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作家中沒做過老師的少。胡適被蔡元培校長聘請到北大，教授中國哲學史。年方27歲的教授胡博士，人年輕，思想新銳，原來中國哲學史都是從三皇五帝講起，這位留美的胡博士卻另有體系，他從 《詩經》講起，他認為《詩經》里那些訓世詩的作者們是真正的思想家，這種講法震動了北大。就有老教師拿了胡適的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嘲笑說，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哲學史大綱，豈不是成了大綱的大綱了？課堂上坐著的北大學子也都不是省油的燈，比如顧頡剛，后來在他的《古史辨》序中就說到胡適這一改給他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了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不能下”。但是聽了幾堂課，顧頡剛漸漸感到，這年輕教師雖然書讀得沒有老教師多，但“在裁斷上足以自立”。他又拉了外系同學傅斯年——當時學生中的翹楚、日后也是新文化界重量級人物——去聽課，結論也是一樣。于是胡適在北大講壇上算是立住了。后來講義印成書也是頗為轟動的。就像蔡元培評介中常常出現的“從前所沒有的”“從前所不注意的”，這本書無疑是新文化運動中開風氣之作、劃時代之作。而且該書用白話文寫作，并用了新式標點符號——從內容到形式，里外三新?？上攵@本書在當時是多么“炫”。風度翩翩的胡博士，著西裝，打領結，活躍在學術圈中，一笑像個花臉貓（張愛玲的媽曾對胡適有這樣的描述），魅力十足。

胡適做導師強于當作家。他的作家名號，主要得自《嘗試集》。這本新文學史上第一本白話詩集，占了“第一本”的先機，在文學史上非常有名，讀中文系的人都記得 “兩只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么，一只忽飛還。剩下那一只，孤單怪可憐”的詩作，哪有詩味兒？胡適是杜威的學生，講實證主義，叫做“大膽懷疑，小心求證”，“無一字無來歷”，學者的冷靜與作家的熱烈畢竟矛盾。

這一重矛盾魯迅也深有體會。他與許廣平商量未來生活時，也還頗為躊躇。相比胡適，魯迅創作、教書做學問，兩方面都做得好。1929年他回北平探母，見了一些老友新朋、學者教授，在給夫人許廣平的信中，他很自負地寫道：“我自從到此以后，綜計各種感受，似乎我與新文學和舊學問各方面，凡我所著手的，便給別人一種威嚇”，“所以所得到的非攻擊便是‘敬而遠之’。這種情形，使我更加大膽闊步，然而也使我不復專于一業……”干什么成什么，讓一般庸人羨慕、嫉妒、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雖有道聽途說的陳西瀅的 “抄襲”之誣陷和莫名其妙的蘇雪林之謾罵，終不能遮蔽其光輝。而他在北大、女師大教書，常常是黑壓壓坐滿了人，外系、外校學生也來旁聽、偷聽；他離開廈門大學，當即就有好幾個學生跟著他轉學。許廣平當年給老師寫的第一封信，開頭就有這樣的句子：“現在寫信給你的，是一個受了你快要兩年的教訓，是每星期翹盼著聽講《小說史略》的，是當你授課時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好發言的一個小學生……”

據許廣平一些回憶，魯迅當老師的“范兒”屬于“酷”那一類。夾個包袱皮，內藏講義，非常守時，鈴聲響過，上來就講，從不點名。貨真價實的學問，用不著插科打諢，而對于人生世態的剖析處處閃現睿智光芒，所謂幽默，絕對是智慧綽綽有余的產物——中國不乏所謂“幽默作家”，比起并不提倡幽默的魯迅，那真是高下立判。讀過魯迅雜文的人不難想見，課堂上學子們如何隨著老師的講述起伏著情緒而時常哄堂大笑。這時，他自己卻不笑，偶爾，被青年學子熱情洋溢的笑聲感染，他才難得破顏一笑，嚴峻的臉瞬間煥發出真誠相對的笑容。

魯迅也不是裝酷不笑，人到中年畢竟城府深，更何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讓他操心又不順心……哪像青年學生少見多怪、毛丫頭動不動就傻笑一氣。比如，據偷聽他講課的張友鸞回憶，魯迅講武俠小說，說他小時候在南方，讀到小說里描寫俠客們飛檐走壁，就很羨慕神往；等他來到北方一看，房檐也不高，房頂平平的，人們在上面曬煤球、晾衣被，走來走去的，連他也能上去跑，學生就笑。他講舊小說的缺點，正趕上從衣服口袋里掏一條手帕抹汗，看見手帕上有星星點點的破洞，就名士風度地揚了揚，示意同樣有“缺點”，于是學生又笑……

老師的魅力太大，女學生后來就愛上了，這樣的“佳話”在新文學作家中還是頗多的。師生戀的易發生，是因為老師地位天然令人崇拜。不過沈從文與張兆和的師生戀，卻又不同。沈從文妙筆生花，滿腹錦繡文章，在課堂上卻毫無風采，又緊張，第一堂課憋了半天講不出一個字。講也是期期艾艾、吃吃訥訥地講，當然吸引不了女學生。好在胡適幫他，說他半天講不出話，學生還是靜靜的，沒把他轟走，說明還是對這個作家老師有期待。又對張兆和說，沈從文，挺不錯呀。于是乎，一保住了沈從文的“教席”，二成全了他的戀愛。

女生愛老師，男學生則成為老師的追隨者?，F代文學作家圈子，有一些就是圍繞老師形成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魯迅周圍的幾個文學團體。據說他們提到魯迅，都是“導師”如何，讓圈子外某些人聽了直撇嘴，覺得他們的崇拜心理很不現代。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像魯迅與胡適，對當時的青年都有精神引領的作用，也堪稱導師。雖然兩人“道”不大相同。魯迅要青年走到十字街頭、直面人生，胡適要青年“踱進實驗室”，“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孰是孰非，且不論，但他們都有自己的清晰的人生主張。

也有自已還“惑”著的老師，給學生們上課，就很有意思。徐志摩當時對國家現狀不滿、失望，他提出中國有三種病癥——混亂，變態，一切標準顛倒。他開出了自己的“藥方”：他主張打破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界限，打破江浙人和北方人的界限，實行“盡量的通婚”，改造民族，使“將來的青年男女一定可以兼有士民和農民的特長，體力和智力得到均平的發展”。他給學生上課時，也宣講過這種烏托邦思想。他還懇切地要求女生畢業后去嫁農民，讓江浙學生找北方人談婚論嫁，引得同學們哄堂大笑。他的學生趙家璧直率地問他可是當真，詩人只好回到現實，說：這不過是我的“理想國”而矣。

不過徐志摩作為一名教授英國文學課的老師還是非常棒的。他進課堂，總是將隱藏在長袍袖底的煙蒂偷偷吸了最后一口，向門角一丟，開講。詩人的熱情，赤子之心腸，絲毫沒有教授架子，江浙普通話夾著流利的英語，一會兒朗誦濟慈的《云雀》，一會兒分析講解，蓬勃的生氣，活躍的思想，淵博的知識，廣泛的興趣，感染熏陶著學生們。他帶學生去看畫展，鼓勵聽西洋古典音樂，有一次還應學生們請求，在校園古墓前上課。他靠著一棵古槐樹，學生們分坐兩旁石條凳上，頭頂滿樹綠葉，耳畔小鳥啁啾，徐志摩給學生們念赫德生的 《綠色大廈》、《鳥與人》……

從20年代到40年代，作家們當老師半多是為了解決生計，寫作不足以養家糊口，雖然教育當局也每每“欠薪”。像魯迅那樣最終放棄教授學問而以筆為生，終是少數。而且北京時期魯迅也是幾處兼課，去廈門大學教書也有經濟上的考慮——愛國僑領陳嘉庚創辦的廈大給教授的工資在當時大學中是很高的了。而抗戰時，偌大北中國擺不下一張課桌，南遷南遷，西南聯大的教師們——那是全中國的斯文所在——也已經是窮得替人寫字、刻章、充幕僚的都有，還有教授夫人替人打毛衣、焙制小點心當街售賣以補貼家用，即便如此，弦歌不輟。再后來，更有朱自清教授餓死，聞一多教授慘死……不僅窮，政治因素也越來越多地影響教師這個行業了……

我的作家老師

郭娟

487

2010-09-20

郭娟

　　新文學作家中沒做過老師的少。胡適被蔡元培校長聘請到北大，教授中國哲學史。年方27歲的教授胡博士，人年輕，思想新銳，原來中國哲學史都是從三皇五帝講起，這位留美的胡博士卻另有體系，他從 《詩經》講起，他認為《詩經》里那些訓世詩的作者們是真正的思想家，這種講法震動了北大。就有老教師拿了胡適的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嘲笑說，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哲學史大綱，豈不是成了大綱的大綱了？課堂上坐著的北大學子也都不是省油的燈，比如顧頡剛，后來在他的《古史辨》序中就說到胡適這一改給他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了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不能下”。但是聽了幾堂課，顧頡剛漸漸感到，這年輕教師雖然書讀得沒有老教師多，但“在裁斷上足以自立”。他又拉了外系同學傅斯年——當時學生中的翹楚、日后也是新文化界重量級人物——去聽課，結論也是一樣。于是胡適在北大講壇上算是立住了。后來講義印成書也是頗為轟動的。就像蔡元培評介中常常出現的“從前所沒有的”“從前所不注意的”，這本書無疑是新文化運動中開風氣之作、劃時代之作。而且該書用白話文寫作，并用了新式標點符號——從內容到形式，里外三新?？上攵@本書在當時是多么“炫”。風度翩翩的胡博士，著西裝，打領結，活躍在學術圈中，一笑像個花臉貓（張愛玲的媽曾對胡適有這樣的描述），魅力十足。

胡適做導師強于當作家。他的作家名號，主要得自《嘗試集》。這本新文學史上第一本白話詩集，占了“第一本”的先機，在文學史上非常有名，讀中文系的人都記得 “兩只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么，一只忽飛還。剩下那一只，孤單怪可憐”的詩作，哪有詩味兒？胡適是杜威的學生，講實證主義，叫做“大膽懷疑，小心求證”，“無一字無來歷”，學者的冷靜與作家的熱烈畢竟矛盾。

這一重矛盾魯迅也深有體會。他與許廣平商量未來生活時，也還頗為躊躇。相比胡適，魯迅創作、教書做學問，兩方面都做得好。1929年他回北平探母，見了一些老友新朋、學者教授，在給夫人許廣平的信中，他很自負地寫道：“我自從到此以后，綜計各種感受，似乎我與新文學和舊學問各方面，凡我所著手的，便給別人一種威嚇”，“所以所得到的非攻擊便是‘敬而遠之’。這種情形，使我更加大膽闊步，然而也使我不復專于一業……”干什么成什么，讓一般庸人羨慕、嫉妒、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雖有道聽途說的陳西瀅的 “抄襲”之誣陷和莫名其妙的蘇雪林之謾罵，終不能遮蔽其光輝。而他在北大、女師大教書，常常是黑壓壓坐滿了人，外系、外校學生也來旁聽、偷聽；他離開廈門大學，當即就有好幾個學生跟著他轉學。許廣平當年給老師寫的第一封信，開頭就有這樣的句子：“現在寫信給你的，是一個受了你快要兩年的教訓，是每星期翹盼著聽講《小說史略》的，是當你授課時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好發言的一個小學生……”

據許廣平一些回憶，魯迅當老師的“范兒”屬于“酷”那一類。夾個包袱皮，內藏講義，非常守時，鈴聲響過，上來就講，從不點名。貨真價實的學問，用不著插科打諢，而對于人生世態的剖析處處閃現睿智光芒，所謂幽默，絕對是智慧綽綽有余的產物——中國不乏所謂“幽默作家”，比起并不提倡幽默的魯迅，那真是高下立判。讀過魯迅雜文的人不難想見，課堂上學子們如何隨著老師的講述起伏著情緒而時常哄堂大笑。這時，他自己卻不笑，偶爾，被青年學子熱情洋溢的笑聲感染，他才難得破顏一笑，嚴峻的臉瞬間煥發出真誠相對的笑容。

魯迅也不是裝酷不笑，人到中年畢竟城府深，更何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讓他操心又不順心……哪像青年學生少見多怪、毛丫頭動不動就傻笑一氣。比如，據偷聽他講課的張友鸞回憶，魯迅講武俠小說，說他小時候在南方，讀到小說里描寫俠客們飛檐走壁，就很羨慕神往；等他來到北方一看，房檐也不高，房頂平平的，人們在上面曬煤球、晾衣被，走來走去的，連他也能上去跑，學生就笑。他講舊小說的缺點，正趕上從衣服口袋里掏一條手帕抹汗，看見手帕上有星星點點的破洞，就名士風度地揚了揚，示意同樣有“缺點”，于是學生又笑……

老師的魅力太大，女學生后來就愛上了，這樣的“佳話”在新文學作家中還是頗多的。師生戀的易發生，是因為老師地位天然令人崇拜。不過沈從文與張兆和的師生戀，卻又不同。沈從文妙筆生花，滿腹錦繡文章，在課堂上卻毫無風采，又緊張，第一堂課憋了半天講不出一個字。講也是期期艾艾、吃吃訥訥地講，當然吸引不了女學生。好在胡適幫他，說他半天講不出話，學生還是靜靜的，沒把他轟走，說明還是對這個作家老師有期待。又對張兆和說，沈從文，挺不錯呀。于是乎，一保住了沈從文的“教席”，二成全了他的戀愛。

女生愛老師，男學生則成為老師的追隨者?，F代文學作家圈子，有一些就是圍繞老師形成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魯迅周圍的幾個文學團體。據說他們提到魯迅，都是“導師”如何，讓圈子外某些人聽了直撇嘴，覺得他們的崇拜心理很不現代。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像魯迅與胡適，對當時的青年都有精神引領的作用，也堪稱導師。雖然兩人“道”不大相同。魯迅要青年走到十字街頭、直面人生，胡適要青年“踱進實驗室”，“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孰是孰非，且不論，但他們都有自己的清晰的人生主張。

也有自已還“惑”著的老師，給學生們上課，就很有意思。徐志摩當時對國家現狀不滿、失望，他提出中國有三種病癥——混亂，變態，一切標準顛倒。他開出了自己的“藥方”：他主張打破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界限，打破江浙人和北方人的界限，實行“盡量的通婚”，改造民族，使“將來的青年男女一定可以兼有士民和農民的特長，體力和智力得到均平的發展”。他給學生上課時，也宣講過這種烏托邦思想。他還懇切地要求女生畢業后去嫁農民，讓江浙學生找北方人談婚論嫁，引得同學們哄堂大笑。他的學生趙家璧直率地問他可是當真，詩人只好回到現實，說：這不過是我的“理想國”而矣。

不過徐志摩作為一名教授英國文學課的老師還是非常棒的。他進課堂，總是將隱藏在長袍袖底的煙蒂偷偷吸了最后一口，向門角一丟，開講。詩人的熱情，赤子之心腸，絲毫沒有教授架子，江浙普通話夾著流利的英語，一會兒朗誦濟慈的《云雀》，一會兒分析講解，蓬勃的生氣，活躍的思想，淵博的知識，廣泛的興趣，感染熏陶著學生們。他帶學生去看畫展，鼓勵聽西洋古典音樂，有一次還應學生們請求，在校園古墓前上課。他靠著一棵古槐樹，學生們分坐兩旁石條凳上，頭頂滿樹綠葉，耳畔小鳥啁啾，徐志摩給學生們念赫德生的 《綠色大廈》、《鳥與人》……

從20年代到40年代，作家們當老師半多是為了解決生計，寫作不足以養家糊口，雖然教育當局也每每“欠薪”。像魯迅那樣最終放棄教授學問而以筆為生，終是少數。而且北京時期魯迅也是幾處兼課，去廈門大學教書也有經濟上的考慮——愛國僑領陳嘉庚創辦的廈大給教授的工資在當時大學中是很高的了。而抗戰時，偌大北中國擺不下一張課桌，南遷南遷，西南聯大的教師們——那是全中國的斯文所在——也已經是窮得替人寫字、刻章、充幕僚的都有，還有教授夫人替人打毛衣、焙制小點心當街售賣以補貼家用，即便如此，弦歌不輟。再后來，更有朱自清教授餓死，聞一多教授慘死……不僅窮，政治因素也越來越多地影響教師這個行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