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 陳夏紅

我比較喜歡

對公共事件發表意見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搞了個“50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評選，把我也選上了。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很多媒體搞活動慶祝，比如《南方都市報》搞的“30年，30人”，以及體改委評選的 “三十年風云人物”，還有“中國改革開放30年論壇暨評選活動”評選出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這些評選結果中都有我。2009年6月，《南方周末》搞了一個“中國夢的踐行者”，也給我發了一個獎。

我覺得，這些活動一方面是有媒體在推動，而在這個推動的過程中，被評選出來的人物就打上了“公共知識分子”的標簽。而公共知識分子，在今天這個環境下，在當局看來就多少有點說你是反對派的意味了。當然，頻頻在公共事件中發言，也會招致各方面的關注。尤其是如果稍微有點名氣，那么有關部門就要留意你在相關活動里面起什么作用，關心你是不是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

2005年3月8日，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作報告，我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現在沒有專門對法學某些具體問題作深入的研究，但是我這個人又喜歡發表言論，什么題目都談一些?！边@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我現在的思想狀態。尤其是最近這十多年，我幾乎不擔任任何職務了，說話、做事也自由很多，對于我認為具有價值但又明顯失之公平的公共事件，我也愿意以法學家的身份發表我的看法，此外，對于人權入憲、司法改革、物權法等大家關心的問題，我也比較喜歡發表意見。

我想，這可能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特色!

民法與憲法:誰先誰后

大家都知道，我的專業是搞民商法的。但是最近幾年，我又跟修憲或憲政問題發生了比較多的聯系，甚至讓人誤以為我跟憲法之間也有關系。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可能是涉及中國的憲政問題，我愿意表達自己的意見。

那么，民法與憲法到底有沒有關系？且不說理論層面的爭執，其實在立法實踐中，尤其是《物權法》的制定過程中，已經涉及這個問題。反對 《物權法》的北京大學鞏獻田教授，振振有詞地指責《物權法》違憲；那么，我們支持《物權法》的學者，則必須證明《物權法》沒有違憲，我們當然要找出理由來。那么為什么說《物權法》不違憲呢？

回答這個問題，不能不講民法學界和憲法學界之間的爭論。在《物權法》的討論過程中，民法學者和憲法學者確實發生了一些爭論，產生了某些隔閡。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在我看來，問題的產生，主要是因為有些民法學者把這個問題說得太極端，他們認為從法律史的角度看，是先有民法，后有憲法。

先有民法，后有憲法，這個對不對？當然對。民法從古羅馬時代就有，那時候羅馬法很發達，而且羅馬法體系中只簡單分為公法和私法，還沒有憲法。憲法完全是現代法學概念，修憲的問題、立憲的概念，這都是現代的概念。

但有的學者認為，既然先有民法，后有憲法，那么，民法是跟憲法當然沒關系，所以，民法體系跟憲法體系不應該被同日而語。民法和憲法沒關系？民法可以超越憲法？憲法學者聽了這種說法，就感覺到有點刺耳了。

爭執的實質在于，談論這個問題的歷史角度不一樣，結論也就大相徑庭。在法學的歷史發展中，民法是先有的，而憲法是后來的。而且，憲政是有憲政國家的概念時才有的。民法和憲法之間的關系，不能簡單地說誰大于誰、誰高于誰。

所以我后來講，《物權法》也好，民法典也好，整個都是受憲法來管。如果非要說民法和憲法是平行的，民法與憲法是互相獨立的，這種說法肯定不合適。

我曾經對我國的憲政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我對憲政里面保障人的權利的問題，談過一些自己的看法。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和義務里面，當然也包括了財產權，所以任何國家的憲法里面，不管是聲明保護私有財產，還是宣揚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哪種表述都是首先肯定公民的財產權。沒有公民財產權的保護，嚴格說來算不上一部好的憲法。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說憲法本身必然保護私人財產權。

民法里面，當然也涉及人身權和財產權。實際上，民法從產生之初，就以保護財產權為主，無論羅馬法還是 《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都是如此。

那么這么做，有沒有保護人身權呢？后來民法學界就有爭論，民法到底是保護人身權還是財產權？有的學者說，應該先保護人身權;而有的學者則認為，應該先保護財產權，人身權不是不重要，但在民法里面人身權不是最重要的。

在這種背景下，后來涉及人身權保護，西方國家大都是按照人權法院的體系來解決的。也正是因為如此，西方國家的人權研究是很重要的。

這就是中國和西方法學理念的差異所在。我們在《民法通則》中，將人身權內容單獨成一章，規定隱私權、人身權、名譽權等內容。對于人身權侵權訴訟，也單獨在普通的法院里提起訴訟?？墒窃跉W洲國家，這些訴訟都是由人權法院審理的。

因此，無論涉及人的財產權還是人身權的保護，憲法都是有明確規定的。所以從這方面來說，民法和憲法有很多交融點，而且，這些交融點是不可忽視的。

憲法保護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實際上就是三大權利：一是政治權利，二是社會權利，三是民事權利。我想對憲法意義上的公民權利作出這種區分是有意義的。

政治權利指的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這樣的一些權利，這部分權利是我們最應加強的，這部分權利我們只在憲法中有規定，而沒有單行法的保障。唯一有單行法的，只是一部 《集會游行示威法》。我們沒有言論法，沒有新聞法，沒有出版法，沒有結社法，這是很欠缺的。我們的憲法權利沒有實際的法律保障。

那么社會權利當然比較多了，比如受教育權也好，勞動權也好，社會保障權也好，甚至包括被告之后的人身權利等。我想這部分權利，整體而言是在逐漸改善之中。

最后當然還有民事權利。這部分權利都是在《民法通則》里規定。正是由于公民的這部分權利在憲法中仍然有很多不足、不完善的地方，所以，現在引起了人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和焦慮。比如說違憲問題，違憲以后怎么辦?我國的憲法沒有違憲審查機制，如果違憲了以后，是不能到法院里提起訴訟的。像前幾年山東的齊玉苓案，考試錄取后又被別人頂替，那么當事人的受教育權被侵犯了，能不能援引憲法條文用訴訟來保護呢?這是我國憲法中很大的問題。我也常常講，中國的問題，實質上還是憲法權利保障的問題。

將私有財產權絕對化

是對《物權法》的曲解

2007年3月，重慶發生了“最牛釘子戶”事件。對于這起拆遷紛爭，我與輿論的主流觀點并不一致。

我想，當時的社會輿論有一種誤區，就是將私有財產權絕對化，那是對《物權法》的曲解。

下轉42版

上接41版

　　根據《物權法》的規定，因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對公民的私有財產進行征收，給予合理補償。具體補償的標準，地方政府也有相應的規定。但補償是否合理，也不能完全由個人說了算，不能說只要個人的要求沒有達到，補償就是不合理的。

任何征收行為都是由行政權力來行使的。如果財產所有人認為征收的補償不公正、不合理，認為行政機關在權力行使的過程中存在著不公正或者程序違法，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這是公民的合法權利。如果起訴后，法院判決認為仍然應當拆遷，那么我認為應當執行法院的判決，至少在目前的體制下沒有其他的辦法。

目前，社會輿論有一種誤區，就是將私有財產權絕對化，如果大家都認為我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能拆我的房子，那是對 《物權法》的曲解。

任何社會，都需要有一個基本的秩序，需要用一種理性的辦法來解決矛盾。所謂理性的辦法，就是在其他手段無法解決爭議的時候，最后提交給法院，由法院作出最終的裁決。在重慶“釘子戶”事件中，人們被政府野蠻拆遷行為的照片激怒了，從而把憤怒行為導向那種斷水、斷電、斷交通的行為，而忽略了“釘子戶”是否有充分依據抗拒拆遷。

當然，目前我國在行政訴訟中，抽象行政行為不能起訴，而各地政府制定的拆遷補償標準，正是被視為抽象行政行為而不能起訴，這個問題確實存在。應當說，我們目前還缺少一個東西，根據法律規定，政府在拆遷的時候，如果財產所有人認為不合理，也只能針對具體行政行為起訴，而不能針對抽象行政行為。當政府制定一個有關拆遷補償標準的規定，被認為不合理，這被認為是抽象行政行為，不是針對具體的某個人，而是針對所有公民的拆遷補償辦法，法院對這種起訴一般不會受理，即使受理也會駁回訴訟請求。因此，法院在拆遷案件的判決中，只是判決是否強制拆遷，并沒有解決補償是否合理，更沒有去審查政府制定的補償規定是否公平合理。所以說，法律確實有不完善的地方，將來只能通過《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應的法律完善來解決這個問題。

此外，圍繞拆遷問題，對于到底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商業利益，社會各界爭議較大，重慶“最牛釘子戶”的所在地亦涉及此問題。

美國就有一個案子，大名鼎鼎的輝瑞制藥廠要在一個小鎮上建制藥廠，遭到該鎮居民的反對，引起很大爭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康納認為，在這個鎮上建設制藥廠，雖然屬于商業行為，但可以提供就業機會，也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

20世紀20年代，美國修建帝國大廈時，很多商戶要被拆掉。當時，這些商戶就提出，修建帝國大廈是商業利益行為，我們私人商戶也是商業利益，憑什么我們小商戶要給大商戶作出犧牲?后來經過討論，還是傾向性地認為帝國大廈是當時最高的建筑，代表美國的形象，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理解為公共利益。這就是說，從美國歷史上發生的情況看，這個問題也是非常復雜的。

我們在制定《物權法》的時候，對于什么是公共利益，最初是想采取列舉的辦法，但后來還是沒有列舉。因為一旦列舉，等于作繭自縛。這個問題很難一概而論，不能說只要具有營利性質，就一律認為是商業利益。

《物權法》實施以后，也不是所有的問題就都徹底解決了，因為 《物權法》并沒有列舉哪些是公共利益，哪些是商業利益。當然，這起事件給我們最大的意義，就是提醒我們，《物權法》頒布施行之后，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還需要相關法律予以完善。目前，法院在拆遷案件的判決中，只是判決是否強制拆遷，并沒有解決補償是否合理，更沒有去審查政府制定的補償規定是否公平合理。

總之，我對重慶“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的觀點，并不像輿論主流一樣，一邊倒地偏向當事人。這也引來了網上無數的批評，有的說我坐在開發商一邊，有的說只有把我下放到農村，才會讓我變成人民的法學家。后來我開玩笑說，我在這個事件中，受到了“吳敬璉式的攻擊”，吳敬璉教授就老被輿論誤解為替富人、替權貴說話。對于“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吳蘋一家拒絕拆遷的理由是政府提出的 “拆遷涉及公共利益”的說法不能成立。我想這就有問題了，難道他說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什么是社會公共利益，不是個人決定的，而是由法院決定的。

我想，該保護的也保護了，當事人該申訴的也申訴了，救濟手段已經窮盡，那么，對法院已經下達裁定，就要按法院裁定執行，最終還是要有公權力的行使。如果法院已作裁決，就要執行的，要尊重法院，抵制或不服從是不行，除非法院撤銷裁決，在世界任何國家，法院的最后判決和裁決都是不可動搖的，這是最高權威，否則就不是法治社會了。

只向真理低頭

我自己認為，我從劃右派到后來出來工作，后來又被免職，我的一生里面，很重要的一個就是盡量不說違心話，尤其是在重大問題上我不說違心話。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說出我的觀點。你認為我合適，我就來擔任工作;你認為不合適，你給我免掉，我還是一個教授。

中國歷次的政治運動遺留下來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培養一種不敢說真話的習慣。中國真正敢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是比較少的，所以也可以說，這是知識分子的某種軟弱性吧!可能從中國來說，知識分子總有一些軟弱性。這種東西也不能太多地責怪當事人。我只能說，在這種情況下，我盡量做到了說真話。不去誣陷別人，不去往上爬，不去為了追求官職而昧掉自己的良心，我覺得盡量做到這一點，是我一生很大的愿望。我在當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期間，我也沒有去跑官或者跑什么，我覺得知識分子就是憑自己的知識和能力，能夠在這個范圍做到問心無愧，學生覺得這個老師還有他的起碼的良心，同事對你也還有起碼的理解，這就夠了。

不媚權，也不討好輿論

最近我對獨立思考這一點感觸特別深。在這么一個網絡時代，你的任何意見都會在短短時間內傳遍世界。而且，你的觀點可能會得到輿論的擁護，也可能會遭到強烈的批評。我想作為知識分子，思考、發表意見，固然不能屈從于權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討好甚至屈從于輿論。

我所親歷的，除了“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外，楊佳案亦是如此。

楊佳案發生后不久，2008年10月25日下午，《新京報》與首都青年編輯記者協會邀請我在國家圖書館共同舉辦 《改革三十年法治進程的軌跡和曲線》報告會。

報告結束后，照例是回答聽眾提問。這時候，一位坐在中后排的聽眾問我，“前不久發生的北京青年楊佳襲擊上海警察事件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請問江教授對此事怎么看?”我對此也沒多想，我認為無論司法過程有多大問題，司法結果本身仍然需要尊重，不能結果有利于當事人就說是司法公平，結果不利于當事人就說司法不公，更何況這是一起殺人案件。所以我說，“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審判決結果?！蔽以捯魟偮?，聽眾席中傳出一個聲音，“我堅決反對判處楊佳死刑!”從公民的角度，自然有權利表達對于判決的態度。所以，我繼續回答這個問題，“盡管上海市司法系統在楊佳案審判過程中，確實存在許多問題，比如相關證據不公開、審判過程不公開等。但我堅持認為，楊佳殺了人，判處死刑不存在問題，我完全同意上海高院的判決結果?！边@個問題就此打住，輪到另一位聽眾提問，他并沒有提出問題，而是對我的回答做了評論，“江教授，我非常尊重您在中國法學界的泰斗地位，正因為如此，我才抽出我的寶貴時間來聽您的報告。您前面的講話我都贊同，但是您在楊佳案件上的觀點我不同意。假如我手里有一個雞蛋，我一定會向您扔過去?！蔽矣悬c沒太聽清楚他的評論，因此請他再重復一遍，他說，“假如我手里有一個雞蛋，我一定會向您扔過去?！边@場報告就這樣結束了。

說實在的，就這些事件來說，最終的問題，都是可能不公平的司法判決該不該執行。我理解每一個人對于明顯不公的司法判決的憤慨。但是，我也常常說，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就是“只向真理低頭”，我從來沒有、未來也不會為了討好某一個群體而說話，我想我所言的言論，都是經過我獨立思考后才發出的。

我為什么要吶喊

2010年1月23日，《律師文摘》編輯部將他們的年會和我的八十大壽賀壽文集合在一起開。在這次年會上，我也作了個發言，一方面表達謝意，另一方面也說說我心里的想法。

我覺得，現在我們國家法治的形勢較為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能對我有更高的期待，但是，我覺得自己各個方面的不足還很多。嚴格來說，改革30年我實際上做了一個我分內的事情，就是為私權而呼吁。因為我選擇了民法、選擇了私權，就是因為在中國的私權保護太薄弱了，或者說中國的私權在強大的公權面前，始終是處于弱勢。這個私權可能是包括私人企業的權利，可能包括私人財產的權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廣義的私權。

我最近兩本書都用了“吶喊”這個詞，頭一本書是《我所能做的是吶喊》，另一本書是《私權的吶喊》。最近兩年，我為什么選擇了“吶喊”這個詞?一方面，當然是受了魯迅的啟發，但也不僅僅是因為這一點。我覺得選擇“吶喊”，很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形勢越來越嚴迫，也就是說外面的環境越來越惡劣了。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必要 “吶喊”，不管你用了什么字，“吶喊”是在情況比較惡劣的情況下，人們去呼吁的一種聲音。

我想用“吶喊”這個詞，也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既要敢于斗爭，又要善于斗爭。我覺得在現今中國法治建設的情況下，要把這兩個東西很好結合起來。我始終在思考，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要么你是善于斗爭而不敢表態，或者你敢于表態，有時候又失去分寸。因為中國的法治建設與政治體制緊密聯系，政治制度不改革，法治、司法改革包括其他任何東西，都沒有太大的成就。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弄不好就容易“踩著線”、跨過禁區。如何能夠在中國，把這兩個東西很好地結合起來，既敢于斗爭，又要善于斗爭，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

但無論如何，我對中國的法治仍然是抱著樂觀的態度。我以前經常愛說一句話，中國的法治是進兩步、退一步，今天我仍然不改變這個觀點。因為從私權的保護角度來看，中國的私權保障比過去是大大進步了，不用說在前30年，更不要說在“文革”的這10年，就是在改革開放的30年，通過了《物權法》這樣的洗禮，人們對于私權保護的權利意識大大提高。成都自焚的案件也好，別的案件也好，已經表明了人們私權的覺醒，再加上我們律師在里面的作用，這種平民覺醒的意識那是非常厲害的。

我們在20年前，通過《行政訴訟法》的時候，在當時是很難設想通過一部《行政訴訟法》來保障私人的權利。而今天，不管怎么說，人們通過訴訟也好、其他方式也好，來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這一點，可以說大家都懂得這個道理了，懂得了自己的權利是不能夠受到侵犯的。不管怎么說，我們現在強調保護私權，還是要強調兩個方面:一個方面，私人的正當權利必須要保障，但是，我們還是要注意不能濫用權利，我們把握住這點就行了。（摘自即將出版的《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第33章，發表時略有刪節）

江平：我為什么要吶喊

江平 陳夏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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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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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 陳夏紅

我比較喜歡

對公共事件發表意見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搞了個“50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評選，把我也選上了。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很多媒體搞活動慶祝，比如《南方都市報》搞的“30年，30人”，以及體改委評選的 “三十年風云人物”，還有“中國改革開放30年論壇暨評選活動”評選出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這些評選結果中都有我。2009年6月，《南方周末》搞了一個“中國夢的踐行者”，也給我發了一個獎。

我覺得，這些活動一方面是有媒體在推動，而在這個推動的過程中，被評選出來的人物就打上了“公共知識分子”的標簽。而公共知識分子，在今天這個環境下，在當局看來就多少有點說你是反對派的意味了。當然，頻頻在公共事件中發言，也會招致各方面的關注。尤其是如果稍微有點名氣，那么有關部門就要留意你在相關活動里面起什么作用，關心你是不是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

2005年3月8日，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作報告，我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現在沒有專門對法學某些具體問題作深入的研究，但是我這個人又喜歡發表言論，什么題目都談一些?！边@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我現在的思想狀態。尤其是最近這十多年，我幾乎不擔任任何職務了，說話、做事也自由很多，對于我認為具有價值但又明顯失之公平的公共事件，我也愿意以法學家的身份發表我的看法，此外，對于人權入憲、司法改革、物權法等大家關心的問題，我也比較喜歡發表意見。

我想，這可能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特色!

民法與憲法:誰先誰后

大家都知道，我的專業是搞民商法的。但是最近幾年，我又跟修憲或憲政問題發生了比較多的聯系，甚至讓人誤以為我跟憲法之間也有關系。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可能是涉及中國的憲政問題，我愿意表達自己的意見。

那么，民法與憲法到底有沒有關系？且不說理論層面的爭執，其實在立法實踐中，尤其是《物權法》的制定過程中，已經涉及這個問題。反對 《物權法》的北京大學鞏獻田教授，振振有詞地指責《物權法》違憲；那么，我們支持《物權法》的學者，則必須證明《物權法》沒有違憲，我們當然要找出理由來。那么為什么說《物權法》不違憲呢？

回答這個問題，不能不講民法學界和憲法學界之間的爭論。在《物權法》的討論過程中，民法學者和憲法學者確實發生了一些爭論，產生了某些隔閡。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在我看來，問題的產生，主要是因為有些民法學者把這個問題說得太極端，他們認為從法律史的角度看，是先有民法，后有憲法。

先有民法，后有憲法，這個對不對？當然對。民法從古羅馬時代就有，那時候羅馬法很發達，而且羅馬法體系中只簡單分為公法和私法，還沒有憲法。憲法完全是現代法學概念，修憲的問題、立憲的概念，這都是現代的概念。

但有的學者認為，既然先有民法，后有憲法，那么，民法是跟憲法當然沒關系，所以，民法體系跟憲法體系不應該被同日而語。民法和憲法沒關系？民法可以超越憲法？憲法學者聽了這種說法，就感覺到有點刺耳了。

爭執的實質在于，談論這個問題的歷史角度不一樣，結論也就大相徑庭。在法學的歷史發展中，民法是先有的，而憲法是后來的。而且，憲政是有憲政國家的概念時才有的。民法和憲法之間的關系，不能簡單地說誰大于誰、誰高于誰。

所以我后來講，《物權法》也好，民法典也好，整個都是受憲法來管。如果非要說民法和憲法是平行的，民法與憲法是互相獨立的，這種說法肯定不合適。

我曾經對我國的憲政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我對憲政里面保障人的權利的問題，談過一些自己的看法。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和義務里面，當然也包括了財產權，所以任何國家的憲法里面，不管是聲明保護私有財產，還是宣揚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哪種表述都是首先肯定公民的財產權。沒有公民財產權的保護，嚴格說來算不上一部好的憲法。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說憲法本身必然保護私人財產權。

民法里面，當然也涉及人身權和財產權。實際上，民法從產生之初，就以保護財產權為主，無論羅馬法還是 《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都是如此。

那么這么做，有沒有保護人身權呢？后來民法學界就有爭論，民法到底是保護人身權還是財產權？有的學者說，應該先保護人身權;而有的學者則認為，應該先保護財產權，人身權不是不重要，但在民法里面人身權不是最重要的。

在這種背景下，后來涉及人身權保護，西方國家大都是按照人權法院的體系來解決的。也正是因為如此，西方國家的人權研究是很重要的。

這就是中國和西方法學理念的差異所在。我們在《民法通則》中，將人身權內容單獨成一章，規定隱私權、人身權、名譽權等內容。對于人身權侵權訴訟，也單獨在普通的法院里提起訴訟?？墒窃跉W洲國家，這些訴訟都是由人權法院審理的。

因此，無論涉及人的財產權還是人身權的保護，憲法都是有明確規定的。所以從這方面來說，民法和憲法有很多交融點，而且，這些交融點是不可忽視的。

憲法保護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實際上就是三大權利：一是政治權利，二是社會權利，三是民事權利。我想對憲法意義上的公民權利作出這種區分是有意義的。

政治權利指的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這樣的一些權利，這部分權利是我們最應加強的，這部分權利我們只在憲法中有規定，而沒有單行法的保障。唯一有單行法的，只是一部 《集會游行示威法》。我們沒有言論法，沒有新聞法，沒有出版法，沒有結社法，這是很欠缺的。我們的憲法權利沒有實際的法律保障。

那么社會權利當然比較多了，比如受教育權也好，勞動權也好，社會保障權也好，甚至包括被告之后的人身權利等。我想這部分權利，整體而言是在逐漸改善之中。

最后當然還有民事權利。這部分權利都是在《民法通則》里規定。正是由于公民的這部分權利在憲法中仍然有很多不足、不完善的地方，所以，現在引起了人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和焦慮。比如說違憲問題，違憲以后怎么辦?我國的憲法沒有違憲審查機制，如果違憲了以后，是不能到法院里提起訴訟的。像前幾年山東的齊玉苓案，考試錄取后又被別人頂替，那么當事人的受教育權被侵犯了，能不能援引憲法條文用訴訟來保護呢?這是我國憲法中很大的問題。我也常常講，中國的問題，實質上還是憲法權利保障的問題。

將私有財產權絕對化

是對《物權法》的曲解

2007年3月，重慶發生了“最牛釘子戶”事件。對于這起拆遷紛爭，我與輿論的主流觀點并不一致。

我想，當時的社會輿論有一種誤區，就是將私有財產權絕對化，那是對《物權法》的曲解。

下轉4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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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物權法》的規定，因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對公民的私有財產進行征收，給予合理補償。具體補償的標準，地方政府也有相應的規定。但補償是否合理，也不能完全由個人說了算，不能說只要個人的要求沒有達到，補償就是不合理的。

任何征收行為都是由行政權力來行使的。如果財產所有人認為征收的補償不公正、不合理，認為行政機關在權力行使的過程中存在著不公正或者程序違法，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這是公民的合法權利。如果起訴后，法院判決認為仍然應當拆遷，那么我認為應當執行法院的判決，至少在目前的體制下沒有其他的辦法。

目前，社會輿論有一種誤區，就是將私有財產權絕對化，如果大家都認為我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能拆我的房子，那是對 《物權法》的曲解。

任何社會，都需要有一個基本的秩序，需要用一種理性的辦法來解決矛盾。所謂理性的辦法，就是在其他手段無法解決爭議的時候，最后提交給法院，由法院作出最終的裁決。在重慶“釘子戶”事件中，人們被政府野蠻拆遷行為的照片激怒了，從而把憤怒行為導向那種斷水、斷電、斷交通的行為，而忽略了“釘子戶”是否有充分依據抗拒拆遷。

當然，目前我國在行政訴訟中，抽象行政行為不能起訴，而各地政府制定的拆遷補償標準，正是被視為抽象行政行為而不能起訴，這個問題確實存在。應當說，我們目前還缺少一個東西，根據法律規定，政府在拆遷的時候，如果財產所有人認為不合理，也只能針對具體行政行為起訴，而不能針對抽象行政行為。當政府制定一個有關拆遷補償標準的規定，被認為不合理，這被認為是抽象行政行為，不是針對具體的某個人，而是針對所有公民的拆遷補償辦法，法院對這種起訴一般不會受理，即使受理也會駁回訴訟請求。因此，法院在拆遷案件的判決中，只是判決是否強制拆遷，并沒有解決補償是否合理，更沒有去審查政府制定的補償規定是否公平合理。所以說，法律確實有不完善的地方，將來只能通過《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應的法律完善來解決這個問題。

此外，圍繞拆遷問題，對于到底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商業利益，社會各界爭議較大，重慶“最牛釘子戶”的所在地亦涉及此問題。

美國就有一個案子，大名鼎鼎的輝瑞制藥廠要在一個小鎮上建制藥廠，遭到該鎮居民的反對，引起很大爭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康納認為，在這個鎮上建設制藥廠，雖然屬于商業行為，但可以提供就業機會，也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

20世紀20年代，美國修建帝國大廈時，很多商戶要被拆掉。當時，這些商戶就提出，修建帝國大廈是商業利益行為，我們私人商戶也是商業利益，憑什么我們小商戶要給大商戶作出犧牲?后來經過討論，還是傾向性地認為帝國大廈是當時最高的建筑，代表美國的形象，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理解為公共利益。這就是說，從美國歷史上發生的情況看，這個問題也是非常復雜的。

我們在制定《物權法》的時候，對于什么是公共利益，最初是想采取列舉的辦法，但后來還是沒有列舉。因為一旦列舉，等于作繭自縛。這個問題很難一概而論，不能說只要具有營利性質，就一律認為是商業利益。

《物權法》實施以后，也不是所有的問題就都徹底解決了，因為 《物權法》并沒有列舉哪些是公共利益，哪些是商業利益。當然，這起事件給我們最大的意義，就是提醒我們，《物權法》頒布施行之后，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還需要相關法律予以完善。目前，法院在拆遷案件的判決中，只是判決是否強制拆遷，并沒有解決補償是否合理，更沒有去審查政府制定的補償規定是否公平合理。

總之，我對重慶“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的觀點，并不像輿論主流一樣，一邊倒地偏向當事人。這也引來了網上無數的批評，有的說我坐在開發商一邊，有的說只有把我下放到農村，才會讓我變成人民的法學家。后來我開玩笑說，我在這個事件中，受到了“吳敬璉式的攻擊”，吳敬璉教授就老被輿論誤解為替富人、替權貴說話。對于“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吳蘋一家拒絕拆遷的理由是政府提出的 “拆遷涉及公共利益”的說法不能成立。我想這就有問題了，難道他說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什么是社會公共利益，不是個人決定的，而是由法院決定的。

我想，該保護的也保護了，當事人該申訴的也申訴了，救濟手段已經窮盡，那么，對法院已經下達裁定，就要按法院裁定執行，最終還是要有公權力的行使。如果法院已作裁決，就要執行的，要尊重法院，抵制或不服從是不行，除非法院撤銷裁決，在世界任何國家，法院的最后判決和裁決都是不可動搖的，這是最高權威，否則就不是法治社會了。

只向真理低頭

我自己認為，我從劃右派到后來出來工作，后來又被免職，我的一生里面，很重要的一個就是盡量不說違心話，尤其是在重大問題上我不說違心話。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說出我的觀點。你認為我合適，我就來擔任工作;你認為不合適，你給我免掉，我還是一個教授。

中國歷次的政治運動遺留下來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培養一種不敢說真話的習慣。中國真正敢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是比較少的，所以也可以說，這是知識分子的某種軟弱性吧!可能從中國來說，知識分子總有一些軟弱性。這種東西也不能太多地責怪當事人。我只能說，在這種情況下，我盡量做到了說真話。不去誣陷別人，不去往上爬，不去為了追求官職而昧掉自己的良心，我覺得盡量做到這一點，是我一生很大的愿望。我在當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期間，我也沒有去跑官或者跑什么，我覺得知識分子就是憑自己的知識和能力，能夠在這個范圍做到問心無愧，學生覺得這個老師還有他的起碼的良心，同事對你也還有起碼的理解，這就夠了。

不媚權，也不討好輿論

最近我對獨立思考這一點感觸特別深。在這么一個網絡時代，你的任何意見都會在短短時間內傳遍世界。而且，你的觀點可能會得到輿論的擁護，也可能會遭到強烈的批評。我想作為知識分子，思考、發表意見，固然不能屈從于權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討好甚至屈從于輿論。

我所親歷的，除了“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外，楊佳案亦是如此。

楊佳案發生后不久，2008年10月25日下午，《新京報》與首都青年編輯記者協會邀請我在國家圖書館共同舉辦 《改革三十年法治進程的軌跡和曲線》報告會。

報告結束后，照例是回答聽眾提問。這時候，一位坐在中后排的聽眾問我，“前不久發生的北京青年楊佳襲擊上海警察事件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請問江教授對此事怎么看?”我對此也沒多想，我認為無論司法過程有多大問題，司法結果本身仍然需要尊重，不能結果有利于當事人就說是司法公平，結果不利于當事人就說司法不公，更何況這是一起殺人案件。所以我說，“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審判決結果?！蔽以捯魟偮?，聽眾席中傳出一個聲音，“我堅決反對判處楊佳死刑!”從公民的角度，自然有權利表達對于判決的態度。所以，我繼續回答這個問題，“盡管上海市司法系統在楊佳案審判過程中，確實存在許多問題，比如相關證據不公開、審判過程不公開等。但我堅持認為，楊佳殺了人，判處死刑不存在問題，我完全同意上海高院的判決結果?！边@個問題就此打住，輪到另一位聽眾提問，他并沒有提出問題，而是對我的回答做了評論，“江教授，我非常尊重您在中國法學界的泰斗地位，正因為如此，我才抽出我的寶貴時間來聽您的報告。您前面的講話我都贊同，但是您在楊佳案件上的觀點我不同意。假如我手里有一個雞蛋，我一定會向您扔過去?！蔽矣悬c沒太聽清楚他的評論，因此請他再重復一遍，他說，“假如我手里有一個雞蛋，我一定會向您扔過去?！边@場報告就這樣結束了。

說實在的，就這些事件來說，最終的問題，都是可能不公平的司法判決該不該執行。我理解每一個人對于明顯不公的司法判決的憤慨。但是，我也常常說，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就是“只向真理低頭”，我從來沒有、未來也不會為了討好某一個群體而說話，我想我所言的言論，都是經過我獨立思考后才發出的。

我為什么要吶喊

2010年1月23日，《律師文摘》編輯部將他們的年會和我的八十大壽賀壽文集合在一起開。在這次年會上，我也作了個發言，一方面表達謝意，另一方面也說說我心里的想法。

我覺得，現在我們國家法治的形勢較為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能對我有更高的期待，但是，我覺得自己各個方面的不足還很多。嚴格來說，改革30年我實際上做了一個我分內的事情，就是為私權而呼吁。因為我選擇了民法、選擇了私權，就是因為在中國的私權保護太薄弱了，或者說中國的私權在強大的公權面前，始終是處于弱勢。這個私權可能是包括私人企業的權利，可能包括私人財產的權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廣義的私權。

我最近兩本書都用了“吶喊”這個詞，頭一本書是《我所能做的是吶喊》，另一本書是《私權的吶喊》。最近兩年，我為什么選擇了“吶喊”這個詞?一方面，當然是受了魯迅的啟發，但也不僅僅是因為這一點。我覺得選擇“吶喊”，很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形勢越來越嚴迫，也就是說外面的環境越來越惡劣了。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必要 “吶喊”，不管你用了什么字，“吶喊”是在情況比較惡劣的情況下，人們去呼吁的一種聲音。

我想用“吶喊”這個詞，也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既要敢于斗爭，又要善于斗爭。我覺得在現今中國法治建設的情況下，要把這兩個東西很好結合起來。我始終在思考，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要么你是善于斗爭而不敢表態，或者你敢于表態，有時候又失去分寸。因為中國的法治建設與政治體制緊密聯系，政治制度不改革，法治、司法改革包括其他任何東西，都沒有太大的成就。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弄不好就容易“踩著線”、跨過禁區。如何能夠在中國，把這兩個東西很好地結合起來，既敢于斗爭，又要善于斗爭，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

但無論如何，我對中國的法治仍然是抱著樂觀的態度。我以前經常愛說一句話，中國的法治是進兩步、退一步，今天我仍然不改變這個觀點。因為從私權的保護角度來看，中國的私權保障比過去是大大進步了，不用說在前30年，更不要說在“文革”的這10年，就是在改革開放的30年，通過了《物權法》這樣的洗禮，人們對于私權保護的權利意識大大提高。成都自焚的案件也好，別的案件也好，已經表明了人們私權的覺醒，再加上我們律師在里面的作用，這種平民覺醒的意識那是非常厲害的。

我們在20年前，通過《行政訴訟法》的時候，在當時是很難設想通過一部《行政訴訟法》來保障私人的權利。而今天，不管怎么說，人們通過訴訟也好、其他方式也好，來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這一點，可以說大家都懂得這個道理了，懂得了自己的權利是不能夠受到侵犯的。不管怎么說，我們現在強調保護私權，還是要強調兩個方面:一個方面，私人的正當權利必須要保障，但是，我們還是要注意不能濫用權利，我們把握住這點就行了。（摘自即將出版的《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第33章，發表時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