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是漢人的還是“滿人”的，這似乎不成問題，按慣常說法，滿人是“夷”，在明代人的眼里這個“夷”字和野獸的意思差不多，這些“野獸”占據了大明江山，怎么可能被承認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老老實實去掉身上的膻腥，心里至少還得經過一番文化的洗澡，這番身體到心靈的洗澡有一個名稱叫“漢化”。

可偏有人說“大清”統治成功的秘訣是依靠“滿人”的特性，猛一聽有些奇談怪論的感覺。這些“奇談怪論”被編到了一本書里，這本書叫《“新清史”的研究與爭鳴》?！按笄濉睔v史既然被“新”了一次，自然有“新”的道理。我的理解是，“新”在“大清”滿人眼里和“漢化”完全是兩個意思，滿人即使要洗澡，跳進的也不是和漢人一個澡缸，膻味也未必洗凈才有資格做咱們“中國”的皇上。乾隆爺不僅是漢人的君主，還自封是蒙古的“可汗”，西藏的“文殊菩薩轉世”。他的行動蹤跡在紫禁城和避暑山莊之間來回遷移，絕不是為了防暑這么簡單，就是要回避仿佛老在漢人的浴缸里洗澡這種印象。在他們看來，除了多沾點漢人的文氣，再留點滿人的膻氣似乎沒有什么不好，反而顯示的是“大清”不同于明人那般狹隘偏執。

明人修長城，把滿人擋在了外面，理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是一個族群堆里長起來的，心里的想法一定是擰著的?？擅鞒瘡拇耸亲援嫿缇€，占據的地盤卻變得小多了，皇帝還被蒙古后裔瓦刺給擄去羞辱了一番。于是遭滿人嘲笑說，我們與蒙古、西藏結盟，他們就是天然的屏障，明人費了那么大勁兒，不但長城內的中原地盤守不住，連南宋茍延殘喘的樣子都維持不下去，“南明”只存在了十八年，南宋卻存活了百年以上。所以，“大清”皇帝把宋朝貶得一塌糊涂，康熙皇帝捧宋代的儒學大師朱熹，可到了乾隆爺就開始不斷 “辟宋”，就是批判宋代那些士人的思想，好像是和他爺爺的想法打架。其實不然，宋代流行把北方人（金人、遼人、西夏人）當作野蠻人的想法，一直讓“大清”皇帝們耿耿于懷。

“大清”皇帝喜歡說“漢唐”的好處，甚至屢屢羨慕古代的黃金年代——“周代”，不愿說“宋朝”的好話，為什么呢？有一個理由是，周代取代商朝，不過是“西夷”取代“東夷”罷了，“夷”只是相當于一種戶籍，和“文明”與“野蠻”的區分扯不上關系。如果“夷”是野獸，那么，周人也是野獸了，因此，“夷”是野獸這個宋代以后出現的解釋自然不成立，這是雍正皇帝的看法。乾隆爺和他爸爸不一樣的地方是，他更喜歡提及“漢唐”盛世，因為唐代君主李世民就是個“雜種”，按陳寅恪先生的考證可能有北方蠻族血統，按宋人的標準也是個 “野蠻人”。乾隆爺說，你看，連唐太宗都是個“雜種”，我們這些“雜種”當皇帝有什么不可以嗎？這問題問到了要害。關鍵在于，乾隆爺自己接受了不少漢人的文化思想，但他死不承認這輩子就變成了漢人的文化奴才了。這與我們漢人學者一廂情愿地說什么滿人被“漢化”了，好像還有點距離。

以上是“新清史”新在哪里的一點歸納。但“新”過頭就有點語走偏鋒，故作驚人的意思，比如說乾隆帝曾一度連篇累牘地在諭旨中提倡 “滿語騎射”，意思是要教導滿人保持自己民族的傳統語言和生活習俗，這單看是一種民族特性的認同，但更大的背景卻與此正好相反，因為滿人大臣都大多不喜用滿語書寫奏折，或者通篇頻頻出現病句錯字，弄得乾隆爺不斷發火，才用諭旨罵人，恰恰說明滿語騎射的習俗處于迅速衰落的過程，而不是什么區別于“漢化”的統治特點。所謂“缺什么才吆喝什么”，正如當今社會，越是道德闕失才提倡樹立“新道德”的意義，而絕非現在道德空前的純潔高尚。如果脫離了當時的歷史語境，可真有點拿著雞毛當令箭的味兒了。

再有個例子是“正統”的問題，每個新王朝建立時都要給自己的出身找個說法，必須清楚地說明自己“正統”的根兒埋在什么地方，“大清”是關外蠻族入主大統，這個“統”到底應該接到哪里去。如果按照種族的接續原則，滿人從人種上說都是位于宋朝北方的金人后代。所以他們在東北時還叫“后金”，但有了“大清”的名號后就犯了難了，到底是接漢人的“統”，還是接金人的“統”？一些史臣拍馬屁，說編歷史時咱們“大清”應該接著遼金的“統”，結果馬屁拍在了馬腿上，被乾隆爺一頓臭罵，乾隆說“大清”應該接的是宋元明的朝代，把那么重要的“統”接在了一個地方政權的根上，這不是自己貶自己嗎？可見，乾隆爺腦子里的“統”不是狹窄的種族觀念，好想非得把“大清”名號和自己的祖先綁在一起誓不罷休，他的腦子想的是，對更廣大空間疆域的控制才是建立“正統”最重要的因素。

以上所舉兩條沒有為“漢化”翻案的意思。在此想為“新清史”和“老清史”的區別簡單歸納幾句：首先，“新清史”強調“斷裂”，“老清史”強調“連續”，在“新清史”的眼里，滿人的清朝幾乎完全可以割裂成一個和漢人的明朝不一樣的朝代，這顯得有點聳人聽聞。

再有“新清史”強調“區分”，“老清史”強調“涵化”。滿人和漢人的區別（語言、服飾、軍事、社會習俗）是一個核心論點，老一輩滿眼卻是只承認滿人被漢化的歷史。

第三，“新清史”更強調“東—西”，“老清史”更重視“南—北”。老一輩眼中，滿人由北向南，步步緊逼，先入關搶占中原，后大兵吞噬江南，完全是南北貫穿而下的野蠻態勢，而漢人文化也是步步涵化，逐漸給這些塞外禽獸洗澡，刷洗膻腥，到最后不分彼此，這想法骨子里有點“大漢族主義”，卻也不無道理。

“新清史”卻說周代東夷西夷可以相互換位，哪有什么漢人中心。于是“大清”的疆域延綿不絕地應該向西延伸到蒙古、新疆、西藏和中亞。那是一種類似近代歐洲“殖民”的過程，“大清”西進被想象成了一個西方不斷東進，到處“殖民”非西方地域的翻版。這種時髦的“全球化”歷史觀把“大清”納入到了東西交流的世界史框架下定位，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漢人”在里面幾乎完全消失了。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問，如果把“東西”和“南北”的視角調和起來后效果如何？我想，“清史”解釋是不是應該出現一個第三條道路。