只有18%。國際債權人被告知，廣國投的貸款，90%已經逾期；超過80%的股本投資所在的公司，或者已經破產，或者“正處于困難中”。2000年10月31日，第三次債權人會議，實現的償債只是經過驗證的債務總額的3.38%。據估計，廣國投最終能夠收回的資產，為確認債務的34%。到此時，大多數債權人可以登記出在廣國投的損失。

廣國投破產最重要的意義，是中國政府不承認廣國投欠下的外債等同于非還不可的國家主權債務。這在中國史無前例。中國政府通過第二大國投破產向全世界宣布，中國政府對國投和紅籌總額800億美元（甚至更多）的國際債務，不承擔直接責任。這也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廣東是中國最富有的省份，如果中央政府承擔廣國投的國際債務，將沒有理由不承擔比廣東貧窮得多、在金融風暴中更加困難的海南、福建、廣西等省國投和紅籌的國際債務。承擔全國國投和香港紅籌的國際債務，意味著中央政府60%左右的外匯儲蓄，必須在金融風暴中“撥備”。

這種“沒有選擇的選擇”，居然具有強有力的法理基礎。像歐美國家的政府不會為國有企業無條件承擔所有債務一樣，企業既然是法人，就有權選擇破產來結束生命。廣國投破產，對外符合國際慣例，對內符合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企業自負盈虧，政府不再直接對企業的經營負責。這也為中國的國有企業發出進一步改革的信號：不管它們的規模有多大，國際聲望有多高，曾經有過多么輝煌的歷史，政府最終都會出手挽救、替它們償還債務的歷史，從此終結。

這個信號是如此強烈，讓很多人不能適應。就是到今天，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很多大型國有企業的領導人，對政府拒絕償付外債和廣國投破產，仍然堅持明確的保留態度。這恐怕不簡單出自兔死狐悲的一般感情，面對政府廣泛參與企業經營的現實狀態，企業當然有理由不愿意獨自承擔全部責任。

廣國投破產，同時為與中國國有企業做生意的國際債權人發出改革信號。按照傳統定義，國投和紅籌的所有者是大陸的國家實體，不管是公司還是政府部門。所以，國際債權人堅持國投和紅籌企業的國際債務應被當作主權債對待。1999年6月30日，國際債權人拒絕廣東省政府重組粵海的建議，債權人委員會指出：“債權人強烈認為，借貸給集團（粵海）是基于明確的雙方相互理解的條件，即廣東省人民政府將支持集團并保證集團能完全履行合同義務”。

債權人的理由可以理解。過去，經?；谶@種理念，他們才放心大膽，爭先恐后，把大筆金錢借給國投和紅籌。由于有這樣的理念，債權人用不著對貸款企業和貸款項目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和嚴格的持續監督（這正是銀行從事商業貸款必須花費的主要成本）；與此同時，貸款通常按照企業之間的商業程序和商業利率安排，并不是政府與政府之間，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對發展中國家政府的援助性低息貸款。商業利率本身，應當包含了對商業風險的付費。

1994年5月，廣國投董事長黃炎田成為《商業周刊》的封面人物。封面故事的大標題赫然醒目：“一位紅色資本家的內部世界：黃炎田的高效金融機構正幫助再造中國”。就在粵海重組前夕，粵海集團剛剛榮獲香港政府頒發的年度最佳管理獎，旗下的廣南集團，更是被摩根斯坦利隆重推薦為50個 “全球最佳中小企業”之一（盡管后來的事實表明，廣南領導層問題多多）。這些優良的商業信譽，顯然不是靠長期借債不還贏得的。容易理解的實際情況是，在過去20年時間，國際債權人一方面節省了大筆其他商業貸款必須支持的調查監督費用成本，一方面索取了風險費用又從來不用承擔風險。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國有企業的大鍋飯借著國門開放，居然早就吃到國際上去了。廣國投破產，昭示了國際借貸大鍋飯的游戲規則從此改變。

廣國投破產一案，成為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充滿爭議的里程碑。國際借貸人今后向中國企業提供借貸時，必須像對其他市場經濟體的企業一樣進行周密的風險評估，對企業財務狀況進行持續的嚴格監督，而不能再省下這道主要成本，幻想中國各級政府會繼續無條件承擔國有企業的國際債務。

在考慮國際債權人的同時，工作小組還要在國內個人儲戶中“平息混亂”。這是廣國投破產程序中，國內需要慎重解決的首要問題。超過三萬自然人在廣國投存入8億元人民幣。廣東省各地發生多起請愿事件。人們害怕廣國投的關閉使他們的存款一去不返。廣國投破產同時造成500多名員工失業。中國銀行急忙購入廣國投欠個人儲戶的7.8億元人民幣，在廣國投關閉之后，突然變成最大的單個債權人。這筆交易的資金由廣東省政府提供。省政府同時支付了廣國投職工的遣散費。對于8萬名通過廣國投下屬證券營業部買賣股票的股民，其業務轉移到廣發證券公司，在托管的名義下暫且繼續經營。所有這些涉及社會穩定的安排，必須在嚴格遵守破產法程序、不損害國際債權人權益的前提下進行，因此需要許多比政府過去處理內部事務復雜得多的專業設計。畢馬威和同時聘用的國際著名律師事務所以及大陸著名律師事務所之間的密切合作，在這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第二步：粵海重組

1998年夏末，債權人急切追討債務，粵海集團度日如年。到9月，粵海只能靠省政府的短期資助支付需要緊急償還的債務。展望未來，在欠下的46億美元外債中，1999年1月到期6.8億美元，4月到期11.7億美元。負債比率高達74%?；浐Ｒ呀浬礁F水盡，活不下去了（根據畢馬威的審計報告，到1998年9月30日，粵海集團總債務303億港幣，賬目總資產212億，嚴重資不抵債）。10月8日廣東省政府決定，在廣國投破產的同時挽救粵海。10月26日官方宣布，粵海的債務將通過重組解決?；浐Ｏ聦俚膬杉抑髁ζ髽I——粵海投資和廣南控股，對香港的股市穩定十分重要。重組粵海的決定，一方面使中國政府避免將國有企業的債務視為主權債，一方面給香港股市吃了一粒定心丸：會找到一條途徑，保持資不抵債的紅籌生存下去。

關于重組粵海的談判時走時停，經過一系列漫長艱苦的討價還價，2000年12月6日，國際債權人終于接受高盛提出和修改的重組方案。談判延續數個月的主要原因是，盡管有廣國投破產，債權人仍然希望廣東省政府償還粵海的全部債務。談判僵局一直持續到1999年7月底，東亞銀行董事長李國寶頑強堅持債權人給粵海的貸款得到廣東省政府擔保，在媒體公開宣稱，不惜與粵?！巴瑲w于盡”。李國寶同時擔任粵海旗下紅籌——廣南控股的獨立董事。當然，“同歸于盡”只是一種情緒化的表態，不可能得到國際債權人的廣泛支持。即便有人愿意看到東亞銀行與粵海同歸于盡，也很少有人準備看到整個香港金融界與市值占股市三分之一、現已下跌90%的紅籌企業同歸于盡。廣東省政府用停止償付貸款利息的實際行動表達不妥協的決心。王岐山在第二次 “沒有掌聲”的國際債權人會議上，禮貌、誠懇而又語帶機鋒地說：“我相信廣東省政府和國際債權人都不愿意看到粵海步廣國投的后塵?！备鶕咇R威的評估，如果粵海破產，債權人的損失會達到74%。國際債權人最終只能妥協，與廣東省政府分擔損失。倘若不然，逼迫粵海進入破產程序，損失只會更加嚴重。

粵海重組終于得以順利進行，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官方確實分擔了“痛苦”。在中方，廣東省政府為重組注資高達20.1億美元，幾乎等于債權人總額21.2億美元的削債。廣東省注入的是全省最優質的資產——東深供水項目。香港75%的生產生活用水依賴這個項目。根據廣東省與香港當局的長期供水協議，該項目每年坐收20多億港幣現金。這筆資產注入粵海，相當于現金抵押的功效。

值得一提的是，像雇用畢馬威主持操作廣國投清盤一樣，粵海重組雇用了著名的美國投資銀行——高盛。高盛以顧問名義提出和修改重組方案，召集國際債權人會議。廣國投破產與粵海重組，涉及三百多家國際債權人。日本、韓國駐北京大使館和駐廣州領事館，曾經分頭正式提出照會，強烈表達本國政府對破產和重組的嚴重關注。高盛和畢馬威在國際專業領域的豐富經驗，為廣東省政府妥善處理從未有過的國際商業巨案，提出了大量切實可行的關鍵性建議。不僅如此，作為雇員，高盛和畢馬威有義務充分利用自己在專業領域的國際地位，把廣東省政府的意愿轉變成無可非議的國際慣例。這是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在國際輿論嚴密監督下得以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當然，兩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是不會拒絕賺錢的。但是，倘若沒有國際一流的權威機構參與，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很可能會曠日持久地拖下去，甚至卷入不必要的外交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因素，干擾廣東化解支付危機的當務之急，損害阻止金融危機向內地蔓延的大局。

第三步：關閉上千家中小金融機構

廣國投和粵海涉及的主要是國際債權人。在亞洲金融風暴和香港金融危機中，緊急處理到期國際債務，是無法拖延的當務之急。而當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進入操作程序，1999年底，廣東省政府的工作小組馬上騰出手來，展開化解金融危機的“第三步”——處理地方其他國投、城信社、農金會等中小金融機構的人民幣支付危機。這是一場沒有喘息和休整時間的連續戰斗。

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債務主要來自國內。全國各地企事業單位的投機資金與當地居民的儲蓄混合在一起，循國家規定利率的合法儲戶與大規模的高息存款混合在一起，正常的存貸業務與非法集資混合在一起，合法經營與超出營業范圍的混業投機混合在一起，賬內的損益與賬外的債務權益混合在一起，經營失誤與貪污腐敗、金融犯罪混合在一起……。所有這些交叉組合成一團根本無法理清的亂麻。雖然“第三步”像通常的國內事務一樣，在國際上沒有引起很大反響，但其問題的復雜程度，對廣東省經濟發展和百姓日常生活的影響，不僅不亞于甚至還超過“第一步”和“第二步”。此起彼伏的擠提和聚眾請愿，對社會秩序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影響，要求政府必須迅速給出清晰而明快的解決方案。

中國的一句諺語——“快刀斬亂麻”，可以成為“第三步”最貼切的形容。1999年11月23日，廣東省成立以王岐山為組長的 “廣東省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和農金會金融風險處置工作協調小組”，省長助理武捷思、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行長蔣超良、廣州證券管理辦公室主任劉興強任副組長。廣東省向中央銀行“一攬子”借款380億元；同時，中央銀行向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增撥70億元再貸款額度，專項用于解決人民銀行自辦地方金融機構的遺留問題。用這450億元，到2000年10月，不到一年時間內，廣東省政府對147家城信社1063個分支機構，16家國投及14家辦事處，國投下屬48家證券營業部，以及843家農金會實施停業整頓。這也是危機時刻“沒有選擇的選擇”，卻是當機立斷、化解危機的最佳方案——大刀闊斧地快刀斬亂麻。

借人民幣，不動搖人民幣的外匯儲備，不需要中央政府修改財政預算。為了防止支付危機蔓延，這一次，中央政府毫不猶豫，伸出援助之手。中央銀行的380億借款，由廣東省各級政府的財政擔保，年利率2.25%，不計復利，從2001年起九年時間全部償還，每年折還款47億。這對當時年稅收收入超過1100億元的廣東省來說，是可以做到的 （張繼偉：《廣東金融業排雷》，《財經》2001年5月號，第72-77頁）。

到2000年3月11日，汕尾、韶關、梅州、潮州、湛江、中山、肇慶、汕頭、佛山、珠海、江門、茂名、惠州和廣州市（四家）共17家市屬國投，全部停業整頓。東莞國投經營良好，成為惟一一家獲得“規范保留”的市級國投。深圳國投因為深圳市享有副省級待遇而獲得“規范保留”。省政府財政廳背景的粵財信托亦獲“規范保留”。省屬華僑信托投資公司資不抵債30億元人民幣，省政府注資20億人民幣和國際債權人免息削債30%之后，退還居民存款，摘去金融牌照，改組成一家實業公司。

真正需要投入大量工作的，是廣東全省范圍147家城信社和843家農金會。它們牽扯到千家萬戶，與全國各地的企事業單位構成錯綜復雜的債權債務關系。譬如，韶關市13家城信社擁有20多萬儲戶。從維護社會安定的第一需要出發，工作小組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對需要清理的金融機構進行全面摸底。為此，還專門開發出“分檔次存款統計表”和“待移交中國工商銀行儲戶資料清單”兩套軟件。根據摸底情況，協調小組制定了居民儲蓄和外債優先的政策原則。在居民儲蓄中，進一步分成10萬元以上，5000-10萬元、2000-5000元、1000-2000元以及1000元以下若干檔次。小額存款通常來自普通百姓，首先兌付，得以最大限度減少社會震動（譬如，梅州市農金會個人股金90%在5萬元以下）。另外，關閉企業的失業職工，需要妥善安排。韶關市按每月1000元的標準，給城信社職工多發兩個月工資后遣散，得到協調小組的肯定。

這些表面上看起來簡單明了的政策原則，在實際組織和操作過程中卻復雜多變。概括起來說，與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相比，具有八個方面顯著的不同特征：

首先是大規模綜合性的統一指揮。協調小組的領導成員由省政府辦公廳、省法院、省檢察院、省委宣傳部、省農業廳、省財政廳、省審計廳、省公安廳、省監察廳、省勞動廳、省國有資產管理局、省發展研究中心、廣發證券、省工商銀行、廣州外匯管理局、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中國農業銀行廣東省分行等部門領導組成。一次性關閉上千家企業和機構，需要在各級政府從各個部門抽調精銳干部組成工作組。譬如，惠州市抽調了400人，江門市抽調了200人，揭陽市抽調了138人。全省各級政府估計有兩千多人參加了行動。

第二是防止兌付范圍擴大和國有資產損失。提前對上千家農金會和城信社的業務摸底，提供了數據方面的技術保證。用各地財政擔保和按期償還中央借款的政策，抑制了基層擴大兌付范圍的積極性。廣東省政府從廣國投破產的經歷中，充分學習了香港清盤官鐵面無私、雷厲風行的作派，在全省范圍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襲擊方式，工作組突然進駐，賬、據、表、章、證、照、槍支、彈藥、電腦資料、檔案數據，全部收繳封存。11月23日成立工作協調小組，24日省政府召開 “全省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和農金會風險處置工作會議”，到12月5日，僅僅十天時間，珠海、汕頭、南海、湛江、佛山、肇慶、中山、江門十家國投的30家證券營業部，由廣發證券完成托管。到12月24日，僅僅18天時間，停業整頓工作組全部接管封存了全省147家城信社 （1063個分支機構）。到2000年1月31日，僅僅兩個月時間，中間還過了一個春節，全省各地城信社共兌付自然人存款160億元，完成任務的83.3%。如此這般“閃電戰”似的政府工作效率，為多年市場化改革以來所僅見。不僅兌付范圍來不及擴大，而且把清盤過程中由于交接混亂可能造成的財產損失，降低到最少。

第三是對公從進行明確而深入的政策宣傳，避免引發超出關閉范圍的信用危機。在擠提頻繁發生的支付危機期間，大面積“一攬子”關閉、重組農金會和城信社，對本來已經人心惶惶的普通百姓而言，無異于晴天霹靂。大批存款從不在閉關范圍的農村信用社和城市商業銀行向主要國有商業銀行轉移。特別是一些政府部門參與其間，越發加劇了社會的恐慌氣氛。譬如，韶關市發現國稅局、鐵路、公路系統和樂昌監獄、樂昌市國稅局、財政局、人壽保險公司、電信局等14家單位，以各種方式通知下屬單位從農村信用社轉移資金1141億元，結果造成一些地方的農村信用社和城市商業銀行發生擠提。在這一情形之下，各級政府開動所有宣傳機器，報紙發布詳細消息，電話接受查詢和采訪，地方廣播電臺和地方電視臺、有線電視臺全天24小時滾動播放各種政策規定。各級領導紛紛出面講話、寫文章，包括盧瑞華和王岐山也在發行量最大的《南方日報》為農村信用社大說好話，防止“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們的努力使這一事件的性質、范圍以及有關政策規定真正做到了家喻戶曉，才不致釀成情緒性、災難性的社會動蕩。

第四是把握非法投機與合法儲蓄之間微妙的政策界限。首先兌付眾多自然人的合法存款。這是可能影響社會安定的廣大人群。這部分兌付順利完成，化解金融危機的第三步就勝利在望了。事件處理中，對企業和機構存款暫時凍結支付，待資產清收變現后，再根據情況決定償付方式和比例。鑒于城信社和農金會大多數嚴重資不抵債，很可能以破產方式退出市場，估計機構類存款的償付率不會超過20%。

最難分辨和處理的是個體大戶。廣東經濟發展以個體經濟為主，在大量個人名義的存款中，幾乎無法確定正常儲蓄存款與個體企業投機資金的政策界限。這里的“大戶室伺候”，十分具有喜劇性質?！按髴羰摇币辉~，來源于證券交易營業部對大筆炒家的特殊優待，包括單獨的辦公室、電腦、免費供水供應等等。清盤兌付對債權大戶的“大戶室伺候”，形式一樣而本質完全不同。不少貪圖高額回報的大筆投機資金，是沒有合法收入來源或者沒有照章納稅的“不義之財”，當事人如果沒有足夠的勇氣在規定時間走進 “大戶室”，接受工商、稅務和法律部門的登記認證，債權自動一筆勾銷。90年代初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的王岐山，受命托管并關閉由他親手組建的中農信，當時采取這個方法，曾經自然勾銷了一些無人認領的大戶債務。這一經驗在更大范圍推廣，為廣東省化解金融危機節約了部分開支。

第五是及時變通處理緊急支付。私人儲蓄分檔分期兌付、企事業單位存款暫時凍結的政策，為一些企事業單位和個人帶來不便。譬如，解放軍某部因城信社關閉而無法提取官兵生活費，經湛江市請示省政府協調小組，先從地方財政借錢應急；譬如，韶關大學部分師生在城信社的存款凍結，經過思想工作，才沒有請愿鬧事；譬如，興寧城鎮城信社企事業單位存款多，凍結后不少機關單位發不出工資，由法院牽頭組織追債解決；譬如，韶關對資金已被鎖定、暫無其他資金來源的公共服務單位，給予暫緩三個月繳費并免收滯納金的照顧，使受影響單位得以正常運作；等等。

第六，及時處理復雜的省外債權和法律糾紛。上千家中小金融機構不只在廣東省集資投資存款貸款，而且在全國各地金融機構擁有大量債權債務關系，關閉重組過程中，引發大量各種類型的法律糾紛。譬如，汕頭國投因拖欠河南中原信托公司40萬美元，被鄭州中級法院強行劃走保證金賬戶里的40萬元人民幣和汕頭國投海濱證券營業部清算賬戶里的352萬元人民幣；譬如，珠海國投與陜西省國投資金合同糾紛案裁決生效，西安中級法院查封珠海國投下屬公司所有的兩萬平方米土地，并委托陜西企業就地拍賣；譬如，武漢中級法院劃扣廣東華僑信托投資公司深圳營業部存款89萬元，并扣押賬簿，查封辦公場地；等等。僅珠海國投一家，就有40宗進入執行程序的案件。這些跨地區的法律糾紛，為廣東省干凈利落地清產核資帶來極大的麻煩。

第七，堅持基本政策前提下的因地制宜。譬如，在關閉農金會時，汕頭市中小額股金一次性兌付，大額股金分期兌付；專項借款由農委調劑，按比例分配，人民銀行負責監督。茂名市則只付本金，不付利息。佛山市本金全付，扣除高息后償付合法利息。南海市在兌付黃岐農金會個人股金時，甚至扣回已經支付的歷年高息4564萬元（賬目清楚是前提條件）。因地制宜的好處顯而見。本來各地城信社、農金會的發展不平衡，對社會安定的影響面和深度各有差異。既然是各地財政擔保并還債，省政府沒有必要制定完全統一的方案?；菊呓y一，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之后，留有因地制宜的余地，各級政府分擔責任，公眾在具體處理上即便有些不滿，也不會全部集中到省政府來。這應當是工作小組的高明之處。

第八，追求化解危機與道德風險之間的盡可能平衡。中央借錢化解支付危機，對道德風險提出了嚴重挑戰。中央政府承擔不起不解決危機的嚴重后果。不間斷的擠提和大規模請愿，已經對社會穩定造成可怕的影響。廣東省政府必須對金融企業監管不力承擔責任，省級以下的地方政府，同樣必須承擔監控不力的責任。上千家中小金融機構受地方市縣政府的控制，地方干部在其中擔任要職，混亂的管理常常是犯罪行為的掩護，不應當像大赦一樣一體案恕。而且，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合法債務必須繼續追討。債務人逃脫還債責任，道德風險勢必進一步加深。廣東省政府要求各級政府財政擔保，用財政收入在八年時間還清中央借款，強化了各級政府變賣被關閉的中小金融機構的資產和追討欠款的積極性，可以在一定程度實現“道德風險補償”。為了減輕還債負擔，各級各地政府分別制定了追討債務的具體辦法。這雖然不可能從根本上平衡道德風險，畢竟聊勝于無。

“三步走”：沒有結束的故事

砍樹救林，是森林救火常用的緊急手段。當熊熊大火燃燒起來，為了阻止火勢向同樣干燥易燃的森林縱深蔓延，必須冒著高溫和濃煙，在森林和大火之間，爭分奪秒砍伐樹木，砍出一條阻止大火燎原的防火道。亞洲金融風暴的大火燃燒到香港，在香港岌岌可危之際，不僅廣東的支付危機遍地燃燒，并且明顯呈現出通過全國各地資不抵債的國投、紅籌、城信社、農金會、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國有銀行的地方分支機構向壞賬累累的整個金融體系蔓延的可怕前景。廣東省政府化解金融危機的工作小組，在危急時刻扮演了奮不顧身、砍樹救林的搶險角色。

廣國投這棵世人矚目的參天大樹，曾經為廣東省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2002年三次拍賣的廣國投總部大樓——廣東國際大廈，一直是廣東省對外開放、廣州市繁榮昌盛的標志性建筑?；浐t是廣東省對外開放的“窗口公司”，1994年和1998年，粵海投資和廣南控股先后成為香港恒生指數企業，不僅為廣東而且為香港的繁榮貢獻頗豐。直到1997年6月，廣南集團供應香港98%的淡水魚、80%的家禽、70%的蔬菜和20%的活豬，是香港該類業務規模最大的貿易公司之一。破產、重組的黯然結局，當然令人惋惜，所以有學者提出“債轉股”的體面方案。在經濟正常發展時期，處理個別企業的資產流動性危機，用市場拍賣債權的方法，可以兼收財務重組和企業改革 （所有權多元化）之利。甚至在廣國投破產之后，為了避免破產和重組的屈辱，在市場上公開拍賣債務，實現“債轉股”的理想，仍然引起中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然而，金融危機之下，人人缺的都是現金，企業股權跌得幾乎一錢不值，企業債權豈能賣得出去？1999年4月，由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李劍閣牽頭，會同中國人民銀行和對外經濟貿易部組成聯合調查組，專程赴廣東省緊急調研。調查組了解了廣國投和粵海的真實處境，廣泛征求中介機構的意見之后，否定了“債轉股”的建議。當然，粵海重組過程中少部分債務，經過幾乎破裂的艱苦談判，最終安排成股權形式，是另外一回事情。

廣國投破產前夕，香港中資企業辦公室的討債電話應接不暇，討債人員門庭若市。法院傳票、律師函、告狀信、最后通牒，雪片一般飛來。各種威逼恫嚇，無所不用其極。1999年1月10日，廣國投破產的消息見報，香港中資企業辦公室一片寂靜，習慣了應付各類債主的公司老總們，忽然無所事事，不知該干什么好了。

廣國投破產，根本改變了中資企業在國際債務糾紛中永遠被動挨打的局面。到90年代中期，中信的債務相當于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20%。廣國投的債務相當于廣東省政府財政收入的30%，深圳和福建的國投債務相當于各自省市財政收入的40%，上海和天津的國投債務相當于各自市政府財政收入的70%。對此，朱基對國際債權人表達得比王岐山更加直截了當：如果你們逼得太緊，他們（國投們）將別無選擇，只好申請破產。為此，2000年10月，朱基訪問日本期間，日本媒體還在批評他拒絕讓中央政府替海南國投還債。批評歸批評，抱怨過后，還得面對實際。那就是，國投和紅籌作為企業的獨立法人，按照國際慣例，有資格享受百富勤、正達集團一樣的待遇，要么破產，要么重組。實踐最后的總體成果是，47家主要紅籌企業市值平均損失86%。除廣信企業一家因廣國投破產而清盤，其余所有紅籌無力償還的國際債務，也全部重組。1999年全國有329家國投，到2002年只保留了80多家。除了海南國投破產清盤，其余所有國投無力償還的國際債務，也全部重組。重組的基本原則，與高盛在粵海重組中提出的“國際慣例”一樣，無外乎是所有者注資、債權人削債、轉期和部分債轉股的組合。

平心靜氣而論，雖然是內外兩股“熱錢”共同造就廣東省的支付危機，“三步走”還是顧全大局的。特別是第三步，中央借款優先兌付居民儲蓄和償還外債。雖然國際債權人根據粵海重組的樣板，普遍承受了免息后削債30%的損失，但是比起國內機構債權人（或投機資金）血本無歸，它們仍然得到了中國政府的特殊優待。第三步實施之前，廣東省地方中小金融機構賬面總資產691億元人民幣（張繼偉：《廣東金融業排雷》，《財經》2001年5月號，第72頁）。這些資產中的相當一部分，是通過貼水高達30%以上的集資債務實現的。就算是假設沒有資產流失和投資失誤造成嚴重虧損，一單位債務對應一單位資產，再假設700億資產對應的只是當年一年的債務，按貼水30%估算，對應的債務總額，應當是上千億元的規模。到2001年底，經中央借款兌付個人儲蓄283億元。余下的近700億，當是企事業單位投資（投機）。賬面上近700億總資產，究竟能夠清收變現回來多少，很難有樂觀預期。據官方統計，到2001年底，共追收資產123億元，占691億元賬目總資產的17.8%；其中收回現金31.8億，占賬目總資產的4.6%。余下的資產，實際上，很多已經泥牛入海了。譬如，惠州21家城信社的不良資產高達98%。汕尾城區信用社賬目資產余額5086萬元，實際收回648萬，不到13%。在頂風冒火砍樹救林之際，廣東省政府對普通百姓和外商刀下留情。與國內債權人高達80%以上的“削債”相比，削債30%的國際債權人應當千恩萬謝了。

值得一提的是，廣東省化解金融危機“三步走”的一個副產品，是公開暴露出大量金融腐敗和金融犯罪。不難想像，即便是簡單試圖清理企業財務賬目，都會直接觸犯犯罪集團和犯罪分子的切身利益。面對判刑坐牢、包括被判死刑的現實前景，“三步走”的每一步，都是邪惡與正義之間的殊死搏斗。更何況，廣東省省長盧瑞華公開要求各級政府領導人 “及時查處違法違紀案件，打擊金融犯罪”。特別說明問題的是，王岐山以常務副省長身份，經常出現在公眾和媒體面前；在他背后，是從不公開張揚的“省委五人領導小組”。他們的名單按黨內地位而不是按政府職務排序：省委副書記、省長盧瑞華（組長），省委副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陳紹基，省委副書記、組織部長劉鳳儀，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王岐山，省委常委、省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華元。倘若沒有政治上空前強大的領導小組，化解金融危機的“三步走”，恐怕一步也邁不出去。正因為“三步走”是在政法、組織、紀委的直接領導下展開，一個重要收獲是，在步伐所及的范圍內“水落石出”，實現了一場對腐敗犯罪分子的大規模清洗。

廣國投先后受到六批政府工作組的調查，發現了大量的腐敗證據。廣國投的海外業務徹底腐敗，與海外華人罪犯廣泛合作，并與廣國投總部的高級官員相互勾結。2000年7月，黃炎田被逮捕。他是廣國投90年代的總裁和副董事長。廣國投其他兩位高級經理以及廣國投 （深圳）總經理均被逮捕。另外兩位在香港的廣國投高級經理通緝在逃。他們分別涉嫌開具假信用證，價值十億港幣。

畢馬威為粵海重組作調查時，披露粵海集團具有 “嚴重的做假賬問題”。根據香港法律，構成詐騙罪?；浐＜瘓F共有35人收到逮捕令?；浐Ｗ顕乐氐墓_犯罪活動發生在廣南控股。香港廉政公署向廣南領導層發出18張逮捕令，包括前董事長、六位前董事、女財務經理和財務總監助理。

對恩平非法集資案的調查，導致許多政府官員和金融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被捕。原中國建設銀行恩平支行行長，因為將大量資金引入恩平而立功，被提升為恩平市副市長。這位副市長由于大量貪污被捕，被判處死刑，緩期15年。恩平案件中涉及的其他官員，包括恩平市前市長和一位市委副書記，后者一度被提升為（地級）江門市副市長。

但是，化解大火蔓延的危險，不等于改變了雜草叢生的生態。危機過后，這片土壤會繼續生長出什么東西？會不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三步走”暴露出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值得改革決策者認真思索。

（本文原題為《砍樹救林：廣東化解金融危機“三步走”》，本報有刪編，并略去作者原注釋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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